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已找到的二十多件短篇创作，张维褀还留下一部第二人称书信体中篇小说。前面抄引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所登载的《改孔者》应为《致死者》。“改孔”之误，系原稿誊写人以龙飞凤舞书法特色见长的手迹所致。同时，出版《致死者》的是亚东图书馆，不是“亚东书局”，似乎当年没有叫做“亚东书局”的出版单位。还有《致死者》的出书时间初版为1926年9月。找不到《致死者》这本小说；从可靠的工具书上登记这书的页码推测，估计有五六万字那么长的篇幅。
《致死者》脱稿后，张维祺把它先后送至俞平伯和刘大白手中，托请他们阅读并作序；刘大白所作为《序一》、俞平伯所作为《序二》。两篇序文大部分文字都是题外话，论及作品本身述其具体优劣的很少。刘序中有：作者从第二人称的方式中，曲曲折折缠缠绵綿地写出他的哲理的热情的恋史，它确是情灵榣荡，哀思流连的作品俞序中有：v，G，君此作是情书，“据题说”还是致死者的情书；这自然是很妙的。虽然哲理的发挥也很多，而大体是局中人言，惟结尾一转，弦外微音，悠然意远，却令人别有会心。至于文笔文情亦两臻佳妙。词句之间或尚有小疵，然我看不足为累。以我的偏见，是很可读的一本小书，
这么一大节谈论《致死者》，甚为难得。这节文字，现今读来，仍嫌空泛了些。两年后的1928年8月，俞平伯将此序收入他的文集《杂拌儿》由开明书店出版时，连那句不痛不痒的指责“词旬之间或尚有小疵，然我看不足为累”也被删去，成为名副其实地只说好话的序文。是不是1928年秋，张维祺巳不幸病故，俞平伯不忍心再说逝者的不足呢？存疑。
张维褀的作品在当时受不受欢迎？暂时未能遍查旧报刊，只顺手在1923年6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六期找到虞廷《张维祺的《落伍》》。这篇读后感朴实真切，不像写油了手的专业评论家。虞廷仅仅写了《落伍》这篇抒写贫困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和心理态势的小说对他产生的心灵上的共鸣，可以视为张维褀作品深受一般读者喜爱的力据中篇《致死者》1926年9月初版发行后，到1927年12月巳印至第三版。一年零三个月，一本书初版后连接重版两次，是畅销的局面。1989年5月学林出版社编印了一本六十四开的《中国现代微型小说选》，虽然编印者在“张维褀”后面写了“生平不详”，但以质量取胜，张维褀初刊《小说月报》上的两千多字的《赌博》被收入。这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5月印行的茅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选录该小说入集一样，当然又证实了名不见典册的张维褀的创作实力。
退一步说，张维棋即便没写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和诗，没创作一部中篇，他仅仅向一个名垂千秋的著名刊物著名社团贡献出一个“名称”，也应该被历史记住！
如果刚才推测的张维棋病逝于二十年代末，可以被证实，他当然是早夭的文学才子，人们去读他的《睹博》会得出与我一样的结论。那种从容而又入骨、形象而又耐品的表达艺术，不像二十岁出头的人写的，倒像饱经沧桑者言。倘若张维褀还健在，他沉默半个多世纪，不与人争“语丝”版权，真是“老生入定”了……
凌叔华的四篇佚文
1998年12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下卷《凌叔华文存》按编者的意思，本该叫《凌叔华全集》。书出版后，读书界一致认为这是凌氏文字收集最齐全完备的版本，而且编校质量可信任，用纸和印工也颇讲究。但，这种本应由国家资助投入的文化基建工程项目，却只让一个学者利用工余来承担，出版社也仅仅只作为一般投稿上选题，并不组织力量在最需耐心和时间的编校程序上打攻坚战，留下的遗憾就难以避免了。
姜德明先生见到这书后，立即来信，指出凌氏1975年刊于香港《大公报》上的《我的回国杂写》就没有收入。姜先生还指出凌叔华的书信还可再征集，他说萧乾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大批书信中估计有凌叔华的信。姜先生所言是有根据的，光北京，像杨静远、阎纯德、冰心等人手中都有凌叔华书信。
作为《凌叔华文存》的责任编辑，我承担了全部前勤和后勤杂务，编者拒绝读校样，凌叔华巳谢世八九年，凌氏子女远在伦敦，不可能帮忙。穷忙之中，我没精力去回忆查找手头的凌氏散存文字。《凌叔华文存》付印后，我得到可看闲书的机会，找来几本知堂的书，无意间在《几封信的回忆》中得见二十年代初凌叔华给周作人的三封书信全文。而《凌叔华文存》在书信那一辑，致周作人的信仅编入一封，经查核，这一封即此三信中一信的前半截，现依写信时间照录。
周先生，您既是燕京大学教员，我又是燕大学生，在第一次给您写信，也用不着说些欠仰德范等套语了。我自从读了儿次您的大作，心内总想选您所教的国语文学念，但是事与愿违，好光阴句匆的便过去了。我在燕京所选都是英文（我选的是英文系），所以不能另找出时间来读国文，三年级学生只许选十六点钟，而我上年已选了廿点，科长不允许再添，眼又快开学，今学期不能选四点国文，因为所注重专修之书已经过了十六点以外可是，我不再像上次的愚笨了，夺天冒昧的给您写封信，不知您肯在课外牺牲些光阴收一个学生吗‘？我虽然愚鲁，但是新旧学问也能懂其大概，在燕京的中英日文皆不曾列众人以下，但凡有工夂还肯滥读各种书籍，这是女学生缺少的特性，也是我能自夸的一点长处1；这几年来，我立定主意作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三国文上，怛是想找一位指导者能通此三种文字的很少。先生已经知道的燕大教员除您自己以外，实在找不出一个来，所以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作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大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免音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于这类的事业吗？我或者是一个使先生失望的学生但我相信“凡人立志坚，肯用功，三分天才也能成十分了”，所以我还不自己爽心呢。我写语体文下多，但我很愿意把它学好的，目前写了些语体游记如先生肯认我作学生，我必诚恳地呈上请教，如果先生能课卟牺牲光阴指导，那更是感激不尽的了，若是先生以为搞子可教，请复数行，以便努力进行我的工作否则尚祈代守秘密，因为普通人尤其是女于，像我这样请先生的很少，事不成反作为笑柄呢， 凌瑞唐谨启，九月一日，据周作人《几封信的回忆》我从民国十一年八月起到燕京大学去兼课……到了第二年开学的时候，收到了第一封信，是九月六日所寄的，”这儿“九月六曰所寄”的“回忆”串了线，第一信是九月三日上午收到，周作人曰记：“三日晴冷。上午得燕大凌女士函……”显然不是“九月六日所寄”。九月六日是第二封信。
读完凌瑞唐即凌叔华第一封信，周作人感到她“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女子”，便依她来信所希望的答复了她。周作人日记没记下他回复凌氏第一封信的日期，反正就是九月三日、四日两天，六日凌氏回信就有“昨日奉到手示”。凌叔华第二封信比第一封信短得多周先生：昨天奉到手示，至为欣慰。今谨寄呈近作一小册，若先生暇时请加改削9我是第一次写语体长文，这册子内误谬不对的地方一定非常之多，英文点句法我曾学过，中文新圈点法我是外行，不知道究竟与英文一样不？我还有由英文及日衣文译出的小文，以后等先生有空再呈上，因为我自己能作，没有人指点，别提受了多少闷气呢！现在何幸得先生允许代为改削指点。若是先生看完这册予，请寄回或交燕京门房亦可，诸费清神容后再谢吧。凌唐，九月六日，一九二三周作人《几封信的回忆》写于1%3年8月15日，这一年他已七十九岁，他说“所寄来的文章是些什么，已经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拣了一篇小说送给《晨报》在副刊发表”。这小说就是《女儿身世太凄凉》，初载1924年1月13日《晨报附刊》凌叔华第二封来信并附寄“近作一小册”在周作人曰记上有记载，1923年9月9日项下有“得……凌女士函又稿一册”。这“一册”凌氏文稿，在周作人手中放了八九天，待至工余读完并留下一篇小说稿，9月18日的曰记写道“寄……凌女士函，还稿一册”。
前面说过的保存在周作人文章中凌叔华三封信的第三封也较长，其前半截已载入《凌叔华文存》，为免去翻检之劳，全抄于下。
周先生尊鉴：寄来《晨报副刊投稿一份已收到，甚为感激投稿人不知为谁，不知先生可为探出否？日前偶尔高兴乃作此筅小说：来说说中国女于的不平而已，想不到例引起人胡猜乱想。家父名实是F，P，ing，唐系在天津师范毕业，并曾担任《今报》著作，稿中前半事实一些不错后半所说就有些胡造，最可恶者即言唐已出嫁义离婚一节，若论赵氏之事亦非如稿中所说者，唐幼年在曰本时，家父与赵東钩（他们二人是结拜兄弟）口头上曾说及此事：但他一死之后此事已如东风过耳，久不成问题，赵史之母人实明慧，故亦不作此无谓之提议矣那投稿置系有心坏人名誉，女子已否出嫁，在校中实有不同待遇，且瞒人之罪亦不少，关于唐现日之名誉及幸福亦不为小也幸《裏报》记者明察，寄此投稿征求同意否則此三篇字纸，断送一无辜女子也唐日前女子问题而作此小说，有人想不到竞为之画蛇添足，此种关于名誉的事，幸报上尚不直接登出，先生便中乞代向副刊记者致我谢忱为荷，余不尽言，专此并谢，敬请时安，学生凌瑞唐上言
再者学生在燕大二年多，非旁听生，那投稿人想是有意捏造，此人想因在英文文学会中，被我证明其演说之错误（因我为古人抱不平之故同学诽笑之：故作此龌龊之报复手段耳这封信没有写信日期，周作人特意注明“看邮局戳印是十三年一月二日”，照理，该相信周作人的话：他是亲眼查验日戳。然而，这里知堂老人眼花，不足信。凌叔华《女儿身世太凄凉》1924年1月13日才发表，“十三年一月二日”前断无读者对小说发表意见的“投稿”寄给报社！查周作人日记，1924年1月21日项下有“得凌谢二女士函”。计算一下，小说发表，阅读小说的人读后写“投稿”，寄往报社，报社转周作人，周作人转凌叔华，最终由凌叔华写这被保存在周作人文中的第三封信，一周时间足矣。这样，再据周作人日记，凌叔华上录第三封信写于1924年1月30曰。当年的邮局收信发信都很及时，从鲁迅曰记可找出大量例证。经这一推测，可信周作人把邮戳上的曰子少认了一个零。
除了以上三封凌叔华书信，我在舒乙散文随笔集《我的风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中读到《寂寞的爱山人凌叔华》文后所附的凌叔华为1944年5月在桂林出版由熊怫西主编的仅四十八页的土纸本《作家生活自述，附战后中国文艺展望K《当代文选》第二种）写的短文，全录。
早晨坐在灶下烧粥，偶然望到外面朝雾茏着远近山头，篱笆外的竹丛下不知何时长出不少高高低低的新枝，已高出我们的屋檐了，篱外一片湿翠，蒙着乳色的雾衣，另有一番可喜景色，这时我不禁悠然吟哦石涛的诗：“新长龙荪过屋檐，晓云涂处露尖峰。山中四月如十月，乌帽凭栏冷翠霑。”这诗好像为我此时作的同小滢吃过早饭，她上了学，我便将洗碗锅的油水浇院中种的歲莱，顺便打点窗口外几株菊花。说来好笑，我的种菜，有大半理由为的欣赏它的赪色。已经是初冬天气，在四）1的白莱青蒗却特别青绿得好看：如果敷色写生，我想用头二三绿及头二三青以及石绿花青种种着菜娃，立在篱下望着朝雾初消的远景：乌屯凌云请山在装点着银色的岷江与大渡河，宛如一幅仇十洲或唐伯虎的秀丽的山水画横在目前，我想引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名句的烟思波里纯也不过如此。想着这一点我会忘掉橾作的疲劳及物价高涨不已的忧惧在扫地洗衣时我很有兴致地谓读陶渊明的诗，
今年夏天岷江边的房子租，我们便搬到万景山上的小房子来，这是一附廓的小山，旁有废庙万佛寺，我们的房于筑在寺旁古玫堆上好在左右均有古木细忖把乱砖荒草芟除，却也多少寻得出使云林画意自从滢出国后，常常终也没有客来；我一个人走出走入，不觉得冷清树上鸟语细碎篱外瞄狗相斗，有时反而觉得太过热闹了，我觉得最享福的是午后沏一壶茶，坐在万绿蒸中自由自在地读我心愛的书，写我所要写的画，这是神汕皇帝该姓妒的意境，我在这时常不禁油然漫诵5涛的“年来踪迹罕人世本在山乡半水乡我是个生有上水癖的人，战争原，是该咒诅的怛这次神圣抗战却与我这样幸福，使我有机会与山水结缘，我该感谢谁呢？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于乐山
凌叔华这篇无题自述是一件优秀的小品文，十足的士大夫气。前三封信是凌氏早年文学自述，这后一篇小品文也系自述四篇未及编入《凌叔华文存》的文学均可珍视。
也说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
阎晶明在1998年第六期《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关于二十年代中期涉及凌叔华的《一次关于抄袭与剽窃的争论》，下称“阎文”。阎文不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很雄厚的无条件地保卫鲁迅的风尚，自始至终陈西滢们都是“输给了鲁迅”的败相。然而，阎文叙说的引起“争论”的本事，读完全文仍不甚了了。而且，并非如阎文所讲的“鲁迅没有对凌叔华事件明确表态”在《不是信》中，鲁迅毫不迟疑地说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这里，鲁迅显然认定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是确凿的，他老人家要澄清的是揭发”者并不是他。
现在，来分述一下阎文未详说的本事。
先说“剽窃小说”。凌叔华的《花之寺》是否就是“抄窜”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陈西滢在《剽窃与抄袭》一文中已经答复私淑”一个作家，写出作品后“套数有些相同”，但“却是两件同样美丽的东西”凌叔华本人写完《花之寺》，在1925年11月21日致胡适的信中也说：“我近日把契诃夫小说读完，受了他的暗示真不少。有人劝我抛了契诃夫读一些有气魄的书，我总不能抛下，契的小说入脑已深，不可救拔。我日内正念罗曼，罗兰的JohnChriopher，想拿他的力赶一赶契诃夫的魔法，总不行。不错，我也觉得罗曼，罗兰写的真好，但是我不信我会爱读他比爱读契诃夫更深些。通伯是偏心契的，”凌叔华说的“偏心”就是“偏爱”。陈西滢和凌叔华都是直率表白，而且一两年后，凌叔华的收有十二个短篇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