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本系列《倪焕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被删改，除了现实政治原因之外，还可以在茅盾和夏丐尊等人当年的文章中看到端倪。删去第二十章，动议源自夏丐尊，他在相当于初版序言的《关于《悅焕之》》中觉得“等于蛇足的东西”表现得“最甚的是第二十章这章述‘五四’后思想界的大势，几乎全体是抽象的疏说，觉得于全体甚不调和。”删去后七章，在茅盾等人当年的文章中也有所提示。茅盾《读《倪煥之》有道广就全书的故事而言，这个‘教育文艺’的称呼，却也名副其实。到第十九章止，差不多占了全书的大半，主人公倪煥之的事业是小学教育。”几乎以职业的革命文艺批评家名世的阿英在写于1929年12月12日的《关于《倪焕之》》中赞扬作品“除开最后十多章，把前十九章当作教育小说读，那是一部很有力量的反封建势力的教育小说”。三位名家和大家有言在先，加之时代的现实需要，《倪煥之》的被删改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定要找出“恢复了原版的面貌”的1950年以后的印本，就只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印行的五四以后第二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中的《倪煥之》。这套书专供研究和教学用，直接转排初版本的繁体字为简体字，按理不会出差错。可是稍稍细看，还是无法放心去读。像最后一章，病危中的倪煥之与前来探视的同事对话答非所问时，作者有一句叙述又是全不接笋的谵语。”此处“接笋”不通，为叶圣陶所说的“失校的处所”，该是“接榫”。还有如“伙计”误为“夥计”的，等等。
《倪焕之》1928年诞生，到现在巳超过七十年的历史了。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校勘精良的版本，这不能不说是出版从业人员的失职，至少也算尽职尽责不够。我希望不久后印行的《叶圣陶全集》收入的《倪焕之》，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编校精良又具有版本学价值的优质图书，也可告慰于终其一生对图书编校质量十分关心并身体力行的作者了……
《再别康桥》组装古诗意境
徐志摩诗集
康桥，即现在通译的剑桥，它是被诗学界公认的唤醒徐志摩诗魂的所在。
1921年春秋交替时节，徐志摩得到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介绍，成为剑桥大学的“特别生”，拥有可随意选科听课的资格，可谓优哉游哉。到第二年秋，徐志摩在剑桥度过一年时光，他回中国时写下诗歌《康桥，再会吧》。1925年3月至7月，徐志摩首次漫游欧洲，在伦敦再访罗素，回中国后“康桥情结”使他挥笔写下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1928年6月中旬，徐志摩二次游欧，7月返回剑桥大学叙旧。归国途中，所乘航船抵达中国海时，或许他突然意识到再去剑桥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于是，伴着海风海浪，一首被视为徐志摩最优秀的诗歌代表作之一的《再别康桥》诞生出来8这一天，是1928年11月6曰。一踏上中国土地，徐志摩就把这首诗稿交给他们的同仁刊物《新月》，发表在当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期《新月》杂志上。儿入《新月诗选》。
月由朝月书店出版了这部徐志摩诗集…
《穿月诗选》。
《再别康桥》以其略带忧伤而又饱瘦欢快的情调。让几代读者都过目难忘，我曾调查过一些在校大学生，问他们最喜欢《再别康桥》中的哪些诗行，多数认为最喜欢诗的第四节“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第五节末两行“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以及最后一节“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不知何故，这最受欢迎的诗境全是徐志摩对古诗意境的“组装”，婉转一点可以说成是“化用”。
先说第四节那四行。重点内容“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源自《红楼梦》和郑板桥。在《红楼梦》第六十六回最后写尤三姐自杀，作者旁白式地“可怜”道广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也是同一朝代的郑板桥有一首诗《小廊》，其中有广寂寂柴门秋天间，乱鸦揉碎夕阳红。”不过，徐志摩此处“组装”还不太笨拙，他仅仅把“揉碎夕阳”变为“揉碎”“天上虹”，而且由这个美境生发写虹的倒影是“梦”但，说“天上虹”的倒影在泉潭成了“彩虹似的梦”，总嫌语句欠贯通，即本体、喻体没有可比性，当然也就耐不起读。
再说“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这两行意境轻灵、洒脱、豪爽，音韵节奏也朗朗上口，然而却是相当直接地袭用。被袭用的是比郑板桥更早朝代的宋人张孝祥，张氏有《菩萨蛮，阻风三峰下》，中曰：“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徐志摩胆子大，仅从张孝祥的“船”上卸下“秋色”换成他的“星辉”，“船”以及“船”上的货物就被他占为己有了！
至于《再别康桥》末两行“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则与宋人张炎有关，张炎《甘州》一词的下阕有：“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徐志摩情有独钟于张炎，袭用之后再反用：你老张用船“载取白云归去”，我却偏连袖口内的云片也要抖落个干干净净，“不带走一片云彩”。反用要算成功，但再往前探源，也就是徐志摩这诗第五节所抒唱的“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我们就在一千三四百年前南朝梁文学家、道教思想家陶弘景即所谓“山中宰相”为答梁武帝而写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中找到了：“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徐志摩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诗境至少应该以“不很新颖”论之。
中国古代文学，由于流传手段所限，以短章诗、词、歌为最丰富“五四”以后头一二十年的中国现代文人诗人所作的新诗和旧体诗词，难逃中国古时诗词的意境当属常事，捉住徐志摩“袭用”，不足怪。
“懒人的春天”和《枕上随笔》
鲁迅有一组五言绝句，题曰《教授杂咏四首》，（第三首）是针对章衣萍的，头两行为一少女多丰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七卷第四百三十六页对这两行的注文是：
章衣萍曾在《枕上随笔》（1929年6月北新书局出版）中说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憮得去摸了！”
就这么一句引语，算是给“少女多丰臀”作了注；注文不加分辨地沿袭了前一两代人的传言，而且一点也不费劲就把章衣萍牢牢地钉在了“摸屁股”的耻辱柱上，以至现今的几代人都仍以轻蔑的口吻把章衣萍派作“‘摸屁股’诗人”、“‘摸屁股’文人”。
其实，1981年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上的这条关于章衣萍的注文，它的来源先后可以找到不下几十处，最早的要数距其半个多世纪前川岛的一封私信。川岛即章廷谦，他1929年秋与章衣萍同在杭州疗养。这年9月4日川岛给周作人写信，信中说：
衣萍还是病比方我和他谈天，他的手总常从衣里进去摸他的胸膛，伸出手来时便看他的手，似乎又从手臂上看出这忽儿是否51比刚才瘦一点来。摸胸膛者，大概是在摸他的心脏还跳不跳吧。他，病是不大要紧摸”下去，可不大好，我功他要静养，不要静想。其实也不必静养，叫他去做两个月苦工，他忘了病，就好了川岛私信中那个打了引号的“‘摸’下去”的“摸”，就是暗示当时非常流行的《枕上随笔》那名言“……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中的“摸”，当然是一句熟朋友之间诚恳的玩笑话。几年后，到了1933年5月，章克标的自印著作（《文坛登龙术》在《著作》一节提及“摸屁股”的话时，就含一点讥讽了，章克标讲到写“随笔”，他说叙述自己的风流也不妨，不过不是一定要讲摸屁股才是随1936年3月16曰，吴伯箫在济南写”了《说忙》，后被收入巴金主编的1941年5月在上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印行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中吴伯箫著《羽书》，文末把章衣萍划入了悠闲阶层人士，依据便是“模見股”的名言让别人‘……连女人的屁股都不愿意摸’罢！你，却应当去学夏天的蚂蚁爬，春来的蜜蜂飞。”文中“你”指作者吴伯萧自己再过六七年，到了1943年，这年5月1日出刊的第二卷第一期《万岁》上周愣伽的长文《文坛沧桑录》第八章《太阳社说起》扯到章衣萍，用了一个长定语，为“瞎动脑筋，摸不着女人屁股，反说懒得不要摸女人屁股的章衣不必历述下去，已可见当年的“众口一词”在这“众口一词”的大环境下，文坛上地位非同寻常的鲁迅一时兴起，写了几首专供朋友之间看着好玩的打油诗，打油诗中冒出“少女多丰臀”一句，却被小题大作的人一传播，章衣萍便难逃劫运自有鲁诗注解起，对“少女多丰臀”的释说均与后来“集大成”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七卷上的注文一致。直到如今难以计数的“研究”这诗的文字都不假思索地抄录《鲁迅全集》上的这段“权威”注文。其实，这注文的引语至少与事实不符，更不用说也无法把那节引语与“少女多丰臀”有机地必然联系起来。
“懒人的春天……”一句话不是章衣萍本人说的，在《枕上随笔》中，这一句话是有引号的，标示是录存他人话语。那么这话是谁说的呢？章衣萍的同时代人曹聚仁曾撰文专门回忆、考证过这“名句”的诞生史，结果是不了了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3月初版《我与我的世界》一书《《情书一束的故事》的一节中，曹聚仁忆及二十年代后几年胡适的三位绩溪青年同乡章衣萍、汪静之和章铁民时这样写道：
他们三人都在暨南教过书，三人的故事，许多人张冠李戴，即如“懒得连女人的屁股都不想摸了”的名句，究竟是谁写的呢？只有让上天来断定了。
有趣的是北新书局1933年1月出版的章衣萍的长篇小说《友情》里有这“名句”的出处，安放在主人公黄诗人即以下引文中的“他”头上：
他说，《呐喊》上说阿Q为了摸女人的大腿而飘飘然，这是不对的，阿Q模的应该是女人的屁股，他也曾有两句妙语：
，‘懒人的春天呀，
我连女人的屁股也懒得摸了这诗，后来是被某君收入“随笔”的。
“某君”，即章衣萍自己，这是无疑的。“黄诗人”这个小说人物在生活现实中的原型是谁呢？从曹聚仁提供的三人名单中来推测，很可能是汪静之，当时二十岁左右的汪静之正大写关于女人和爱情的诗，
“懒人的春天……”出自他之手笔应当是可以相信的。而且，据对马华文学颇有研究的钦鸿先生作于2001年10月27曰的《也为章衣萍辩诬》一文所述，
章衣萍和汪静之在暨南大学任教时共同的兼学生与朋友为一身的温梓川写有《《情书一束》和章衣萍》，发表在1968年2月马来西亚《蕉风》第一百八十四期上，文中果决地认为锁定在章衣萍头上的“‘摸屁股诗人’的名号”其实“应该送给他的安徽绩溪同乡汪静之，因为这句名句，原是汪诗人的创作为衣萍录入他的《枕上随笔》内，外间人多不知底蕴，竟误认为衣萍所撰的诗句，真是冤枉”。但是，查遍汪静之的诗集也不见此“名旬”，更不曾读到过汪氏有这方面的自述性回忆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