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兴办洋务，救亡国强
左宗棠由于科举屡试不中，所以他另辟蹊径，幸得陶澍赏识，后走入仕途，致力于兴办洋务。
在开厂造船、军事制造上沁入全力试图洋务救国。可终因一人之力而无法挽回晚清颓势。但就其个人能力而言，着实称得上“晚清第一臣”。曾国藩曾评价其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绝意仕进另辟蹊径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4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6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并且名列第一。
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这时，左宗棠处在了一种复杂而迷离的心态中。
然而，很快，他就从迷惘中走了出来。“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这是他后来说的一句话。这说明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在左宗棠23岁结婚时，他就在新房写了一副对联用于对自己的鼓励：“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30年后，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这也说明，这是左宗棠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陶澍赏识拜为恩师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当时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的代表之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
一次，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令陶澍没想到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面前。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
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坚船利炮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这也是他致力于兴办洋务的开始。
酝酿洋务开厂造船
作为中国早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之一的左宗棠操办洋务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创立福州船政局。
早在浙江就任巡抚时，左宗棠就对西洋的器物产生了兴趣。他专门派人仿造过轮船，可惜由于各方面原因没有成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很早就萌发的洋务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反复思考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后，他第一次提出学习和仿造近代轮船及火炮，并建议将此定为长远国策。
他的这一想法提出来后，立刻招来一片反对声，就连洋务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李鸿章就认为造船费用比买船还高，因而主张在外国订造。另外，造船的诸多困难也被一一提及，如船厂择地之难，外国师匠邀约之难，筹集巨款之难等。
面对反对之声，其实左宗棠早有准备。所以，他除力陈雇船、买船受洋人欺侮的事实外，还就人们所提之难分别进行了回答，以消除大家疑虑。在他的全力争取下，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六月三日，皇上发布“试造火轮船只系当今应办急务”的上谕，令左宗棠设厂造船。
有条不紊洋务典范
船厂的建造工作开始了，左宗棠汲取了上次杭州造船的失败教训，专门聘请德克碑和日意格两个外国人代为监制。在他们的帮助下，船厂马上走入了正轨。日意格、德克碑正式成为福州船政局的负责人，船厂一切事务均由二人承办。船厂还制订出了5年中造出11艘一百五十匹马力的大轮船和5艘八十匹马力小轮船的宏伟计划。福州船务局的前途呈现出一片光明。
可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北方的捻军日益强大起来，皇上忽然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临行之前，左宗棠一面加紧布置船厂的有关事宜，一面反复权衡船厂的接办人选。经反复比较，他推荐当时正闲置在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帧担任总理船政大臣。
一切安顿妥当，左宗棠赴陕就任。船厂的日常工作交由沈葆帧管理，而左宗棠则遥控指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对兴办洋务这件事的重视程度，正是因为他从思想上有了一个彻底的转变，所以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已经和那些封闭自守的大臣们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左宗棠的思想在当时已经超越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这种认识是相当了不起的。
在左宗棠和沈葆帧的共同操持下，福州船政局的生产规模不断壮大。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船厂因各种原因停办时，已先后成船34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艘二千四百马力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制造的最大军舰。福州船政局以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从生存、发展到停办的经历，成为当时洋务运动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军事制造西北推广
离开福州就任陕甘总督后，左宗棠把他的洋务思想也带了过来。到西北之初，他又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总局。兰州制造局是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主要仿造一些铁枪铁炮、后膛枪炮等。
在后来摧毁阿古柏统治、收复新疆的战争中，这些武器也让一些民族败类和洋人胆寒。可惜的是随着伊犁的收回，兰州制造局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停办。这对于中国早期的军事制造业来讲，是个巨大的损失。
其实，依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要想完全吸取西方先进的东西来挽救没落的清王朝已是不可能了，因为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当时局面的最大阻力。所以，再有能力和进步思想的个人也是无法改变和拯救它的。我们单就左宗棠个人来看，可以说的确是“晚清第一臣”了。曾国藩曾经说过“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第二节）新疆告急，挺身而出
左宗棠所处的年代，既是中国睡狮猛醒的年代，因此才有所谓的“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也是列强环视、中国充满由边疆到心脏的危机年代。同治三年，俄国侵略者精心策划，在新疆挑起一场内讧，一直虎视眈眈的中亚浩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在俄国、英国的支持下，趁机发兵数十万入侵。霎时间，大半个新疆被控制在侵略者的魔爪之下。此时满清王朝两股势力在新疆收与不收这个问题上，引发了权力争斗。
为收复失地，以晚清重臣——民族英雄、常胜将军左宗棠为首的爱国人士与朝廷“重海防轻塞防”准备放弃被列强占领新疆的李鸿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左宗棠据理力争，冲破重重阻碍，于同治十三年，抬棺西征，亲率大军在新疆与侵略者阿古柏作战，终于使新疆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归入祖国的版图。收复新疆是左宗棠晚年的一大壮举，也是他人生乐章中最为辉煌的一篇。
外敌入侵新疆失控公元1864年，南疆和北疆分别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1865年1月，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勾结几个民族败类，侵入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莎东、和田、阿克苏、库东和喀喇沙尔等城，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他们以帮助巩固政权为名，以达到篡位夺权之目的。
1865年秋，浩罕汗国本土遭到俄国军队攻击，约7000余浩罕汗国败军逃到喀什噶尔投奔阿古柏，阿古柏的实力大为增强。其时，安集延人的原有“地盘”已被扩张的俄罗斯人占去约四分之三，安集延人一面战守剩余领地，一面向中国新疆扩张，寻求出路。
见到有利可图，殖民者们就不会坐以待毙。在英国等支持下，1870年3月，阿古柏率部攻占吐鲁番。而后，阿古柏相继攻取乌鲁木齐、古牧地、鄯善等地。至此，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了。
阿古柏占领新疆大部后，积极扩充实力。1870年，英国派遣使团到达喀什噶尔，为阿古柏提供军事教官和武器。1873年，英国再次派出300人组成的使团，携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于1874年2月与阿古柏集团签订通商条约。1875年，英国从印度给阿古柏运去连发枪22000支，山炮8门，炮弹2000发。
慷慨激昂力主西征
西部边陲出现危机的消息传到北京，朝中一片大乱，因当时我国东部海防也正吃紧，便出现了要塞防还是要海防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重巨主张放弃新疆，把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此时的左宗棠已年近花甲，但他凭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毅然站了出来，反对放弃新疆。
在朝廷关于西北边防问题的讨论中，左宗棠全面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国防是一个整体，海防和塞防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他驳斥了李鸿章把西饷用于海防的谬论，并强调塞防现在情况紧急，应优于海防，大力增加经费才对。与此同时，左宗棠还从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出发，指出了失去新疆后的严重后果。
面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的建议，慈禧太后心里没底，询问左宗棠：“需时几何？”左宗棠的答复是：“剿抚兼施，一了百了，得五年时间”。慈禧太后对左宗棠的“一了百了”四字十分欣赏，对左宗棠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尤为赏识，清廷最终决定收复新疆。而征战新疆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在了胆识、魄力和信心俱铸的左宗棠身上。
同为英雄所见略同
对于左宗棠出征新疆一事还和清朝另一名爱国英雄林则徐有着历史渊源。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路过湖南，派人约左宗棠一见。两人年纪相差27岁，却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两人畅谈治国方略，通宵达旦。林则徐将在发配新疆期间的材料、战守计划以及沙俄在中国边疆的政治、军事动态，悉数托付左宗棠。临行前，林公有言：“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
巧合的是，27年后，到了林则徐回乡养病的那个岁数，左宗棠在怀里揣着林则徐给他的作战方略和地图，身边跟着盛载他万丈雄心的木棺，走进了新疆。那口木棺，见证着他成功地将阿古柏叛军赶出新疆的那两年征战；那口木棺，见证着他与沙俄谈判并最终收复伊犁的那一刻。但那口木棺存于何地已无从考证了，可左宗棠抬棺西征的故事却一直流传着。
1983年初秋，曾进军新疆并屯垦戍边多年的王震老将军约见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王震说：
“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王震同志回忆他建国初期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他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
王震再一次记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第三节）缓进急战，先北后南
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猎猎长风卷起了大纛。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胜负，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征战的将士情绪高昂，出奇制胜。这是为祖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于是冷血变得沸腾，怯懦者变成了红眼的怒狮。左宗棠引以为自豪，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在追求和扞卫战争精神，实际上更是在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
敲定战略擂响战鼓
左宗棠领命之后，立即开始了进军新疆的实际准备工作。左宗棠认为，用兵新疆有四大困难：
兵、粮、饷、运四难。尤其是新疆地理位置偏僻，粮食和运输就成了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主抓粮食和运输问题。
军费也是战前必不可少的准备。说到军费，还可以说一个小小的插曲，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描写的主要人物乔致庸，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正是左宗棠筹措军费的东家。
回到当时的历史时期，时为钦差大臣的左宗棠，在军费问题上得到了山西乔家的顶力相助。
当时，左宗棠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
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山西祁县位于川陕至京城的官道上，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了当时乔家的财东乔致庸。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
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乔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执笔，所题对联为：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批：履和。这自然是其中的一段插曲。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自兰州驰抵肃州，27日，命总理行营营务刘锦棠督率所部挺进新疆，一场收复新疆的进攻战即将打响。
左宗棠在战前对敌情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略形势，向所部将领指出：新疆幅员辽阔，城市之间的距离三百、五百以至相距千里之遥。“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因此，他制定了“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即一个战役到另一个战役之间，要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如将粮料弹药运储前沿阵地；千里跋涉，部队也须休整，所以大军前进要“缓”。
一旦部队前进发动战斗，则前进要快，应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战斗，避免屯兵坚城。
他以刘锦棠部25营作为进攻乌鲁木齐的主力，由金顺拨军协同作战，以张曜等部严守哈密至奇台一线，巩固后方。指示刘锦棠打仗须从要害入手，先取古牧地、红庙，则乌鲁木齐犹如囊中之物。
兵发古牧大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