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玮德史实补订二则》2001年8月〖8日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专版《书人茶话》刊出，舒芜先生读后去信，他的信发表于2001年9月15日该报，舒芜先生在信中这样写道龚明德先生《方玮德史实补订二则》一文，说先兄方玮德事都是准确的，其中说到送丧名单云：‘六姑’即方孝佶这个“洁”字却不对，应是姑’字‘女”旁加：又云：炜同’不知道是谁。”按：佛同，即六姑之于姚均，字佛同这两点，谨作补充。
我读到舒芜先生这信后，复函表示感谢。舒芜读了我的复函，于2001年10月2日给我一信，又谈及方玮德，照录有关内容如下一玮德乃是我的堂兄，同祖父自幼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中，统一排行，他第一，我第三。他之早逝，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一个亲人死亡的伤痛，刻骨铭心。曾有拙作追思悼念文章《白色的飘飏》，收入拙集《未免有情》，未审曾承清鉴否？他的遗事得先生关怀，是我们家人兄弟都很感谢的又，姚佛同表兄，佛同本是小名，是因其生日与佛生曰相同，后乃用作表字。所以当时记事中称之曰“佛同”，并不是对这个年轻人特别称其表字以示尊重，倒是按照一向习惯，以小名称之。这一点，那封信上未及谇说舒芜的两封书信中关于方玮德的史料很难得。我还写了有关方玮德的一些文字，如《方玮德史实补订》之‘三”便是谈方玮德的恋人黎宪初的，这位姑娘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当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锦熙的女儿，我的文章也纠正了一些误传，但总觉得与中国新文学无太大关联，故未编入此书。
鲛人及其《熔》和《山寨》
1989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倪墨炎著（《现代文坛随录》，有四页篇幅谈及“鲛人”及其1935年10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版短篇小说集《三百八十个》，倪文的题目为《“鲛人”是谁》。收入作品六篇的《三百八十个》，被倪先生论述了四篇，即第一篇《谷的山》、第二篇《逃荒》、第三篇《王妈》、第六篇《三百八十个》。没被论述的第四篇《熔》和第五篇《山褰》，倪先生说是由于《王妈》的‘立意不高，文字又很拖沓，读了使人生厌”，以致“倒了胃口”，“跳过”紧接《王妈的《熔》和《山寨》，去看压卷之作《三百八十个》一般的以读书为消闲或靠读书增加见闻为目的的广大读者，别说“跳过”两篇，即便“跳过”中间四篇，旁人也无灵权干涉。但是，倪先生是评论家，他还要就“鲛人”及其作品发议论，依我看，他这样惯使自己的阅读脾气，不完整通检自己的议论对象，至少那一刻缺乏了一点批评家的严谨风度。
倪先生的《“鲛人”是谁》在我的视野中，是惟一的“鲛人研究”之成果；之前赵家璧《说话《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千余字关于鲛人的段落，仅仅是尚待取证认可的“鲛人研究”之毛坯原始材料的个人追忆。以一本薄薄的小书留名中国新文学史册的人不乏其例，如郑定文就靠十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散文合集《大姊》而成为“一家”。鲛人能否挤进《中国新文学史》，有待史家的公正裁决。但他的创作理应得到实事求是的评说。我有幸在冷摊拣得倪先生早巳拥有的鲛人著《三百八十个》，逐篇检读之后，发现鲛人虽然供职于当年国民党政府任书刊检查主管，但他的短篇小说却不发“喉舌”之言，而是状写民间疾苦、反映老百姓的生存艰辛，还写战争的残酷。下面略谈一下被倪先生“跳过”的《熔》和《山寨》。
《熔》是七千字的短篇小说，题目的字面含义就是作品的主旨。小说结尾时，作者借年岁比小说主要人物即青年警察“冯树森”要大许多、社会经验也要丰富得多的老警察“老毛”的话点明他要表述的意思一社会是一个白热的熔炉，那怕你怎么硬的铁，一丢进去，就叫你变成棉花似的软。
冯树森本是个正念中学的学生，因父亡家穷，由寡母辛辛苦苦帮人做活积攒下一笔款子，行贿给警察部门，为儿子谋得一份站警岗管理交通的差使，儿子提前退学就职。站在警岗上的冯树森不失热血青年的特点，一旦习惯了职业，就想做一个公正执法的好警察。可是被他处以违规的车辆全是有“来头”的，往往是以得到他的同事和上级嘲笑他“认不得人”为结局。“老毛”也反复点拨，冯树森自始至终都彻悟不了；直到警察所长当面训示，他才略有所悟。警察所长的话近乎黑话：
我先前看你生得那么一只端正的面孔，满以为是个干练的人，谁知道却是这样一个粪迷了心窍的家伙！
警察所长嘴里的“干练”即懂得“认人”、“看人说话办事”，“粪迷了心窍”就是死抱着公正执法的信条、当一个冯树森理想中的有良心的好警察。《熔》的主题，依现今的眼光，确有些直露；但作品的细节、情节都呈现着彼时生活的饱满，说它是一篇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并不过分。作品暴露的是中华民国年代的警察行业这个本应执法如山的部门之黑暗，作者鲛人的实际奉献理应得到首肯。
《山寨》有一万字，写农民“老张”在玉米快成熟的季节，天天晚上被妻子赶出家门到山上守护玉米，以免被野猪偷吃的故事。老张每年都有三两个月的晚上在山头田地过夜，他惧怕这种孤独的守夜，作品凸示老张的情绪。《山寨》后半部分写老张的一系列幻觉，如与野猪搏斗、打死野猪以及打伤了野猪却让伤猪死在别人的田头而不归自己所有……作者鲛人即使不出生在山区农村，也对山区农村生活有较详细的了解。
上述两篇作品都写现实题材，《熔》写供职于“国家”部门捧“铁饭碗”的百姓之生活、《山寨》写自由个体劳动农民的艰辛，作者对社会尚不失判断的良心。他的作品，照我个人的初步看法，与叶紫、柔石甚至茅盾，都有大体一致的追求。
巳有的成了书的11国新文学史，都有一种成见，即根据某种时效性政策/‘净化”中国新文学队伍，如抗曰战争文学队伍完全不提请如王平陵等一批供职于国民党政府内的作家，鲛人多半因此而被冷落。
据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他手头有鲛人写给他的两封亲笔信，是谈《三百八十个》这部小说集的出版事宜的，这真让我高兴：中国新文学书信文库又多出两封有价值的书信！据1997年4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头版有关报道，赵家璧身后，这两封书信连同赵家璧生前所藏全部书信、刊物、图片等一并捐赠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我希望倪墨炎先生或有兴味的学者早日刊出鲛人幸存下来的这两封书信的手迹或内容，并再调查一下，弄清鲛人的生平事迹。
从二十多岁的穆时英与鲛人结为至交并住在他家中来推测，鲛人的年纪当时也就三十多岁，即出生于二十世纪初。不知穆时英存下来的文字中有没有写到鲛人的篇章？还有，短篇小说集《三百八十个》印了多少册、当时反响怎样……这些对赵家璧本人来讲，只须回忆就可留下记录，可是，他晚年的回忆几乎只讲他从事出版业的艰辛。我无权责备前人，现在我极想把关于鲛人其人其文的许多史实细节弄清楚。倘若鲛人即项德言的后人能提供材料，就更好了。
在成都生活十多年的章衣萍
1935年12月26曰下午两点，成都春熙路的“青年会”迎进了一位名叫章衣萍的客人。章衣萍是从重庆过来的。两天前，自上海启程，风尘仆仆的章衣萍一到重庆，先往“民生公司”讲演，稍后，又去重庆“青年会”讲演。接着，由渝赴蓉。据吴虞《宜隐堂日记》，在公元1937年5月4日这一天载曰：“章衣萍《四川游记》今日《新民报》登出广告，
全书三卷，《四川人物印象记》予在焉。”
上述内容都有当年的文字记载为据，可略知：其一，章衣萍入川，与“青年会有关；其二，章衣萍是带着写作任务入川的，入川一年半，已有三卷本《四川游记》问世或是即将问世。
能确证下来的，自1935年底入川，到1947年（一说1946年）初，这十二年，章衣萍在“成都大学”担任教授。他的妻子吴曙天，待章衣萍落了脚，也带着他们的养女章小萍从上海赶来同住。1942年冬，吴曙天三十九岁时因病去世，章衣萍不久与二十多岁的伍玉仙（不少文章误“伍”为“任”）结婚，伍玉仙是广东泰山县人，齐鲁大学的流亡学生。章衣萍与伍玉仙在成都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章念天”。儿子的名字含蕴着章衣萍对逝世了的前妻的怀念，可以使某些“章吴不和”的传言有一点纠正。章衣萍去世后，伍玉仙母子离开成都，先回广东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伍迁居国外，据说去了美国。
章衣萍在成都十多年，他究竟交往了哪些人？吴虞曰记上有一点点记载，如：
1937年8月11日：“江亢虎同章衣萍来访，予赠以《文录》《秋水集》共三册。
1937年9月15曰章衣萍来信，约予至武备街白家塘五十九号寓小酌。午后至衣萍处，晤孙偎工、江亢虎、李炜如、傅觉民。”
193：7年11月29日：“送章衣萍《文续录》一本。”
1938年1月31日：“章衣萍来，以《文录》二部八册，嘱交潘公展、孙恨工。因衣萍言二人将访予，且索予《文录》也。云公展询予起居甚详。”
1938年2月2曰佘啸风来，言章衣萍之刘太太新繁人也。”
1938年2月8日：“与章衣萍送去《庾娇诗》二十份。”1938年9月17日晨至沙利文看顾颉刚，晤章衣萍、刘启明、邓牧卿，又同往小酒家小吃而归，
1938年9月19日：“寄章衣萍《朝华词》、《庾娇诗》、《订婚讲演》。”
1938年1月27日：“饭后，章衣萍同其夫人来，言陈公博、朱光潜均欲访予，或言予不见客。予送公博、光潜《文录》各一部，交衣萍携去。”
1939年2月20日广赖高翔、张采芹、赖集云、章衣萍夫妇、吴君毅夫妇来。
1941年2月12日午刻章衣萍来，言对桑副官，（一）须另写约，因张震中已失效力；（二）加租二十元，每月共付租七十元：（三）我诸女若归，须退房子交予。衣萍约3日写佃约来。”
参照上录吴虞日记，我曾专题采访章小萍。一这位当时年近七旬的老人，巳不再叫“章小萍”，她一认定我确实很熟悉她父亲（准确地讲，该说“养父”）的人品和文章，就毫无保留地回忆她能记得起来的有关内容。
1933年7月30日，上海的一家育婴堂门旁，一个衣着破烂的洋车夫怀抱刚出生的女婴，正踌躇着。章衣萍路过碰巧遇见，问明情况，知道洋车夫已有几个孩子，实在养不活了……征得洋车夫同意，章衣萍抱回了这个连名字也来不及取的女婴。吴曙天先天不育，正合她意，视如已出。两人都爱这个孩子，取名“章小萍”，从姓名上完全抹去了“抱养”的痕迹，乳名“毛毛”在章衣萍的著作中，还可以找见“毛毛”几个月时的照片以及“毛毛”成长发育的过程。稍大一点，吴曙天就手把手教“毛毛”画画。
1935年底，章衣萍离开上海告别“毛毛”时的自述足证章小萍的回忆：
亲爱的小萍：我是12月11日晚走的。那晚，天下着蒙蒙的雨。那几个朋友来送我，我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心上却老是记桂着你。我站在床前，望着你十几分钟。小萍，我舍不得你呢。我想，你要是醒来，一定不肯让爹爹走了。
章衣萍到了成都后，耐不住寂寞，也是沿袭了当时所谓的“名士”风尚，他与交际花刘志清（即吴虞1938年2月2日的日记所载“刘太太新繁人”）同居并生下一女。在上海的吴曙天得知这个消息，迅即赶来与章衣萍相会。虽说亡羊补牢，但作用仍是很大；吴曙天和章小萍一到成都，刘志清就抛下亲生女儿自己走了，听说是改嫁了一个军阀。不久，章衣萍和刘志清共同的女儿在门外玩耍时，神秘地被人领走，人们估计肯定是刘志清所为。
吴曙天患乳腺癌，章小萍亲见母亲夜里用棉花擦拭乳房里的脓水。也就在这时，章衣萍说要给小萍请一个家庭教师，来人就是伍玉仙。谈到“后母”伍玉仙，章小萍就显得气愤，说只对章念天一个好，吃东西大都没有章小萍的份儿。
章衣萍对章小萍一直很好，好恩也得到了好报，章衣萍生命最后的岁月，伍玉仙带着儿子已离去，章衣萍身边只剩下十二三岁的养女。章小萍帮“爹爹”洗脚前脱袜子时，拿着破了不少洞洞的烂袜子，说：“爹爹，小萍长大了，要挣钱给你买新袜子！”这话让巳走到生命尽头的章衣萍颇感温暖。章小萍一直守候着章衣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爹爹”去世后，年仅十二三岁的章小萍竟然知道把父母的结婚照、生活照保存下来。半个世纪后，这些照片还基本完好。那次采访，章小萍慨然把全部照片借给我，让我带回成都翻拍。但第二天一大早，章小萍赶了两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又坚决地毫无商量余地地要回了照片，说是她这一生再也不会让父母的照片离开她了……我虽然非常尴尬，但却真诚地相信了章小萍对养父养母的情深似海，如对亲生父母，
我不厌其烦地唠叨章衣萍在成都十多年的生活点滴，是试图让大家先认识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存在过的作家，接下来谈他写的书，才会有点基础。还有，也是更重要的，在成都，仅有的对章衣萍的回忆，又太过于偏重俗见，只好再订正一下。
1991年3月29日在成都出版的《读书人报》上有一位老记者写的《章衣萍在成都》，文很短，但几乎一棍子打死了章衣萍：说章衣萍“其落拓浪漫因为鲁迅先生‘骂’
过，因而名声大震”，说章衣萍在成都印行的线装诗集“里面有奏呈封建军阀的若干首，全是格律诗，内容不问可知”，说章衣萍和“摩登女郎”混在一起而且“后来又在中莲池一小独院里金屋藏娇了”……
也是在成都出版的一份杂志《龙门阵》1994年第四期有一篇文章“忆”及章衣萍（名字误为“章依萍”），说这个“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入川定居成都后，“按月拿着四川军阀某公的馈赠，正在写他那些情意绵绵的大作”；还写他的交际花太太刘志清与他疏远后，他对小女儿“嘤嚶哭泣说：‘毛毛，你妈妈不爱我了，嫌我老……’云云”，还发表“忆”后议论“像他笔下那些三角、四角的主人公一样”；更让人称绝的是关于“听说”的一节章衣萍写作“怪癖”一写作的时候要满屋点上香烟；睡在被窝里朝天吐痰。
痰延把缎子被面污得一塌糊涂……名士风流，与常人自是不同。
这一节生动之“忆”，据“忆”者即文章作者说明，是刘志清“说过”的。但是，包括那位老记者的文字，这两篇东西，我都不敢把它们当信史对待，总感到和截至目前几乎所有我见过的“回忆”章衣萍的文章一样，有浓厚的偏见在使怪。我敢作保：章衣萍没有这样不近人情，也没有这般不可理喻，他是一个可近可亲、有贡献也有缺陷的二十世纪第一代中国文化名人之一。谈章衣萍，宜取恭敬态度。
以上关于章衣萍在成都的点滴片断，大体可以对章衣萍有个概略认识。下面再略述章衣萍入川之前三十多年的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