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浙江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成功改制，乡镇企业及时转制，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繁荣的千帆竞发的局面。多年来浙江在发展区域经济过程中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国有经济注重提高其控制力，而不是只单纯追求其比重；对个体、私营经济是鼓励其发展，而不是加以限制；对集体经济是注重其完善与制度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同时积极引进并帮助外资发展。淡化“所有制观念”，突破“唯成分论”，浙江的各级领导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先放开再引导，先搞活再规范，先发展再提高”的思路，不断促进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完善。浙江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四轮驱动”的经济发展方针，即国家、集体、个私和外资四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1993年又果断地对乡镇企业全面改制，1998年国有企业改制进入新阶段。至今，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国有经济约占18％，个私民营经济约占40％，混合经济约占30％，外资约占12％。国有经济比重虽然不大，但是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对经济全局拥有较强的控制力。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已有99％的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之外，在资源的优化配置、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市场的拓展和整合以及加强科学管理等方面都取得喜人的进展。
发达的县域经济
在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区内交通、国家投入都不占优势的浙江省，其县域经济靠什么走在我国其他省市区的前面呢？答案就是：浙江发达的县域经济主要得益于浙江块状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
众所周知，“一乡一品”、“一县一业”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许多块状经济发达的县市，大多进入了百强县的行列。
根据2003年统计资料测算结果，国家统计局2004年9月公布了《200fi年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测评结果》。浙江在百强中占据了30个席位，居全国第一。江苏凭借强劲的苏南板块在前十强中占据6个席位，而浙江以遍地开花、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为后盾在百强中占据了最多席位。
从200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每年根据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对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测算，每年公布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县以及重要单项指标前100位的县。2000年，浙江有22个县市进入中国最发达100名县市；2001年又增加了象山、奉化、东阳、新昌4个县市，达到26个；2003年则增加到30个，总数大大多于第二位的江苏省（16个）、山东省（16个）、第四位的广东省（10个）和第五位的福建省（5个），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浙江省百强县（市）数量的明显增加，也充分表明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这显示出浙江省县域经济强大的活力和竞争力。
商帮文化和人文优势
浙江的发展深深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山水人文沃土中。作为资源小省，弹丸之地，偏居一隅，之所以活力四溢，不仅与我国改革开放大政策、市场经济机制相对完善有关，亦得益于明显的人文优势和地域文化传统。事实上，浙江极具个性的文化力充当经济发动机，才是活力的谜底。
浙江山水秀美，人文荟萃。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
远在数万年前，浙江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建德人”的足迹。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更是进一步呈现出文明的曙光。夏、商、周三代以降，由于生产力水平、人口数量，以及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浙江地区的开发虽然总体上相对落后于北方黄河流域，但浙江文明的发展仍处于不断的累积过程中。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北方移民的南迁，先进的学术文化和技术文明催动了浙江地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风云际会，政治调整、经济更新、文化重建等各种要素的整合，将两浙地区的社会整体发展提升到了全国的最高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造就了各领域的人才精英群体。到了明、清两朝，以及民国时期，浙江已经成了全国无可争议的财赋命脉和文化重镇。
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善举等等，都给浙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得以凝炼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
浙江历史上素有“儒商摇篮”之称，其商贸传统集中表现为个人平均经营能力突出。远在古代春秋时期，功成名就的范蠡迁居宁波东钱湖的陶公山，致力于经营商业，不久便成为富甲一方的“财神”。他信奉“赢缩转化”的经商之道，认为“贵上则反贱，贱下则反贵”，主张“水则资车，旱则资舟”。范蠡的这些经商理念，蕴涵着辩证思维和机变智慧，可以说是浙江商贸传统文化的最早体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曦则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他一反“重农抑商”的中国传统思想，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对浙江的发展乃至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浙江传统商贸文化源远流长，积淀厚重，因此孕育出一大批工商巨子和国际名流，特别是近代“宁波帮”更是名场海内外。孙中山先生曾赞道：“宁波人对于工商业之经商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使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具体观察，浙江文化丰富多彩，区域间有所差异。但简言之，浙江文化力有三大板块：以开放、开拓、开明为特质的海洋文化，以诚信、精明、中庸为特质的商贸文化和以实惠、实际、实效为特质的农耕文化。其文化基因源自以民本、民主、民生为内涵而在明清达到鼎盛的浙东文化。其蕴含的经世致用、兼容并蓄、工商皆本、开拓创新等优良品质，传承凝练，汇聚成今日成分丰富的现代浙江文化：有古城的厚重和历史，有海洋的升放和胸襟，有文人的儒雅，有商人的精明。这些基因结合的结果是塑造了浙江人独特的文化价值个性：开拓创新但不冒险，精明算计却合乎情理，求真务实而不张扬，兼容并蓄而摈弃门户，中庸平稳但不保残守缺。
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血肉相连。浙江人似乎是天生的商人，这是基于以下品格和素质。
埋头苦干。即使在“左”的年代，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仍然像地下熔岩，不断地寻觅着喷发的通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人想千方百计，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历千难万险，艰苦创业。为了创业，浙江人以四海为家，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弹棉花的风尘仆仆，一路弹到拉萨；补鞋的四面出击，直至边陲小镇；经商的更是在全国各地聚集成一个个“浙江村”、“温州城”，连接起一条条“义乌路”、“台州街”。萧山新塘乡农民走村串户收购鸭、鹅羽毛，使萧山成了世界羽绒之都。仙居农民从全国各地乃至越南、俄罗斯回收含银废料废液，一年加工交易白银500吨，相当于全国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
创业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敢冒风险的胆略。美国战机尚在阿富汗上空盘旋，浙江人已经把装满商品的集装箱运到了喀布尔。如今，从南非到俄罗斯，从西欧到巴西，到处都活跃着走出国门闯荡国际大市场的浙江商人。难能可贵的是，浙江人不仅为脱贫致富而创业，富裕之后照样能吃苦，成功之后更想创大业。我国最大的珍珠产地诸暨山下湖镇，许多养殖专业户成了百万富翁，但他们仍然四处奔波，到省外承包珍珠养殖场，长年在水田旁的草棚里度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