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最后，这些历史批判的调查是非常特殊的，其特殊性之含义在于：它们永远同物质材料、同时代、同实践和确定的话语载体有关。但是，至少在我们从中派生出来的西方社会的范围内，这些调查具有其普遍性，其普遍性之含义是，直至我们今日，它们是不断反复的；例如理智与疯狂、疾病与健康、犯罪与法律等关系问题，以及性关系的位置问题，等等。
但是，我之所以提到这种普遍性，并不是为了表示，应当在历史学的连续中穿越时空以重新描述这种普遍性，也不是说，应当追寻跟踪它的各种变种。应当把握的，乃是我们对这种普遍性之所知达到何种程度。在普遍性中行使的权力形式以及我们从我们自身所取得的经验，只构成一些历史的形象。这些历史的形象是由某种问题化形式所确定的，这种问题化形式规定着对象物，规定着行为规则，规定着人们相对自身的关系方式。对问题化形式的研究（也就是对那种既非人种学的常数也非编年史的变化的东西的研究）是一种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其在历史上的奇特形式所进行的分析。
在结束本文时让我们再回到康德，以作一简单的归纳。我不知道我们有朝一日是否会变得“成年”。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然而，我认为可以赋予康德在思考“启蒙”时对现时、对我们自身所提出的批判性质询以某种意义。我认为，在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探讨的方式，两个世纪以来仍不失其重要性和有效性。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
这种哲学态度应体现在各种调查工作中。这些调查在对实践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上的连贯性：这些实践既被看作理性的技术类型，又被看作自由的策略手段。这些调查在对历史范围内的独特形式的定义中具有理论上的连贯性：在这些独特形式中，我们与物的关系，我们与他人及自身的关系的普遍性被作为问题而提出。这些调查在注意用具体实践检验历史-批判的思考中，具有实践上的连贯性。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应该说批判的工作包含着对启蒙的信念。我认为，这种批判工作必须对我们的界限作研究，即，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
（1984年）
对罪犯的惩罚和控制原则
人们绝对不应该对一个罪犯，哪怕他是一个叛逆或怪物，使用“非人道”的惩罚。如果说法律现在必须用一种“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一个“非自然”的人，那么这不是由于考虑到罪犯身上隐藏着某种人性，而是因为必须调控权力的效果。这种“经济”理性必定要计算刑罚和规定适当的方法。“人道”是给予这种经济学及其错误计算的一个体面的名称。
那么，为了理解这种惩罚的技术——政治学，让我们举出最极端的情况，即所谓“最极端的罪行”。这是指最重大的、破坏所有最受尊重的法律的罪行。这种罪行以极其隐秘的方式产生于极其特殊的环境，几乎肆无忌惮，而且还到了几乎不可想象的地步，因此它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是最极端的。任何人都不能仿效它、以它为榜样，甚至不会想到会有这种罪行。它注定要销声匿迹。这种关于“最极端罪行”的寓言，对于新的刑罚来说就是那种相对于旧刑罚的原罪，是体现惩罚的理由的纯粹形式。
这种罪行是否应该受到惩罚？根据何种方式计算给予惩罚？对它的惩罚在惩罚经济学中有什么价值？这种惩罚只有在能够修复“社会受到的伤害”时才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抛开严格意义上的物质损失，——这种物质损失甚至在凶杀案这种无法弥补的情况下对于整个社会也是无足轻重的，那么犯罪对社会共同体的伤害便是它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混乱。它造成了丑闻，提供了榜样，如果不受到惩罚就会使人们重犯，并可能扩散开。惩罚若是有效的，就必须以罪行的后果为其对象，即针对由犯罪所引起的一系列混乱：“刑罚与犯罪性质的对应程度是由破坏契约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影响决定的”。但是犯罪的影响不一定与其恐怖程度成正比。一种使人感到恐怖的罪行所造成的恶果常常比一种被大家所容忍并准备仿效的违法行为还少。重大犯罪是罕见的，而危险在于日常的违法活动可能会成倍增加。因此，人们不应寻求犯罪与惩罚之间的定性关系或恐怖之间的等式：“一个坏蛋在受刑时的嚎叫能够从不可倒转的过去中收回他所做过的事情吗？”人们不应从罪行的角度，而应从防止其重演的角度，来计算一种刑罚。人们需要考虑的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未来的混乱。人们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使作恶者不可能再有重犯自己罪行的愿望，而且也不再有仿效者。因此，惩罚应该是一种制造效果的艺术。人们不应用大量的刑罚来对付大量的犯罪，而应该按照犯罪的效果和刑罚的效果来使这两个系列相互对应。没有任何后继者的犯罪是无须惩罚的。同样，根据这个寓言的另一种说法，一个濒临瓦解和灭亡的社会有权设立绞刑架。这临终的罪行必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这是一种陈旧的观点。惩罚的惩戒功能在18世纪改革前早已存在。惩罚是为了未来，惩罚至少有一种防止犯罪的功能，这些说法在多少世纪里一直是对惩罚权力的一种流行的辩护。但是区别在于，过去人们指望着惩罚及其展示（再加上由此产生的无节制）产生预防的效果，而现在预防则大有成为惩罚经济学的原则及惩罚的恰当比例的尺度之势。在进行惩罚时应该使其正好足以防止罪行重演。因此，惩戒的机制发生了变化。在使用公开酷刑和处决的刑罚中，惩戒是对犯罪的回答。它通过一种二位一体的现象，既展示了罪行，同时又展示了制服罪行的君主权力。在依自身的效果量刑的刑罚中，惩戒必须归因于犯罪，但却是用最谨慎的方式和最大的节制方式来表示权力的干预。理想的结果应该是能够防止这二者中的任何一者的再出现。惩戒不再是一种展示的仪式，而是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这种惩罚符号的技术倾向于颠覆整个现世性的刑事活动领域。改革者认为，他们通过这种惩罚符号的技术而赋予惩罚权力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能够把一切行为编成符码，从而控制整个弥散的非法活动领域。人们试图用以装备惩罚权力的符号技术有下列六个主要原则。
1．最少原则。犯罪是为了获取某些好处。如果犯罪的观念与弊大于利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人就不会想犯罪了。“对于旨在产生预期效果的惩罚来说，它能造成的伤害只要超过了罪犯从犯罪中获得的好处，就可以了”。刑罚与罪行大体相当的观念是人们能够而且应该接受的。但是，那种传统的方式是不能再延续了。按照传统方式，公开处决必须与罪行一样强烈，而且还要附带地表现出君主进行正当报复的“过剩权力”。而新的方式是一种利害层次的近似相等：使避免刑罚的愿望稍强于冒险犯罪的愿望。
2．充分想像原则。如果说犯罪的动机是为了从中获取好处，那么刑罚的有效性就在于它会造成损害。这就意味着，处于刑罚核心的“痛苦”不是痛苦的实际感觉，而是痛苦、不愉快、不便利的观念，即“痛苦”观念的痛苦。惩罚应该利用的不是肉体，而是表象。更准确地说，如果它利用肉体的话，那么肉体主要是某种表象的对象而不是痛苦的对象。痛苦的记忆应该能够防止罪行重演，正如肉体惩罚的公开展示尽管可能是十分做作的，但却能防止犯罪的蔓延。但是，痛苦本身不再是惩罚技术的工具。因此，除非在需要造成某种有效的表象的情况下，人们应尽可能地避免大张旗鼓地展示断头台。在此，作为惩罚对象的肉体被省略了，但作为公开展示因素的肉体并不必然被省略。公开处决是这种理论所容许的极限，它不过是一种情绪表达方式。否定公开处决则提供了一种理性表达的可能性：应该尽量扩展惩罚的表象，而不是体罚的现实。
3．侧面效果原则。刑罚应该对没有犯罪的人造成最强烈的效果。极而言之，如果人们能断定罪犯不会重犯罪行，那么只要使其他人确信罪犯已受到惩罚就行了。这就产生了一种偏离中心的强化效果方式，从而也导致了一种矛盾，即在量刑时最不重要的因素反而是罪犯（除非他可能重新犯罪）。贝卡里亚描述了他所建议的取代死刑判决的那种惩罚——终身苦役——的矛盾。这不是比死刑更残酷的肉体惩罚吗？他回答说，不，因为对于犯人来说，在他的余生，苦役的痛苦被分成了许多份。这是一种“爱利亚学派”式的刑罚，即无限可分的惩罚，这不如死刑那么严峻，但与公开处决仅一步之隔。另一方面，对看到这些苦役犯或想像他们的情况的人来说，他们身受的痛苦都被浓缩为一个观念。苦役的所有时刻都化为一个比死刑观念更可怕的表象。这是很经济的理想惩罚。对于受惩罚的人（服苦役就不可能再犯罪），这是最小的惩罚，而对于想像这种惩罚的人，这是最大的惩罚。“在依罪量刑时，人们应该在各种刑罚中选择那种既能给民众的思想造成最持久的印象，又是对罪犯的肉体最不残酷的手段”。
4．绝对确定原则。应该使关于一种犯罪及其可能获得的好处的观念都与关于一种特定的惩罚及其明确的伤害后果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二者的联系应该被视为必要的和牢不可的。这种普遍的确定因素应该能够使惩罚制度行为有效。它需要有一些确定的手段。规定罪行和刑罚的法律应该是绝对明确的，“从而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区分犯罪行为和正直行为”。这些法律应该公之于众，使每个人都能了解它们。（社会）需要的不是口头传说和习俗，而是能够成为“社会契约的稳定碑文”的成文法，能使所有人接触到的铅印文本：“只有刊印出来才能使公众全体而不是少数人成为神圣法典的看护者”。君主应该放弃他的赦免权，这样，惩罚观念的威力才不会被对君主干预的指望所削弱：“如果我们允许人们看到，犯罪会受到宽恕，而且不一定受到惩罚，那么我们就培养了他们那种指望不受惩罚的侥幸心理。……法律应该是无情的，执法者应该是刚正不阿的。”最重要的是，应使任何罪行都无法逃脱那些负有主持正义的职责的人的目光。没有什么比那种指望网开一面的侥幸心理更能削弱法律机制。如果刑罚受到某种使之失效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怎么可能在公众脑海中建立起犯罪与刑罚的紧密联系呢？当刑罚因不确定而不那么可怕时，不就有必要使人们更畏惧它的威力吗？这不是要模仿旧的制度，不是说“愈严厉，人们就会愈警觉。”刚拍此产生了一种观念，即司法机构应增添一个与之合作的监视机构，这样就能防止犯罪和更容易拘捕到犯罪者。公安和司法应该是同一程序的两个互补行动，公安保障“社会对每个人的行动”，司法保障“个人反对社会的权利”。这样，任何犯罪都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受到十分确定的惩罚。但是，还应做到的是，法律程序不应秘密进行，被告被定罪或宣告无罪的理由应公之于众，应使任何人都能认识到判刑的理由：“法官应高声说出他的意见，他应在判决时宣读给被告定罪的法律条文，……被神秘地隐藏在档案室里的程序应该向一切关心犯人命运的公民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