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由于大半生科举仕途坎坷，因而较早地致力于文学事业。正如前边所述，他在贞元年间已提出散文革新的理论主张，并在“古文”创作上取得可观的成就。韩愈也是卓有成就的诗歌革新派。他的诗形象鲜明，想象奇瑰，汪洋恣肆，气势豪雄，喜用拗字硬语，追求奇险生新，在唐代诗歌中别树一帜，被誉为“昌黎体”。韩诗散文化倾向十分明显。他在贞元年间的作品已具备上述的特点。
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另一个伟大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世迁居下（今陕西渭南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少时正值“建中之乱”，遂避乱越中。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贞元十八年冬应吏部试，第二年春天登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踏上仕途。其时，柳宗元、韩愈、刘禹锡均任职于御史台察院。他与元稹定交于贞元十八年，次年二人同登拔萃科，同授校书郎。白居易在十五六岁时就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崭露头角，贞元年间已有大量的诗歌问世。白居易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从不同的角度揭露朝廷的横征暴敛和人民的疾苦。白诗描写生动，“用语流便”（许学夷《诗源辨体》），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与元稹高张新乐府旗帜，倡导诗歌革新，是元和年间的事，但他在贞元年间的作品，已具备现实性强、语言平易的特点。他也是中唐散文革新的主要参加者，贞元年间已写出《许昌县令新厅壁记》、《记画》、《与陈给事书》、《汉将李陵论》等一批散体“古文”。
刘禹锡是诗文均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他早年随父居吴兴，曾往何山跟著名诗僧灵澈、皎然学诗，“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澈上人文集纪》），其后则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真挚含蓄，流畅旷爽，自然谐美。在诗歌创作上，他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在贞元年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面，作诗不多，诗歌尚未成熟。《早秋集贤院即事》、《华山歌》、《初至长安》、《春日退朝》、《八月十五夜玩月》、《奉和中书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韵》是这时期的作品。刘禹锡也是散文革新的主要人物。他在贞元年间已用散体为文，不过这时期所作多是状、表、碑一类。
柳宗元贞元年间的文章，既有骈体文，也有散句单行的“古文”。大体上呈给皇帝的表、状多用骈体，其他则多为散体。也就是说，这时期他已广泛地采用散句单行的文体写作。这说明，早在长安时期，柳宗元就在韩愈的影响下参加散文革新，在实践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时期的“古文”，有些骈散杂用，还带有骈文的痕迹，在“古文”文体的运用方面不够成熟；有些格调卑弱，无论内容或形式都谈不上有多少价值；而其中的优秀篇章，内容深刻，表现出作者出色的叙事本领和非凡的论辩才能，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取法。
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了一批传记，他善于借传喻理，有寓言意味，颇具独创性。比如：
《种树郭橐驼传》写一个以种树为业的人。他连名字也没有，人们因他驼着背行走，与橐驼相像，便称他为“橐驼”。他以善种树著名：“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因而“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他种树的秘诀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勿动勿虑，去不复顾”。他认为自己“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别的种树者则不同，“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这样便违反树的本性，“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得到相反的效果。他由植树之道，“移之官理”：管治者政令烦出，对百姓的生产、生活诸多干预。百姓疲于应付，生产、生活都不得安宁，“故病且怠”。这种做法，对百姓“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达不到治理的目的。
《种树郭橐驼传》提出了一个吏治问题。如果说，《说》在批判祭虚伪性的同时，暗示了中唐官吏的腐败无能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本文则通过写郭橐驼种树，指出官吏对百姓过多干预带来的弊病，从这方面看，它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作者似乎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主张“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历史证明，“无为”不可能达到“治”的目的。汉初百家学兴，“黄老之学”一度成为显学。在尊儒尊道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有过激烈的斗争，至汉武帝才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统治者好“黄老之学”，曾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结果出现土地兼并、私铸钱币、地主豪强“武断于乡田”（《史记·货殖列传》）等社会问题。“无为而治”不利于封建专制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柳宗元自小博览诸子百家之书。他以儒学为皈依，但他师承陆质《春秋》之学，跟传统的儒学不同，他的思想有较大的包容性。他主张“统合儒释”，对道家也采取兼容的态度。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史记·老子传》：“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司马迁看到道家积极的一面，批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儒道互黜现象。柳宗元引用司马迁之言，并加以发挥，明确地提出儒道同源而不相抗的观点。不仅如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杨（杨朱）、墨（墨翟）、申（申不害）、商（商鞅），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不合者，何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说明他的儒学不仅兼容佛、道，而且兼容百家。这是柳宗元儒学的显著特色。《种树郭橐驼传》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梓人传》写一个叫杨潜的梓人（亦称“都料匠”）。他擅长房子的设计和施工的调度。他能按照房子的建造式样，根据高深、圆方、短长的需要，指挥众多的工匠出色地完成建筑任务。他的本领在于设计和指挥，而不在于具体的建筑工作。他的薪俸三倍于工匠，房子建好了，栋上也只写上他的姓字。
作者认为宰相就像梓人，他下面的各级官吏有如工匠，梓人足以为为相者效法。宰相的职责是举荐人才，任用官职，下达命令，肃整纲纪，统一法制，奖掖贤能，罢免无能之辈，与天下英才讨论治国的方略，而不应插手琐碎的事务，侵犯各级主管官员的职权。这跟梓人善于设计、调度而不做具体工作一样。宰相掌握了为相之道，才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宰相明白了为相之道，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宰相。
作者进而以“主为室者”比喻君主，说明宰相应该坚持原则，而不能被君主的“私智”所牵制。他认为规矩就是规矩，“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如果按照宰相制定的规矩办事，国家就会巩固；不按照宰相制定的规矩办事，国家就会衰败；而君主又不要国家巩固而选择国家衰败，宰相就应该“卷其术，默其智”，赶快离去。
这样，柳宗元就全面地议论了宰相的职责、宰相与君主及下面各级官吏的关系，为宰相作了准确的定位。
本文前半篇记叙，后半篇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又使记叙饱含哲理。梓人指挥调度工匠的场面写得绘声绘色，显示出柳文长于记叙的特点。议论由梓人事迹生发，以比喻说理，深入浅出，有很强的说服力。
《六逆论》锋芒毕露，当作于仕途得意之时。柳宗元写于永州的《与萧翰林书》说：“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娼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他以新人而官运亨通，超越“同列”，招致“欲自达”、“求进者”的嫉妒。《六逆论》对《春秋左传》所谓“六逆”中的“远间亲”、“新间旧”的批判，矛头明显指向嫉妒他的同僚。由此可以判定，本文写作时间在贞元末年，即柳宗元“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之时。
《六逆论》从国家治理的根本出发，对“六逆”中之“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作了有力的批判。文章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论证有力，标志着贞元末年柳宗元的议论文已走向成熟。《六逆论》的哲学基础是“大中”，没有超越儒家的“圣人之道”；但是作者对古人言论大胆怀疑，其战斗性又非一般儒学家所能企及。
《天爵论》强调人的智慧和志气在道德修养方面的作用。柳宗元认为，先儒孟子把仁、义、忠、信称为天赋的爵位，这种说法还有所缺陷。他认为，人的恒久志气和聪明才智是至关重要的。“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通过不懈的努力，就可以使人变得高贵。“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有了聪明才智，对事物的认识就可以先人一步，就能透彻地观察问题，人也可以变得高贵。因此，人只要发挥洞察一切的智慧，具有恒久不息的志气，就可以具备仁、义、忠、信四美，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贤人。圣人、贤人之所以有别于愚人，关键就在于此。“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天爵论》的可贵之处是，在道德修养方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只要具备聪明才智，通过不懈的努力，“庸夫”也可以成为圣贤。
《时令论》分上、下两篇，批判矛头对着《礼记·月令》。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是要按照气候的变化、节令的转换来进行的，一年12个月，哪个月该做什么，都不能违反自然变化的规律，这是人类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到战国后期，阴阳家把五行之说与气候的变化、节令的转换牵强地结合起来，编成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秦、汉之交的儒学家，又把《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编次为《月令》列入《礼记》，并附会为周公所作。《月令》把各类事物包括统治者的政治活动都纳入五行的系统当中。《月令》认为统治者按照一定的时令推行政事，是上天的旨意。实际上把统治者视为上天的代表，是上天旨意的执行者。
《时令论》上、下篇的哲学核心是对“天命”、“天谴”的批判和否定。上篇以正面论述为主，先提出论点，通过层层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使论点得以确立。下篇驳斥谬论，既有理论上的层层批驳，也举出生动的例子以加强说服力，最后得出正面的结论。
柳宗元长安时期存诗甚少。可定为这时期的作品仅有《省试观庆云图诗》、《韦道安》、《浑鸿胪宅闻歌效白》三首；其他《龟背戏》、《杨白花》、《咏三良》、《咏荆轲》也可能作于此时。柳宗元长安时期的诗歌肯定远远超出这个数目。仅贞元十九年（803）春，释文畅将游东南之时，柳宗元为他写的送别诗就“累百余篇”，由此可知，这时期柳宗元写过大量的诗歌；可惜绝大多数都已散佚，令我们无法了解他这时期诗歌创作的面貌。
《省试观庆云图诗》是一首五言排律：
设色初成象，卿云示国都。九天开秘祉，百辟赞嘉谟。抱日依龙衮，非烟近御炉。高标连汗漫，向望接虚无。裂素荣光发，舒华瑞色敷。恒将配尧德，垂庆代《河图》。
柳宗元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诗当作于此时。这首诗通过对象征祥瑞的庆云（亦作“卿云”）的描写，赞颂国运和帝德，内容和形式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登第的喜悦。《浑鸿胪宅闻歌效白》形式摹仿古乐府《白歌》：
翠帷双卷出倾城，龙剑破匣霜月明。朱唇掩抑悄无声，金簧玉磬宫中生。下沉秋火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觞荡漾何事倾？
诗写歌声之美、歌乐之声和饮宴之盛，运用夸张、比喻，语言形象生动。《韦道安》是一首五言古体叙事诗，内容已如前述。诗以“眦裂肝胆横”写韦道安的义愤，以“捷超峥嵘”写他的勇武，以“淮水秋风生”写他在军中的风仪，都生动而富于神采。全诗叙事清晰，描写生动，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表现人物的忠勇侠义。篇幅不长，人物的性格非常突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柳宗元诗歌的优秀之作。
四、“永贞革新”
柳宗元这时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政治活动方面，企图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业。他参加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主张革新的政治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王叔文出身贫寒，常常和德宗的太子李诵一起下棋。李诵对德宗后期宠任太监、虐害人民的某些做法曾表示不满，王叔文趁此向他反映许多民间疾苦，并提出一些改革政治的计划，甚得李诵的相信。这样，以王叔文为首，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柳宗元对王叔文有较长期的了解，感到王与自己的政治见解一致，因此与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积极地参加了这个集团。同时参加这个集团的还有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以及王、韦执谊、陆淳、吕温、韩晔（yè 叶）、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大都是当时出身较低、学有专长、品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规划着怎样刷新政治，振兴国家，改善人民生活，准备在李诵做皇帝的时候干出一番事业来。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这年八月改为永贞元年），德宗去世，李诵嗣位做了皇帝，就是顺宗。王叔文立刻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担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户部侍郎等管理财政的官职。柳宗元也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礼部的属官），他们集团中其他人物都担任了朝廷要职。他们在短短五、六个月内就积极而迅速地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改革。例如禁止“宫市”和“五坊小儿”等直接掠夺虐害人民的暴政，取消了过去巧立名目的额外赋税，豁免了人民历年积欠的各项租税五十余万贯，放还了宫女、女乐九百人，惩办了李实等贪暴大官僚，下诏重新起用过去被奸臣迫害的陆贽、阳城等人。这些措施，可以说都是大快人心的，但还是属于点点滴滴的。王叔文等为了巩固王朝的权力，以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就设法委派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及自己集团中的韩泰去把掌握在太监手里的兵权接管过来。原来从肃宗到德宗时，太监逐步掌握了朝廷武装力量，这使太监势力日增，没有人敢触犯他们。现在计划剥夺太监的武装力量，就是企图从根本上铲除这个反动势力。同时，王叔文等人还断然拒绝了某些地方军阀扩占土地的无理要求，并决定加以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