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曰书香》，多么好的名字。关心旧书的朋友，都会为这个书名动心，为“昨日”的书香而动情！
龚明德先生善于写书话，善于考证那些文坛旧事和那些旧书的版本。这，有他发表过的长短文章和出版了的《新文学散札》、《文事谈旧》为证。这本《昨日书香》，依然是关于中国新文学的版本、文事考辨性文章的结集。读明德先生这些文章，有三类文字特别引起我的喜爱，也特别能见出作者的功力。
第一类，考竟源流。中国新文学名著，往往多次印刷，多次改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重印，改动更甚。而那些初版本、早期印本，则成为珍稀印本，成为稀罕物。明德先生下了苦功，对《家》、《倪焕之》、《八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学手册》等等，进行了版本源流的考察，理清了一部名著有多少版本及每次重印时的改动情况。中国新文学版衣学是复杂的，决不像有人想的那么简单：“书名相同，文字就一样；要分析作品，随手找一本就行。”这是一种误解！龚明德先生潜心研究，从收集齐版本进行比较开始，说明他懂得中国新文学版本学的真谛。他这些考竞源流的文章，是有功于学术研究的。
第二类，史料辨。龚明德先，生长于考证，能够以细密的考据功夫辨证问题。特别是那些不大被人注意的地方，那些虽已有定论却并不正确的问题明德会以神来之笔，考它个准确无疑。诸如为章衣萍的辩诬，对凌叔华的“剽窃小说图画”案的考辨，以及关于李霁野所说“译《简爱》是鲁迅帮助的”之考察，如此等等，明德能用准确的史料，进行周密的考证，得出确切的结论。这就是考据的功力！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到乾嘉学派科学的考据方法时说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明德先生做到了“读书得间”，善于发现问题，捕捉到那些中国新文学史上弄错了的问题，对那些版本上的失误进行考察、辨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想，这不仅需要掌握丰富的史料，还要有学术上的勇气读《昨曰书香》，能够感受到那种坦诚和正直的书卷气。
第三类，版本发掘。近些年，上世纪“五四”至四十年代末的民国版图书受到读书界珍爱，稀有版本的发掘和介绍，成为书话写作的重要内容。龚明德先生在成都工作，那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自然有不少珍稀书刊存于民间。明德长于搜存，有极高的识别能力，《昨日书香》中介绍的《《芳草天涯》公演特刊》、《玮德纪念专刊》、《孟夏集》、《诗歌集》、《恩海集》等等，就都是难得的史料。明德搜存了，不是奇货可居、秘不示人，而是作为有用材料介绍出来。他甚至告诉我，如果有条件，他愿意把这些珍贵史料影印出来，给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同行使用。多么宽阔的胸襟！虽是读这些版本发掘的文字，我已经感受到了“昨日”的“书香”。
龚明德先生是位长于史料考辨和版本鉴别的中国新文学考据家。从汉儒解经到乾嘉时代，考据一直是中国的一门显学，多少知识分子为之献出了毕生精力，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五四以来，随着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和西方新的研究方法的输入，考据便被放在了学术研究的末位；特别是在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一些人不恰当地认为似乎没有进行考据的必要。尽管中国新文李版本、史料需要考据的问题那么多，尽管学界出现过唐忮、李何林这样的中国新文学考据家，但在一些研究者眼中，中国新文学史料的考据，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是一份壮夫不为的工作！但是，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界，还是出了那么几个傻子，他们不管世俗的偏见，不论这项工作是否受到重视，就是以研究史料为己任，甘心坐冷板凳，埋头进行研究和考证，认为终有一天史料考据会放在应有的地位！我想，龚明德就是这样的一位傻子。
以明德先生的丰富存书和深厚学养，如果在令国新文学领域治论、治史，应当是游刃有余的，但是他不如此；以他的丰富的编辑经验，以他因组编《围城》汇校本而受冤枉、吃官司，何不搞些不费力而又能讨好的文章编辑出版呢，但是他也不如此。这种执著的精神令人敬佩，因为学术事业需要这样的工作，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不能缺乏这样的傻子！
我与明德先生没有见过面，但我们是通信多年的朋友。我读过他许多的文章，也得到过许多他制作出的毛边书。我喜欢他的文章，赞扬他的考据派精神。今《昨曰书香》要出版，承明德不弃，以我为知音，叫我写序。我不能推辞，便读后写了以上这些中听和不中听的话，以付明德，喜欢的、不喜欢的，都不管了，企待着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朱金顺
2001年7月3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