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社址迁到重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霁野译的《简爱自传》第三个版本，书名略为《简爱》，原著者姓名改译为“莎绿蒂，勃朗特”，草纸印刷，分上、中、下三册，列入“勃朗特选集之一”。从巴金1945年7月7日致杨苡的信中恳嘱她务必译完《呼啸山庄》，而且希望“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来推测，所谓“勃朗特选集”可能是莎绿蒂、艾米莉等勃朗特姐妹之作品辑印。巴金在刚引的同一信中还坦诚地说“在书店快做了一年的校对，看校样看得我想自杀或许可以相信巴金就是李顰野《简爱》的编校负责人。他剛伞到自己亲手侍弄出的《简爱》，自然联想到姐妹作家的另一名著《呼啸山庄。‘文生’萆纸初印三卷本”《简爱》是战乱中印行的，作者当时也在重夫教书，他没有对作品译文进行修改。
四十年代末文匕生活出版社将巳出的外国文学名著改为阔大二十八开本，除内封外，外加印制考究的宽勒口护封，李霁野译的简爱》为其中一部。这种“‘文生’二十八开一卷本”《简爱，截至1954年4月，共印五次累计印数八千册；其纸型还被公私合营兼并后刚成立的“新文艺出版社”及其更名之“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加印，前者于1956年4月至1958年1月印三次共一万六千册，后者于1962年8月印一次三千册。
以上所述李霁野译《简爱》各印本，就内容文字言，均为一个版本系列，可统归称为“民国版李译《简爱》”。1982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李霁野译《简爱》的修订本。上引茅盾《真》文有对李霁野译《简爱自传》初版与英文原著的详尽对比考察，结果表明：李译“用的是‘字对字’的直译妥帖”、“熨帖扣住了原文的句组织法的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李译“使我们在‘知道’而外，又有‘感觉因为它“谨慎细腻和流利”茅盾精通英文，他当时的评定不会因岁月迁移而丧失其权威性。1982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别人代为修订的李霁野译本《简爱》，就语言形式上讲，更益于今人阅读；但要体会夏洛蒂，勃朗特原汁原味之《简爱》，对不能直接看英文书的读者，恐怕还是李译民国版《简爱》或《简爱自传》更为容易收效
《简爱》巳是享誉国内广大读者心中的名著，尽管李霁野译本由于多种因素，未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今天的图书市场仍然占领显著的地位，但它的价值将永存，至少我，是爱看李霁野译本的；其后出现的几个译本，我都核校过部分文字，所下功夫大多不及李霁野。而且为了表示不是照抄李霁野译本（事实上，这些后来的译者在翻译《简爱》时，手头大多摆有一部李霁野译本《简爱》），只好故意在中文译文字面上另览同义词，以至于把译文弄得不伦不类，甚至有搞错的，举个实际的例子。原版《简爱》第十六章第一自然段最后一句是：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句子。这一二十年流行于1市的1980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行的祝庆英译本简爱》译为我有印象，地那天肯定会到。里即便不核校、执英文印象”在这儿也用得不对。已经发生过的人事在脑中留下迹象才叫“印象”，此指一种推测和估计impreion的义项除了“印象”还有“感觉”，如果译为“珞觉”就妥帖些。李霁野译为我总以为他今天是一定要来的了读祝庆英译的《苟爱，总感到别扭的句子太多。如刚才举例的这一段，祝译本有一句“他有时也进去待上不多几分钟此处李菜野译成“有时他也进来几分钟”原文是一稍加对比，李霁野译本就见出其优越来。
除了祝译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吴钧燮译本、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黄源深译本以及不少出版社也弄出各自的译本等。吴译本、黄译本、祝译本，要算比较认真的译本。李霁野译本会不会被后来的译本取代？依我看，不妨多种译本共存，宽容些好。
《朱湘散文》的“全面系统”
朱湘是不幸英年早逝的著名诗人，池的《采莲曲》以优美的音韵节拍醉几代懂诗爱诗的读者，即便冷静的文学研究家和教授要一接触此诗，也会情不自禁地拜狠作者的语言表达天才。朱湘因过于敏感，加之熬受不住人世太多的择睢和贫寒，只身赴清流时年仅29年。我已备存朱湘的诗集、文学评论集和书信篥，今曰在书店发现架上有两卷本《朱湘散文》，打开序言，找到编者说及本书收录情形的段落年，二十九岁的衣湘追随茌子，大白。蹈江而去但是广死了也不的，是朱湘的诗，亦是未湘的散文在近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编辑出版了表湘散文：它包括解故前结表出议过的未湘的所有散文，还收录了文集之外。散見于二十年代（桉：依地范应写作“二三十年代~各种报刊的十/迖作品，一次全面系统地反决了朱湘牧文的面这表述令热爱朱湘的读者手把此书不忍释卷，近700页的大32开本过塑软精装，书价不足20元人民币，不算奇。由蒲花塘、晓菲编的此套《朱湘散文》1994年4月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亦列入口气很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回到自家书斋，将《朱湘散文》翻了一遍，待熟悉本书编排麽量之后，突生对编者在序言中所汫的“全面系统”来作一点点“吹求”。
工业产品、日常用具如吸尘器、洗衣机之类，生产厂家几乎集中所能调动的全部智慧干产品的換代”上。图书也有一个“换代”问題，即最佳版本的创制。一部立得住脚的具备珍藏和实用双重价值的好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后来同一类图书无法在整体质量上取而代之，两卷本《朱湘散文》在选题策划上是有点眼光的，它瞄住了朱湘著述未曾出过全本的一个读者面较大的空白，稍稍多费点功夫，此书会是传世之书。然而，以下两个方面的疏忽，使得《朱湘散文》如不赶紧修订，又会成为过渡性质的图书。
其一，《朱湘散文》短于校订。以书信部分为例，卷三《海外寄霓君》和卷四《书信篥》是现成的本子，八十年代上海书店曾各彩印1万册，容易找到；但编者不知是出于某种考虑（如版扠），还是讯息不通，他们没有采用巳有的最佳版本即安傲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印行的《朱湘书信二蕖》为底本。徽版（朱湘书信二集》早将7年后收入《朱湘散文》的两部书信集，依据幸存下来的朱湘手槁进行了详尽的补正，把1934年、1936年分别印行两书时因顿及当时人事是非所作的删改一一补入订正，成为一部完整版本。很显然，后出的书无论如何应吸收撇版成果。
其二，《朱湘散文》对朱湘集外作品未下大功夫去做辑佚工作。上引该书编者序言所谓收录了“朱湘所有散文”以及“全面系统”云云，只能骗一骗如同编者一样马虎的读者。就在刚提及的擻版《朱湘书信二集》中就辑入朱湘篥外书信一封，是致掩蛰存的。查一下有关目录索引，还可补入朱湘致顾一樵的一封信，栽于四十年代后期《文艺复兴》上。两位编者我不熟，或许是某两位熟人的笔名也未可知；只要这两位中有一位是弄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按理，不熟中国新文学万不能委以《朱湘散文》之编责），就不可能不常常查阅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就在这丛刊某期刊过朱湘致赵景深一封长信，读一读信的最末一节，就知道这是一篇优美的议论性散文（可惜未收入《朱湘散文》）文化是一条谜子，许？时代是这条链子上的大环：诗便是那、联袼两九坏间的小环小坏1更羑大环的缩形，它们都是深闯的：浑，是人性，通常的一条链子，谁都肴详出那些大坏与小环是相同的，怵有咒借了科学，一个人寸能行出这旮秌子在形与质上的4异：人生之链与此恰恰相反诗的贪任浹足启示那种种丁、同下的这个大同图书也有伪劣产品，如何对待那些貌似高雅其实编辑杻糙有伪劣之嫌的图书，最省劲的当然就是名曰交给市场让商品规律去自行淘汰；然而这样，损失实在惨重，产品说明书上宣称的“功用”，一定要与产品投入使用后的效果完全一致，否则轻则判为次品，重者定为伪劣。在图书行业，造就并有效地保护一批有能力有兴趣检验图书质量并及时予以曄光的批评家，在当前尤为紧迫。
“留给世人”的“美丽的花朵”
到图书馆去查阅1934年7月份的《快报晚刊》，如果按曰报顺序去翻，7月17曰这一天没有出报。六十多年前的事，当时的经历者如果还有徤在的，恐怕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印象了。但是，报界圈内的人士都明白：一张日报，事先不发声明，突然一天不见报，当然是大事、要事了，
《快报晚刊》在1934年7月18日整整四版几乎都是关于一个年轻人的事，这个人就是蓁子。前一天没有出报的原由，该刊在显著位置追发了一则公告百花潭前13午后葬送本报一记者枣丛芬君不娴水性习游泳竞作波臣本报昨休刊志。
读了这则公告，就足见蓼子即公告中的“廖丛芬”在当时成都报界、文化界、文学界的地位有多高。《快报晚刊》是《成都快报》的附属文化曰刊，每天黄昏见报，类似今天的“扩大版”，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一份报章。只不过这‘，扩大版”是每天都有四大版，而非今日“扩大版”之周末才有四版。
上述公告中的“记者”，比今天“记者”的名目含义范围要大，它包含采稿、撰搞、编搞，如孙伏园就是相当著名的记者。当年的“记者”每月出满勤才元薪金，而一个大学教授是每月四五百元，还有六百多元的。从月薪上看记者”这差事真是穷差事。然而，如此经济待遇的蓼子，何以得到如此丧仪规格呢？
蓼子去世后，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于1934年11月出版了一部从编排到装帧都格调高雅的《蓼子遗集》，“著作者”署蓼子的冠姓之字，由“西方社”出版，“现代书局”承担发行，在“福民印刷公司”印刷。仅印三百册，还在版权页书名旁注明系“非卖品”，说明“亲友索阅附邮票五分即当奉寄”。
为何要作为“非卖品”？厍来这是由三十三位同事、友人、读者捐资共一百多元而印的一部书，是用来纪念早夭的死者即该书作者蓼子的。捐款的人名、款額也登录在版权页上面，还写明所得捐款的开支情况，如用于《蓼子遗集》的“印刷费去洋一百零九元五角正（内四元五角系为渝券贴水）”。所述是说印书只花去一百零五元，交“现代书局”四元五角作为“渝券貼水”。“贴水”是寄印刷品时依据重量在书的表皮帖一张相等面额的邮票。《幕子遗集》只在成都、重庆两个城市发行，表明蓼子的亲友分散在这两地及其郊区。
一个年轻“记者”的去世，竟使得一份日报“休刊志哀”，休刊后接着出纪念专号，还编印一部死者著作集……蓼子何以当得起这般高规格的纪念仪式？当然与他的人品文品有关联。
他1910年10月19曰出生于四川新都桂湖边上的一户人家，他的母亲在他八岁时就死了，他父亲是一个医生。十五岁时，因父亲去世而中止了学业，此时继母强令蓼子去经商做生意赚钱。蓼子逃离故里，来到成都一边刻苦自修文学，一边开始挣钱养活自己。
简直不敢想象，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竟然仅凭着一笔好文章，代一位所谓“博士”写回信，就可以在大都市租房子住下，朝自已憧憬的文学殿堂迈进……蓼子（此时他还没有起用此号名）就这么在成都过了一两年。翅羽稍硬，他便告别了那位有名无实的“博士先后在《西陲周报》、《西方夜报》、《成都快报》担任副刊编辑。不！还不仅如此，在他给“博士”当“枪手”之前，他还在新都念书时，也就是十四五岁时吧，他已经在参与执编甚至是主编一份文艺刊物了。这份文艺刊物的刊名叫《摇篮里》，菜子亲自从新都跑到成都联系印刷。
就在成都印刷《摇篮里》这文艺刊物时，他有幸结识了也正在向“文学殿堂”挺进的程沧。认识程沧，是蓼子人生旅程最后近十年的福音。程沧，就是司马计，他其实比蓼子还小两岁，也是四川一个县份上的人。程沧与蓼子一样，扎实钻研，夸心创作，不愿意在“文坛”混混们搞的虚空“场面”上露脸。他们由相识、相知到携手并进，是：曲可歌可泣的人纯情友谊的乐音。藜子的丧事、《蓼子遺集》的编印，都是以程沧为主操持成功的。
《快报晚刊》以“休刊”一日的隆重仪式向孳子志哀，是因为礬子的去世，让该报馆少了一根台蛀，我们来读礬子的同事曹仲英在蓉子去世次日凌屐含泪写訧的悼嗥乞生毛间！中最谨甩最忠城最尽的一仑，在他所担的勤；，总是不落空地一处一处跑文，常5他挥着汗回社，挥合汗制铒，榀昜汗出社采访：不一会又挥鈐汗W社……他，”经常地为事此尽瘁，从軋背有一时一钊的忽他本有对病，三天常有一天没进食，有时一吒肖均到天明，我己浔到他病骂杏攸的炫，而孓久，又立即到社了他制极精细，一字一句，必项经推敲，
一位音乐研究者也回忆起蓼子约他写音乐家的故事，蕈子在作者同意写搞后，立即去书店买了一部《二大乐圣及其生平》以供作者写搞时秦考。
就是凭蓍有了学识和文学功底之后的韧劲，蓼子把他主持的《快报晚刊文艺专版弄成了蓉域地区名卓著的名咮专刊，连版式字号部被一些报章副刊仿效：恰好蓼子主事的文艺专刊名为《百花潭》所以怀念篸子的文章有一篇称池为，百花潭主者”，说蓼子的，以身啕百花澤”广实是空前而严重的损失”。
孳子在工作相创作、研究方面，更有一种求实务真的大无畏锖神。1933年《快报晚报》发表了指斥四川某县一个姓王的县长的犒件，鴇件是别的同事所写，“王县长”误以为是蓼子的手笔，嗖使人把蓼子打了一顿。蓼子代人受过，却一无怨官。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都报界大寧件之一不能少了“‘王县长’风波”，但可惜成都无人做这类艰辛的史料爬恍，连“蓼子”何人，估计报人中知者几乎没有。
蓼子的求实务莫还体现在他对自己的文字的态度上。1934年5月份，程沧和羊角（一位作家的笔名）打笔仗，牵扯到蓼子用笔名写的几篇镝子，说词句不通。蓼子极力申辯，因为他根据《王荆公书》以及《哲学之贫困》等书作的引用，不会错。于此可见蓼子对“内勤工作”即写搞的负责，
诚如鲁迅说的，一认真，麻烦就来了。蓼子与人的文字纠纷相当多，但很可惜，程沧在执编《蓼子遗集》时决定了一条编选原則：“与人打架的文字都不收入”这使得我们欣赏不到蓼子的文字论战风采。《蓼子遗集》所收文字，仍有“与人打架”的断片记载，如《文章事》第二节有云：
在众？的责难中，我疏忽不了那一爷有饱满成就的朋友秦爷自从这人回镇文坛来，就給我带表了备意的恐怖，起始，晚我以大义继利，如之以0學；然而，我这忪弛了的犮条，怎么也旋孓紧，在报给他一千的灰心后，每天，皆要在他的面前，领受一份应得的这里，已不是一舷的文字争斗，而是面对一种强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