“怎么，又看见我们头顶红光，脚踏祥瑞啦？”每当这时，平日里从不刻薄的达摩总要冷冷地奉上这么一句。
“哎呀！这一路上的好心情都让这些人给搅坏了！居然打着佛教的幌子公然在这里招摇撞骗，真是太不像话了！”张后随之也气愤不已地补上几句。
我的心头不由一沉，猛然想起佛经中佛尊早于2000年以前就说过的话来：“莫法时代，诸魔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恶，皆言佛法，斗乱僧众，贻误众生，夺人慧命，坏人道法功德善本……”
回头看时，山里弟正大姑娘一样满脸含笑、从容优雅地拾级而上，赵晓虎则每上一个台阶，嘴里便自言自语一阵……
及至攀上弥勒千佛阁——可以与大佛平视的位置，我的心情才重又变得豁然开朗起来。身边的几位男士意气风发地谈论着那尊天然形成的大佛的各种不可思议与妙相，说他的眉毛生得如何如何，眼睛怎样怎样的传神，笑容又是何等何等的扣人心弦……然而，令我内心震惊不已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大佛的右手竟是像拳王一样抡圆了的、重重举起的姿势……
下午4时许，三位朋友一起到火车站与我们送别。由于卧铺票实在难以买到——赵晓虎说他两天前就已经开始托人问询了，结果得到的回答都是：“已经全部售完。”幸而张后经验丰富，他告诉我们根本无须担心，只需买几张站台票，进站后拿着记者证直接找列车长就全部解决了。并数度以他那位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爱妻例证，说她每次都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
结果，还真是如他所说，我们五个拿着站台票的人随着拥挤的人群刚刚走下站台，正好一眼看见一位漂亮的女列车长英姿飒爽地站在我们的面前。走上前去一试，还真是顺利得不得了，女列车长凤眼含笑地翻了翻我的记者证，又看了看赵晓虎的记者证之后，马上在她手中的小票上签下了“2车1中，2中”几个与她本人一样秀丽如珠的字。
一切就绪后，张后和山里弟忍不住笑道：“最享福的就是达摩，什么也不用操心，就都办妥了，也就这么巧，正好晓虎也有个记者证，不然还真是难办了！”
笑过之后便是分离。
东北的天气已然寒意毕现，我在微笑致意的同时已经不自觉地上了车。达摩没有紧跟着上来，几个大男人继续在寒风瑟瑟中说笑着……后来，我看见赵晓虎使劲拍了拍达摩的肩膀将他推上了车，之后，他们三个便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而去。
上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意回避与达摩对视。这个比女人还容易动情的家伙，我怎么忍心让他尴尬呢？就在火车刚一启动的同时，不想他竟忽然“扑哧”一声笑道：“冰然，你知道吗，那阵大风把弥勒宝殿的殿门吹上之时，赵晓虎的脸都吓青了……还有臧（张）后，为了听课，差一点把孩子都弄丢了，幸亏后来找着了，不然，你我的罪过可就大了。哈哈哈！还有三（山）里弟……”
飞速的车轮载着我们一路向前飞驰，却把我们对朋友的思念拉得越来越近。
2004年10月26日，北京回龙观我眼中的刘海粟翁
——喜翁百岁寿哭翁百年身文怀沙去年12月15日我在刘翁海粟大师的香港沙田私邸“得意忘形”，我被大师沉浸于艺术世界中尚嘤求不已的激情所点燃，竟肆无忌惮地面对他颇具自信的诗词作品说三道四，并改动了他《西江月·黄山》中的一个字，甚至形同武断地把他十上黄山的七律，砍掉颔颈二联，使之成为28个字的绝句了。我们这位可爱又可敬的大师不拒泥沙，高兴得连呼：“改得好!改得好!”几十年来我接触过各种层次的才士，但具有如此胸襟者实在少见!
据说上帝以自己为模式制造人——或曰：正是人以自己为模式制造上帝。鸡生蛋、蛋生鸡是个无聊又未必无聊的论题，且“满足”——或至少“承认”现实中“鸡蛋互生”为莫名其妙的事实罢。我愿意相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既简单又很有意思的主观推理。我从来不认为：精通辩证法者便能写出好诗。你看，百岁老人真正动情了，他大笔挥写“天风海涛曲未终”七字赠我。他亲切地向我解释：“你不是来自人间的东南西北风，你高，你超脱，你飘举，你自在。你是‘天风’；你的忧你的愁都被卷跑了，好比‘海涛’；‘曲’有三个意思：心曲、委曲、还有就是指你最擅长的‘吟咏’，我看你这三者都没完没了……”听了粟翁亲切的语言，我心头涌现一股暖流。仅仅七个字说透了他心头的万千情思。我不认为这是对我个人的赞美，从本质意义看：是他一生浓缩了的自我评价——这是“夫子自道”!
去年香港沙田私邸的晤谈是难忘的!告别时我握着老人的手说：“你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先驱者，你开创性的贡献，谁也抹煞不了，实在令人羡慕；但比这更令人羡慕的是你的运气真好。因为你拥有一位不矜不伐、善良而又伟大的妇女——夏伊乔大姊。记得1946年春，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我由四川回到上海，徐蔚南先生陪我去你家看你，我们知道你与夏大姊结婚后生活很幸福，特别去向你祝贺。你踌躇满志地开玩笑说，结婚后许多女朋友都不来看我了……你还记得这些话吗？”
海粟翁若有所思，点了点头，用他吻过20世纪许多美女的嘴，微笑了。我接着问：“夏伊乔大姊对你的帮助太大了，她像你的慈母，没有她，你能活到今天这样高寿吗？我说夏大姊是个伟大的女人，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伟大!伟大!”你用温柔的眼睛，看着风雨同舟的妻子不无自豪，这次你笑得那样祥和——那样美。那形象使我至今仍久久难忘。我深信，如果要真正理解海粟翁50岁以后全部书画艺术的神髓，必须理解他的生活与情趣，要理解他的生活与情趣(乃至灵魂所系)，就有必要理解艺术家夏伊乔为了做个好妻子(一个贤德的妻子)所作的牺牲。传记作者柯文辉是这样记述夏伊乔大姊的：
“……几十年间与丈夫同甘共苦，在生活上照顾他，在感情上安慰他，在创作上支持他，承担繁重的家务，使海粟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书画。她对海粟前妻所生子女，一律视如己出，为邻里所称道，为儿女所尊敬。
在历次运动中，尤其是十年浩劫中，她代海粟写检查，代他罚跪，忍气受辱，毫无怨言。
她还主动将海粟前妻张韵士接回家中，在楼上安排住处，使张韵士老有所养。张韵士去世后，伊乔操办后事。表现了高尚的气度，使老朋友们很佩服。”
够了，所以我给粟翁写信，总忘不了向夏大姊致敬。有谁个评论家能从粟翁书画艺术中窥见在美的覆盖下，所特具的来自伊乔的真和善的内蕴？也许正是我不时向粟翁透露了我之所见，粟翁才认为我是他的知己罢。他希望今年3月我能赶到上海参加他的百岁寿诞，并且希望听到我在大会上作非概念化的发言，说一说我独到的领略……
今年3月15日我偕诗人何首巫并代表卧病医院的诗人艾青和周克玉将军所赠“华瑞所钟”四字中堂及周而复所书祝寿辞、徐刚所作祝寿诗飞上海。次日(16日)上午10时赶到虹桥宾馆，参加隆重举行的刘海粟先生百岁寿诞庆典。
场面很热闹，我心中却很悲凉。
记得1957年秋，我曾赶到上海，在思南路邮局与海粟先生作短暂晤谈，那一次却是悲凉中透着温暖……唐云告诉我，某公将一本新册页交给赖少其，托赖请24位画家每人画一开(册页计24开)，赖将这任务转托唐云，唐第一个找的就是海粟。我们这位伟大的爱国画家——青年时代就以狂飚精神冲激旧传统的艺术叛徒，这时太感到意外了，作为“右派”真是受宠若惊，竟一口气画了24开，画册全画满了。唐只好苦笑，据说赖也为对某公无法交待感到遗憾。我特别为这件事安慰海粟先生，劝他凡事适可而止，不要太巴结，否则效果适得其反。海粟含泪说：“我不是巴结，我是热爱社会主义。”我当时也感心酸，像丁玲、艾青……一样，多么可爱的“右派分子”。分手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进入祝寿的大礼堂，身在众人稠座中，却不能拒绝进行对往事的反思，衮衮诸公的发言多半念稿子或是作严肃的颂赞，原来海粟翁预期我的即席发言，终了也没有排上队。
第二天王元化兄陪我去衡山宾馆，向粟翁告别。元化是真正的学者，——饮誉中外的学问家。曾任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负责扈卫和接待工作的头头们都曾是他所领导的下级。但老领导离休了，不在位了。剩下的头衔只不过是个“着名学者”，“学者”算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被他们挡驾了。可怜的寿翁被垄断了。而且挡驾者俨然自封为护法神，竟出言不逊，元化忍无可忍，被激怒了。对方很无礼，胆敢推推搡搡，海粟夫人夏伊乔闻声出来了，她也无可奈何，我们据理力争，总算放我们进门与粟翁匆匆告别，我心里明白，这是永诀!真是一点也不错，老年人其戒在“得”。我最后对老人说：“你要安静，要安于寂寞，要心平气和，谢绝干扰……”那时人声如沸，老人未必能听清楚我说的话。老人的生命力是相当顽强的，竟能承受不相干的吹捧长达五个月之久……
十几天前，我接到“刘海粟先生治丧小组”本月10日发来的讣告。老人于1994年8月7日零时3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并定于本月18日在沪举行遗体告别。
估计老人死后哀荣还要折腾一些日子。由于我一贯主张搞“活体告别”，反对搞“遗体告别，”所以就不去赶热闹了。
中国人的年龄有各种不同的算法。今年3月16日庆祝海粟先生百岁寿辰，这是按阴历和民族习惯计算的，海粟先生生于丙申(1896)2月初三。中国人的年龄从母亲受孕之日起算，下地就算一岁，如果生在农历除夕，到第二天大年初一(春节)，虽然只有两天，也就可以叫两岁(虚)。海粟按中国说法是99岁，做生日的规矩是“做九不做十”。儿女替老人做寿，总是89做90，99做100。上海市今年有理由祝海粟先生百岁寿。报纸和宣传单位报道刘海粟逝世消息，却是按国际惯例计算的，生于1896年的粟翁，只能算活到98岁，也许这就是阴错阳差的道理罢，过了百岁大庆，活够98龄。
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先驱、诗人的刘海粟，他的影响肯定比他生活的年代要长远得多。“天风海涛曲未终”，既然说不尽我想说的话，也就不再饶舌了。
刘海粟先生是信任我的。我以“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的名义，敦聘他担任我院总顾问，他欣然接受了这称号，他表示有“问”必“顾”，这是他逝世前最后接受的荣衔。为了纪念这位艺术大师和向他永远学习，研究院院长何首巫君告诉我，我们将永远悬挂粟翁为“中国诗书画研究院”手书的牌匾，并且永远以大师刘海粟总顾问为我院殊荣。
1994年8月26日匆草
【作者简介】文怀沙，当代着名国学大师。现居北京。赴藏日记杜兴成
这是一本已经开始发黄的日记，它记录着29年前我们作曲班师生去西藏采风，体验生活，进行毕业作品创作的全过程。在西藏整整5个月，那一幕幕胜似影屏镜头的画面至今仍再现在我的脑海。
我们是春节开学后从北京出发的，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达甘肃的柳园。嗬！这千里河西走廊，这春风不到的嘉峪关，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风沙好大好大。我们夜宿柳园，为的是参观敦煌莫高窟。
那时的千佛洞正在修缮中，许多洞内根本无壁画，空无一人，我们爬上洞顶，后山是茫茫无际的沙漠。
参观完敦煌壁画，我们又去了月芽泉。
月芽泉很小很小，也很奇特。四周是茅草沙丘，在荒郊野外。我们所见的这两个丝绸路上的景点，应该说是它本来面目，朴实无华。然而近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从电视中再见这两个景点时，它全然变了，变得花里胡哨，充满着假象。这也许是当今社会新包装的结果吧！
两天后，我们乘上开往拉萨的大客车，向神秘的西藏进发。
从柳园到拉萨，走的是青藏线，当时要走8天。
汽车路过敦煌县城，远远望去，郊外一片水田，犹如江南。我在想，远古人之所以选此地为丝绸之路的聚会点，这也许当时的敦煌真是鱼米之乡。
离开柳园的第一站叫花海子，花海子后便是大柴旦。这里是柴达木盆地最有名的大盐湖，汽车从上面开过也需一个多小时，湖面上还有飞机场呢！盐湖呈黑色，宽广，蔚为奇观。据探测，青海盐湖的盐可供全世界人口吃一万年。
又过了两天，我们到达格尔木，这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重要的交通枢纽。那时，从西宁来的火车只通这里。
我们每天是朝发夕至，乘坐的是公交老牙车，有时很晚才到达一个地方。
高原的路坑坑凹凹，许多地段被山洪冲刷，司机只好另辟新径。我们在车上晃啊晃，摇啊摇，犹如散步一般。我们当中多数是第一次上高原，已经开始有些反应了。我记得住纳赤台兵站时，田联韬教授已经吐黄水了。
那天天阴沉沉的，山光秃秃的，灰色的泥土衬着我们青铁的脸庞，脚走路也不听使唤。兵站的战士们忙过来帮我们拿行李。他们一个个黑红的小脸，显得可怜可爱。这时，我见一老藏民身披皮袍，半边胸脯袒露在刺骨的寒风中，头发长长的，被风吹得很乱。他脸黑铜色，长胡须的嘴上蹦出几颗大黄牙，他正在用力拉板车。我忙上前帮他一把，推了一段路，他回头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吓我一跳，我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是我头一回同饱经风霜的，不懂汉话的藏族老人接触。他们好象与大城市的人不是一个世纪似的。
我感受最深的一天是过沱沱河。其实那哪里有什么河，上个世纪就全干枯了。汽车在半山腰转啊转，用力往高处爬行。这里海拔5000多米，当地人叫它“头痛河”。那天我们到达很晚，快11点钟才吃饭。端着高压锅蒸熟的盒饭，下着内地运来的蒜苗、腊肉，我们吃一口，喘两下，吃两口，喘半刻。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艰难的一顿饭。
晚上，我们一个个头像被打了气一样的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家只好说着笑话等天亮。我们准备了氧气袋，因为明天要翻唐古拉山，这是青藏线上的最高点，海拔6000多米。
唐古拉山遍地是雪，不见一丝草木。公路被白色铺盖着，车子只能在雪上探过，很慢，很慢。外面的风很大，我们不敢开车窗。快到下午时分，司机把车停在山口，说：“这就是唐古拉山顶峰，大家下去看看，不准跑动，当心死去。有一年一个四川杂技团的小伙就发冲，下车后感觉没什么，向大家表演了一个翻斤斗，结果当场死在这儿。”
嗬！6000米高的唐古拉山，风掀起我的军大衣，我用手使劲拉住军帽，雪粒扑打着脸，寒风刺骨。田老师叫我们赶紧站拢合个影。我们一个个冻得像狗熊一样，这个镜头被历史性的记录了下来。
几分钟后，我们上了车。此情此景，令我诗兴大发，于是当即在车上记下几行顺口溜《过唐古拉山》：“天连雪，雪涌峰，巍巍唐古飞云中。刺破青天，唤雨呼风，傲横一时呈英雄。看我天兵，劈头一斧断威风。战沙海，降玉龙，铺条彩带，青藏冰山，千座万座系怀溶。神州春水，朝夕共饮，各族兄妹，万世高歌毛泽东。1975年4月15日，于唐古拉山”。也就是说，我们离开北京迄今已有16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