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概念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4个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名列其中。从这时开始，“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称谓，作为国家认定学科被正式确定下来。但对“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回答，迄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定义。有学者认定民族传统体育是指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对我国而言，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1840年以前，我国各民族人民已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和。这时从历史的角度，把民族传统体育自西方近代体育传入我国以后，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和军队﹑学校中受到的影响进行研究所作的界定。另有研究，避开时间的界定，认定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包括汉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各民族体育活动方式的延续和保存，是各民族体育运动生命力的再现，它是构成现代体育的“体育文化密码”，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体育文化遗产。还有研究认定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还没有被现代化的，至今还有影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
基于上述相关概念的辨析，将民族传统体育定义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历代因循传承下来的，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竞技娱乐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两个最为根本和统摄性的特质是民族性和传统性。因为，世界各国的民族大多数有自己的传统体育，既具有一般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呈现其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就体育而言，当西方民族体育被中华民族所利用的时候，体育西方性﹑民族性等一些价值概念，都可能被忽略；当中华民族体育被其他民族所利用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此，只要我们没有在“民族传统体育”前面加上某个国家的限定词，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就应该适用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指“在中国近代之前产生发展、由中华民族世代实践并流传或影响至今的体育”。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一词的限制条件是“中华”二字，即由“中华”一词所规定的“中国范围”。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蕴涵了中国历史文化各个领域的精髓，其内涵与外延都十分广阔与深邃。
（第二节）加强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及课程设置的紧迫性、必要性
民族传统体育是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是弘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经济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并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专业，为了满足今后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我国政府具有前瞻性的制定了教育措施，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设为一级学科体育学下的四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成为新设本科专业之一，将原来单一的武术方向扩展为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和民族民间体育3个专业方向。2009年全国具有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资格的学校共有38所，山东省3所（山东师范大学、山东体育学院、菏泽学院）。
如何发挥高校优势，地方优势，学科优势，服务地方经济，打造高校特色专业，是民族体育专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而专业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是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具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是整个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尽管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已成为当今我国体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但仍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当今社会的需要。10年来，至今全国尚没有统一的课程方案，各院校各自制定，具体安排各院校因地域特点、教育资源、办学特色等不尽相同，如何建设才最科学合理一直是一个反复争论的话题。
课程设置是按相关人才所需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来设置的，它决定了人才的知识结构、知识储备。课程设置基本由科目内容、教学时数及时间顺序构成，课程内容的设计与实施是课程设置的重要部分。课程设置对于不同院校，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地域性、学校自身发展特点（场地、器材、师资等客观条件）等因素都会影响课程设置的内容，但又需要相对稳定。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直接反映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它是人才培养过程的关键环节，不仅影响学生的知识体系构建，还影响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最根本的反映就是所培养的学生是否符合社会需要。
李旺华，李朝旭等《对体育院校新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思考》（《体育学刊》2001年第5期）认为：武术专业更改为民族体育专业后，切不可丢掉专业特色和失去专业水准，短时期内，本专业以武术为龙头、为主体的办学方针不可动摇；倪依克、赵苏哲《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性质及建设》（《体育科学》2003年第1期）阐述了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性质，从建设学科的紧迫性和完善学科的必要性角度，提出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建设需要突出时代性、整体性、特色性、互补性、应用性的基本思路；赵静冬、陈宇红《关于少数民族体育学科体系建设问题的研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通过对建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必要性与可行性因素的分析与研究，提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建设的相关基本理论；倪依克、邵晓军等《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体育科学》2005年第1期）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构建科学的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系等理论课题；武冬《从学科的角度全面审视民族传统体育学--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基本认识》（《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从学科的角度界定了民族传统体育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并提出应该从学科角度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学进行更为深入细致地研究；桑全喜《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历史嬗变与现状》（《体育文化导刊》2007年第3期）从社会发展和历史演变的角度，探寻不同时期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主要特征，分析当今我国各体育院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现状；邱丕相、杨建营《从历史与现状探析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体育学刊》2008年第2期）认为：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这种弱势文化载体的扶植和支援，另一方面体育界也要行动起来，真正将其做出特色，使其从技术到理论，都充分体现民族文化特色。唯此，民族传统体育才能发扬光大。
（第三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
传承就是延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包含着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本土特色的师承方式，另一个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校教育。在中国，由于受到思想意识领域的制约，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在学校教育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地位不高，民间的师承方式便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途径。
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地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使文化保持应有的延续性，避免不必要的断裂，因此传承就成为十分重要的环节。在民族文化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备其自身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动态的肢体符号，这是民族传统体育得以顺利传承的一个重要基本要素。
符号者，表意、传意、承意是也，乃人类广泛创造、使用、弘扬的文化特质。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人的符号能力进步多少，文化进化似乎就相应地进步多少。就一个个体而言，他进入的文化范围，从最广泛可能的意义上说，是由所有影响他的变量所组成的，这些变量是其他人安排的。这些发挥作用的变量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符号，符号包围着每一个个体。人类社会所以能够进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类发明和广泛使用了符号，它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能力集合，对改造客观世界发挥着不可不估量的作用。“只有通过符号，全部人类文明才得以产生并获得永存”。“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社会成员，特别是普通百姓难以依靠抽象化的符号进行交流，人们需要通俗化的互动沟通符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通约性的、形象化的、具体的、动态的，又具备深厚内涵的肢体符号形式之一的民族体育充当了人类互动的媒介和平台。比如通过篮球，人们会对集体项目中能够自由的、以个人为中心发挥技术的西方个人主义形成初步认识；通过接触东方的个人项目--武术发现严格的师承关系，就会对东方的宗法文化有所了解。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人们看到了古希腊人尚武崇力的雄风；通过中国的少数民族运动会人们看到了古代中国人重团结、求中和的缩影。
民族体育文化具备了极强的政治符号意义，发挥着政治的部分功能。这时的世界开始意识到中国的真切存在，1996年7月4日的《明星周刊》以“一个中国人正在用筷子将地球送入口中”为图对“饥饿的巨人”--中国进行评说，十年之后的中国已经更加被世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所代表的“筷子联盟”的“亚洲价值”已经被世人逐渐地认同，其和谐发展思路是使世人共同、长期地保护和享用的地球资源，成为举世公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系，人们逐步认识到“刀叉联盟”用钢叉、钢刀、钢勺掘毁地球的工业化思潮的局限性。
民族体育文化本身具备动态性，不仅秉承着神秘、厚重的历史密码，更凝结着明朗、丰富的时代信息。民族体育文化是构建在竞争基础上的，健康、常态、鲜活、具体的主、客体集一身的人类动态符号，人们可以由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达到彼此之间有效的互动，可以从中看到某一民族的历史，更能发现其时代进步的痕迹。民族体育文化在人类的互动、交流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讲，民族体育文化的符号作用使人类实现了文化传承，实现了文化全球化。
如果说动态肢体符号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基础，那么社会行为遗传则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机制。人类社会的社会行为存在着一定的遗传性，即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与上一代人或前辈的相对一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备炫耀性质的肢体活动，以及人们生活必需的动作模式被保留下来的可能最大，因为这些内容对人的生存作用意义重大。因此，体育活动更具强烈的社会遗传性。社会行为遗传实质上是在一种社会环境的熏陶下，使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将某种技能有机会不断加以表现、发挥和强化。遗传学家西奥多修·朶赞斯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基因在人类进化中，已经把他的头把交椅让给全新的、非生物学的或超有机体的动因--文化。虽然我们不应忘记这个动因是完全独立于人的遗传型的。”具体而言，正如布迪厄阐述的那样：社会实践不是经过精密策划有目的有意识地发生的，也不是经过机械的社会决定过程产生的，相反，人类的实践，特别是日常生活的构成，往往是在潜意识状态中自动进行的。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行为往往有一种非常直观的理解和把握，并且这种理解和把握既是当前实践的基础，同时也是在此前的实践过程中经久形成的持久而有潜在的行为倾向系统，即惯习。这样客观物质世界中各种既定的条件并不是直接作用在实践者身上，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在经验的积累过程中，灌注到行为的持久潜在的倾向系统中。……惯习也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联系脉络，因为它确保了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并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明确的形式化规则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以及历时不变的特性。
人类的社会实践惯习，由很多内容是通过个体的身体化来完成的，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大量的肢体活动被长久地保留下来，成为所谓的文化活化石，比如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性格表现为能歌善舞，崇武尚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体育生活的社会遗传造就了相应的环境，而且民族体育又是民族地区居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体育生活的社会遗传就由可能性变成了一种必然现象。例如，裕固族的整个婚姻仪式充满喜庆色彩。在新娘去男家的路上，送亲队伍边走边唱，男方家在路途举行迎送仪式，仪式上要祭祀神灵。男家要在门前点燃两堆火，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从两堆火之间走过。在这个过程中，新郎站在火堆的另一侧，向新娘射出一支用红柳条做成的软箭，以射中新娘腰部以下为吉。试想每位男子为了能够大吉大利地娶到心爱的妻子，平日里不知要花费多少工夫来练习射箭，这种民俗惯习对于民族体育活动的普及功不可没。再例如，至今盛行的侗族斗牛活动是一项参与娱乐人数众多的活动，每个村寨都有自己专门饲养供比赛使用的“水牛王”，斗牛活动是各个村寨民众聚集在一起，共同享受着斗牛带来的乐趣，这是人们朴素的娱乐惯习作用的结果。在封闭的环境中，由于外界的干扰较少，没有更多的文化特质的渗透，这种社会遗传的可能性被放大，表现得更为深刻、广泛。封闭性的确源于客观的自然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尚未出现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的时候，人们与外界交流十分有限，文化的交流只能是局部的。民族体育文化同样不能达到广泛地交流，只有在区域范围内自我萌发，自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注重的是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自我保护的意识强烈。在一个民族文化刚刚萌发或发展早期，假如没有相对的封闭，民族文化可能难以形成其独特风格的独立体系。封闭环境可以不断地自我发展，充实文化的底蕴，增强文化的能量，积累文化的实力。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途径主要通过高度的组织依赖式和家族传递式两种方式。
其一是高度的组织依赖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