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疾病缠身
在列宁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极端复杂而险恶的斗争环境，奔波、流亡的艰苦生活，长年累月的紧张和劳累，以及1918年遇刺留下的创伤，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还在侨居国外之时，列宁就开始患有高血压症，并逐渐发展为动脉粥样硬化。从1918年始，列宁的动脉硬化逐渐发展，某些微小的卒中悄然侵袭他的大脑。因此，他曾不得不多次到莫斯科郊外休息。1921年年初，列宁开始出现严重的头痛病和顽固的失眠症。
1921年在新经济政策的酝酿、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列宁的工作更加繁忙，日理万机。仅1921年一年所写的文献就达2000多件。当时工人群众挨饥受饿的困苦境况也使列宁的心情很抑郁，这愈加影响了列宁的身心健康。1921年夏天，列宁身体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状况。7月8日，列宁在身体撑不住的情况下，第一次向中央提出申请休假一个月。7月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让列宁休假一个月，规定“在休假期间只准参加政治局会议（除经中央书记处决定的特殊情况外不得参加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但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列宁仍坚持每周二至三次，每次二至三小时出席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7月13日，列宁前往哥尔克休假。动身前，列宁给秘书处留下了一系列指示，并请求给他送去新到的外国报纸和他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实际上，列宁在休假时并没有停止工作。要求按时送给他的俄文报纸主要有：《真理报》、《消息报》、《经济生活报》以及在国外用俄文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刊、小册子和书籍目录。列宁在哥尔克阅读外文期刊共137种，另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及高尔基的一些著作。7月15日起，他又接连在莫斯科主持和出席一系列中央会议，同各方面进行频繁的国事通信和撰写文件。8月9日，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承认：“累得精疲力尽。”8月9日，中央全会讨论了布哈林提出的“鉴于列宁病情禁止他加紧工作”的要求，并通过了决议：责成列宁同志继续休假，严格按照医生戈季耶教授指示的日期和条件办事；列宁同志参加（党和苏维埃的）会议以及参加工作，须经中央书记处事先正式同意。列宁服从了这项决议，在8月份以及9月份的前十多天，他没有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也没有出席政治局的会议，有时也拒绝了会客或写文章的要求。但在休假之后列宁通信工作反而更多了。在1921年2月写了大约60件信和其他文献，3月是70多件，4月和5月分别超过100件，6月是174件，7月是155件，而休假期间的8月则是187件，9月是183件（包括打电报和其他指示）。
9月中旬，列宁又完全恢复了紧张的工作。到12月初，列宁的健康状况不佳。12月3日，政治局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2月6日，列宁动身去哥尔克村。从他在这一天发出的几封信可以看出，他十分担心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他在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中曾直接地说到这一点：“我今天就动身。最近几天，尽管我减少工作，增加休息，但失眠却更严重了。我担心，无论是党代表会议还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我都不能作报告了。此信请送政治局各委员传阅，以备万一。”12月，政治局在重申关于让列宁休假决定的同时，认为必须“保持列宁同志的绝对的安静”，并且禁止秘书处“给他递送任何文件”，以便“使列宁同志能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一个简短的发言（哪怕是半小时也好）”。列宁没有参加12月底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他只对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提了意见，但是，却十分仔细地准备了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且写信询问所有人民委员，要求送来必要的确切材料。12月23日，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政府工作的长篇报告。12月26日，在非党代表的会议上作了发言，并草拟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和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草案。《指令》确定了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在实现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任务。
12月31日，列宁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列宁假期的决定：（1）未经中央书记处允许，禁止来莫斯科。（2）必须规定一星期特定的一个小时来电话谈最重要的问题。后来，政治局又通过新决定，把列宁的假期延长到3月底，即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前。
在这几个月中，列宁在莫斯科近郊的科斯齐诺夫村休养，无论是1921年12月，还是1922年1月~3月，列宁虽然身体很坏，仍未曾停止过一天的工作，实际上他继续领导着党和国家工作，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都是在列宁的直接参与或作出指示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1921年12月，列宁所写的信件、便条、电报和指令超过120件，1922年1月到2月约有200件（主要是谈热那亚会议的准备问题、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财政和租让政策问题、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任务问题等等）。差不多中央政治局每次开会，列宁都要对议事日程上的问题送去自己的建议和决议草案。此外，列宁还在1922年1月草拟了党中央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草案。2月和3月，写了《政论家的短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著名论文。3月6日，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作了《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长篇演说。
从1922年3月中旬起，列宁结束休假，恢复工作。他加紧筹备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了代表大会关于基本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拟订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提纲。他把这个提纲提交中央全会审查。
1922年3月27日~4月2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他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在代表大会上，他致开幕词，作中央政治报告及关于中央政治报告的结论，并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说。大会闭幕后，列宁参加了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之后，在4月和5月间，又出席了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各次会议。这样紧张的活动，使他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了。他在给弗·维·阿多拉茨基的信中说：“我因病没有工作，而且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工作。”1922年4月7日，他在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信中写道：“我还是神经痛，而且头痛不止。为了认真进行治疗，必须好好休息。”
开始时，医生推测，列宁的头痛是由1918年受伤后留下的子弹所引起的。但经德国著名外科医生博尔夏特教授等人会诊，否定了这种看法。在俄国著名外科医生弗·尼·罗札诺夫的建议下，列宁同意取出颈部的那颗子弹，他说：“我们就取出一颗吧，免得老来纠缠我，免得大家再去想它。”于是，医生决定取出其中的一颗子弹（医生认为触动另一颗是危险的）。4月23日，列宁在波特金医院作了取出子弹的手术，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列宁也十分镇定，在动手术时只是稍稍皱了皱眉头。4月27日医生给列宁伤口拆了线，当天列宁就主持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列宁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伤口愈合得很平整。但是，这次手术没有使列宁的健康好转。医生认为，他应该好好休息和治疗。5月20日，列宁根据医生的恳求决定前往哥尔克。动身之前，列宁要求各中央机关和组织的领导人向他报告有关最重要的事情以及最重要的决议、计划、运动等等的执行和进展情况，责成人民委员会秘书处按时向哥尔克寄送中央各报（主要是《真理报》、《消息报》和《经济生活报》），经常同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联系寄送最重要的外文刊物和国外出版的俄文刊物。但是，前几个月紧张工作的后果马上就表现出来了，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5月23日列宁费了很大气力草拟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草案，并同克里木共和国领导人谈了有关问题。接着前往哥尔克休养。5月26日，列宁妹妹非常惊慌地给罗札诺夫医生打电话，说列宁腹痛、呕吐。有关人员立即前往。日常接近列宁的人说，列宁起初可能只是胃病，因为前一天晚上列宁吃了一些不太新鲜的鱼，可是别人也吃了鱼，没出什么事。列宁呕吐之后头痛，接着是右手和右脚有轻度瘫痪，说话口齿不清。原来血栓堵塞了列宁的一条动脉血管，医生们和亲友们意识到列宁病情的严重性，拟订了治疗方案。大约三个星期以后，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7月，医生允许他会见亲密的同志，读些书，后来允许他读报纸，并恢复了公务上通信。8月22日，列宁给各主管部门写了大约10封信。9月11日，会诊医师们准许他从10月1日起开始工作。从7月中旬到10月2日，列宁共写了70多个文件，同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数十次谈话。
1922年10月2日，列宁从哥尔克到了莫斯科。在动身回莫斯科之前，列宁给列·波·加米涅夫并转政治局各委员发去了《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著名信件。10月3日，列宁在长期中止工作之后，第一次主持了人民委员会会议。10月4日，《真理报》报道说：“列宁已实际上恢复执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是，病魔实际上一直缠着他。11月13日，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看到列宁在演讲时动作呆滞，口齿不清，完全不像从前那样动作敏捷，说话流利了。10月、11月间，列宁主持了土地法、劳动法、地方法等法典的制定工作，研究了租让合同、水利电力交通建设和共产国际一些工作，写了信和便条近200件，会见来访者155人，主持召开了7次人民委员会会议，5次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7次政治局会议和1次中央全会。
11月底，医生们要求列宁必须绝对休息一周。12月7日，列宁又去哥尔克，开始准备在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2月12日回到莫斯科，这一天是列宁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12月13日，他的病又一次严重发作，医生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不在任何会议上讲话，暂时完全放弃工作，当天上午医嘱是“离城，全休”，列宁最后表示同意。有好几天他在家里口授信件，嘱咐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12月13日，他用电话口授了给中央的《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信。12月15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毕，可以安心起程了。”12月15日~16日夜间，列宁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而在12月22日至23日夜间整个右半身瘫痪，丧失独立工作能力。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不准列宁过问所有党政事务。
从列宁10月22日恢复工作，到12月16日患病为止的这两个半月中，列宁写了224个文件和便条，接见了171个人（125次），主持了32次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政治局和各种委员会的会议。
第二次患病更加严重。“工作就是生命”历来是列宁的准则，不能工作，无疑比自杀还难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病情的危险，曾不止一次地对医生说，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预感到自己生命危急的同时，列宁迫切希望用不多的时日，对党和国家重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于是，他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行动，向政治局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必须每天给他一定的口授时间（列宁一向不习惯于口授，只是由于右手瘫痪，不能写字），以便把他思考的意见记录下来，否则他将“完全拒绝治疗”。对此，中央政治局会同医生商量以后，作出下列决定：“授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口授5~10分钟的权利，但不得带有通信的性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得等待这些记录作出回答。禁止会客。无论朋友或家人都不得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免给他提供思索和操心的材料。”列宁接到这一决定后，就开始口授信件（《给代表大会的信》）和论文（《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信件和论文便是列宁生前最后一批宝贵的文献。列宁的口授时间经常超过规定的时间，经常是每天半小时至一小时，最长一天达一个半钟头。由于列宁不习惯口授，他常常对秘书整理的文稿不够满意，不得不花费时间进行修改。在列宁值班秘书的日志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口授4分钟，自我感觉很坏。”（12月23日）“用支架帮助他看书和看自己的手稿。”（1月17日）“头上敷着纱布，脸色苍白。看来他累了。”（2月4日）“头痛很厉害。”（2月12日）“他说话困难，看来已经累了。”（2月14日）在口授《论我国革命》一文时，被一句话卡住，思路接续不上，列宁自己也有所感慨地说：“记性真不好！我要说的全忘了！真见鬼！真是令人吃惊的健忘啊！”（1月17日）在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时，又在一句话上卡住了，列宁对秘书说：“看来我完全卡壳了，您给记上，还是在这个地方卡了壳！”（2月7日）
1923年3月6日，列宁口授了他生前最后一封信《致波·古·穆迪瓦尼、菲·耶·马哈拉泽等同志》。3月10日，列宁的病第三次严重发作，完全丧失了说话能力和工作能力，后来的病情时好时坏，但他始终没有重新获得工作能力和重返政治活动的舞台。列宁在失去说话能力前几个小时，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和他一块坐在床边回顾往事。列宁说：“1917年，多亏白卫军的准尉们，我在谢斯特罗列茨克的草棚里休息了一阵子；1918年，又多亏卡普兰的一枪，我又休息了一阵子，而后来这种机会再没有了……”
二、伟人离世
1923年3月10日，列宁第三次严重发病，无情的病魔使列宁右半身完全瘫痪并剥夺了他的说话能力和工作能力。列宁感到极端痛苦，竭力进行挣扎。至此，列宁的政治生命基本结束。一位看护他的教授记载道：“情况确是悲壮的。这个人，这个曾经用他的言语使群众激动兴奋，曾经在辩论中说服战士并使领袖坚强起来的人，使全世界都对他的话起了这样那样反应的这个人，现在却连最简单最原始的概念都表示不出来了”。
为了列宁的健康，党和政府组织了全国一流的医护人员为列宁诊治病症，并参加值班工作。当时，中央政治局规定，除克鲁普斯卡娅、伊里尼奇娜、医护人员外，其他人不许随便探望列宁。鉴于列宁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威信，国内外十分关注他的病情，因此党和政府决定经常发布关于列宁病情的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