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个新地方想落座时，先要检查一下座位是否干净；到餐馆吃饭，总要检查一下餐具是否卫生，并用随身带的纸巾擦一下（我们比西方人更爱用纸杯和一次性筷子，是进步还是落后？）；上车时如果有人帮你搬一下行李，我们总要怀着点戒心；在火车上，当有人跟你搭讪（中国人偏偏就爱搭讪），你总要花很多心思去揣摩，对方是什么人，会不会别有用心；逛商店时，我们常常是六分心思看商品，四分心思保护钱包……总之，我们在外时，看到的是太多的彼此不信任，心怀的是太多的疑虑。
不错，无论在哪个国家，出门在外，处处当心无疑是对的。但我这里要说的是，当善良和爱心被误解的时候，那是最冷酷的。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宁愿很冷酷地将所有的善良、爱心怀疑掉，也不要上一次当？我们为什么要怀疑？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果人们之间多一点信任，那是不是和谐社会的标志之一？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那天在维多利亚广场，那个英国女子在看出我迟疑的动作的时候，有没有看出我迟疑的内心。她能理解中国式的戒心吗？
文化和社会间的差异，会在许多方面显现出来。生活在国外，你必须善于观察，才能发现差异与趋同。
一般认为，西方的社会文明比我们的好，这的确是；但什么事不应该绝对化，人类的弱点、缺点，在任何社会当中都一样存在着。所以，就文明习惯而言，西方虽然比我们好，但也不能绝对。在希斯罗机场，一个好心的英国小伙子带我去买车票；当时我经历了10多个小时的飞行，嘴上正衔着一支香烟。正当我要走进售票处时，我猛然意识到室内是不可以抽烟的，而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远近没有一个垃圾桶；于是我看了一眼那小伙子，意思是说，这香烟怎么办，他诡谲地用手指指墙角，意思说：“就地处理。”看着旁边没有人，我照办了，但心里还是挺忐忑的，因为这是在英国呀。好多天过去了，小伙子的诡谲的笑还常常浮现出来。我并因此替他和我自己辩护：人之所以是人，大概是因为他偶尔要犯点错误。当然，那个叫我不学好的英国人其实并不是正宗的英国人，从他的外貌看，他显然是从XXX地区移民来的。
又有一次，我从住处坐了公交车去大学听一个讲座，下车后，我便利用进大楼前的一点时间抽支烟，想过把瘾再进去。楼前一位碧眼金发的女子也在抽烟。我抽完后把烟头塞进了楼前的烟灰桶里，而那女子抽完后，只见她悄悄猫下腰去，在手快要触到地面的时候，把烟头轻轻放在门边，转身进了大楼。我很吃惊，怎么这么不注意。但是，看着她那弯下身去，把烟头轻轻放下的那个动作，我又笑了：她的行为绝对是错的，但是构成这行为的动作过程又是“优雅”的。她丢下烟头的那一瞬间肯定觉得自己做得不对，所以，动作本身一点也不张扬或放肆。这总比一些人抽完烟，毫无顾忌地把烟头猛地往随便什么地方一扔，甚至还在空中扔出很长的一段抛物线，要好些。看来，同样是犯错误，应区别情节轻重。
在去英国之前，由于没有联系好住房，请朋友先帮我联系了一个英国家庭，好让我下飞机后有个落脚点，而不至于拖着大包小包，满地找住处，或者住昂贵的旅馆。于是，这便有了我在英国和第一个房东的有趣的交往。
在西方中产阶级以下的阶层中，人们一般都希望自己来打理家庭里的一切，像修车，翻花园，装修房子等等。所以英语里便有了一个固定短语：Doityourself（多简写成DIY），意思是：“自己做”。“自己做”几乎成了一种时尚，不会自己做，则是无能的表现。
这个英国家庭共有两个人，老两口子：谢拉和迈克。他们的房子并不大，从外面看，很像中国农村的老式三间的样子。但进到里面，却完全是国内高档住家的结构：一个门厅，左手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客厅和饭厅相通，旁边是厨房。右手则是房间，一间是老两口子的卧室，一间是迈克的书房和办公室，还有一间则是他们开辟的客房。所谓客房，不是我们的家中那种供客人住的房间；他们的客房是用来出租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客房。
两口子很讲究情调。迈克是金融顾问，整天在外忙，周末才得清闲。
所以，他们平时将这间多余的房子租出去，但不希望周末有房客在家。然而，我在他们家住了两天后，谢拉却违反他们的一般“原则”，打电话告诉迈克，说我是个多好多好的人，甚至还帮她洗碗。总之，她和迈克都希望我继续住下去。他们的热情自然令我感动，但我知道，我不会在他们家住很久，因为他们是按GuestHouse的价格收我的房钱的，而我只能出得起租房的钱，出不起住旅馆的钱；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房子，但还是一直住到周末。
周六这天迈克起得很早。平时都是谢拉做早饭，今天却是迈克，并且他穿着一身工作服。原来，迈克和往常一样，到了周末就要集中时间做家务，主要是屋内的整修。以前我听说过，西方人喜欢自己做房屋的维修等工作。这次算是亲身经历了什么是西方人所说的Doityourself。
迈克则是此类西方人的典型。走进迈克的车库，我简直惊呆了。只见里面什么工具都有，有手动的，有电动的，大型的，小型的。仅一套锯子大大小小就有十来种；另外，车库里还堆着十几桶油漆。他们油漆房子从来不找别人。据谢拉说，他们现在这座房子的装修就是迈克自己搞的，电路布排、水管铺设、墙壁粉刷等等，全是自己做；而邻居家那个老太太请别人做，花掉了三千英镑（对英国人来说，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迈克今天的任务是要把大门和门厅之间的瓷砖重铺一遍，因为他们觉得原先的瓷砖有点旧了，不能在视觉上打动客人。从车库搬出瓷砖后比划了一下，发现这块地面的宽度是两瓷砖半，也就是说，第三块瓷砖得锯掉一部分。但问题是，那半块瓷砖是放在外侧还是里侧；最终，还是放在外侧，因为客人从外面进来，外侧的那半块瓷砖不容易引人注意。我想，这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度做事还真精明老到，既有匠人的精确，又有艺术家的审美。
当我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买了房子后往往是花很多钱请别人装修，自己在一旁做监工时，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做？迈克在装修他现在的这座房子的时候，既是水工、木工、电工、泥水匠，还是设计师。谢拉经常拉着我把她邻居老太太的房子指给我看，用一种不屑的口吻告诉我，那是请人装修的，花掉了几千英镑，结果还没有她丈夫自己装修的好。
后来，我从迈克家搬了出来，在2英里之外找到一处两层楼的房子。
我住楼上一间。房子里只有楼下一个浴室，不方便，我提出应该在楼上的洗手间再装一处浴室。于是我的新房东Trevor从伯明翰赶来，给我安上了新热水器，并且是自己动手安装。接着便是贴瓷砖。他花了一个星期天把楼上的浴室贴得整洁一新，既做水电工，又当泥水匠；你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公司职员能把这些活儿干得那么利落。哦，这些英国人怎么都会Doityourself呢？
进一步地，动手能力跟教育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的教育似乎更多地关心的是“脑”而不是“手”。听说一个大学生在学校里第一次亲自剥鸡蛋吃，他拿着个鸡蛋看了半天，摇了摇头，放下：因为他不知道这鸡蛋该从哪一头敲起，干脆无奈地把它放下。因为，他，还有他的同学们，从小到大只被要求“Do”好一件事：作业！
离考文垂市数英里的Canley火车站，数十年间都是这个规模，没有扩建过。
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应该是复活节的前一天），我和往常一样，从学校走回家。路过Canley火车站时，看到一群英国妇女在小火车站前团团转。她们见到我，就像看到救星似的叫住我，请我帮忙。原来，她们是在送一个年轻女子去伯明翰。但是，这天火车站上没有人卖票；因为第二天就是复活节，而这一天就像中国的除夕一样，到处都很冷清了。买不到车票，当然不能乘车；火车站前是有一台自动售票机，她们又不知道该投多少钱。总之，她们正一筹莫展。
我告诉她们，平时火车站未必都有人卖票，她们可以使用自动售票机；至于投多少钱，其实并不重要。到伯明翰的票价当在2英镑左右，但无须买全价票，只投一英镑足够了；如果上车后有人查票，就补全（不会罚款），如果没有人查票，一英镑就可以坐到终点，可以省点钱。但是，你一定得买张票，哪怕花10便士；买了票就等于获得了乘车的许可（permission），要不然你就犯法了，而无票乘车的最低罚款是10英镑。我还告诉她们在哪个站台上车，往哪个方向去，下一个时刻的车是几点到。
经我这么一“辅导”，她们的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她们花一英镑买了张“许可”票，高高兴兴地去了站台。
当然，我对英国火车的了解还得益于我步行回家时都要经过这个小火车站。火车站的站长是个可爱的小老头，一来二往，我们便渐渐熟了。
我不很忙时，会停下来跟他聊聊天，聊足球，聊英国的狗。当然，他也向我介绍了许多关于英国火车的知识。
来英国两个多月了，对这里的某些方面开始有了些了解，甚至比当地人知道得还多一些。作为一个外国人，能给当地人帮上忙，多少还有点得意。
昨天晚上，同事Red博士发电子邮件来说，我们研究中心的教授、着名学者SusanBassnett的丈夫去世了。问我是不是去买张卡放到她信箱里；我回信说没问题。回完了信，我便寻思，该在卡上写些什么话；可是最让我心里没底的是，该买什么卡。就我在国内所看到的，所谓卡，一般都是“贺卡”，即凡是送卡，都是因为对方有喜事；可是，难道有表示哀思的卡卖？
第二天我信心不足地去了礼品店。我怕人家笑话，便小声问有没有表示哀思的卡片卖，我怕她不懂，解释说，如果有什么人去世了，有没有这类专门的卡好送。女店员听了之后，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并带我到一个货架前。我一看，还真有。这类卡总体上是属于表示“同情”（Sympathy）一类的；同时，这类卡在具体的制作上又进一步分门别类，有哀悼丈夫、妻子的，有哀悼父母亲的，有哀悼外公、外婆的。总之，凡是想哀悼的亲人，都可以为他们买到专门的卡。当然，这时的卡就不能叫做“贺卡”了，得叫它们“哀思卡”或“同情卡”。
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里还有专门哀悼宠物的卡；当朋友的宠物不幸“去世”时，就要买这类卡了。我饶有兴味地浏览着这些有趣的卡，其中有一张上面写着：
惊悉你家宠物XX狗不幸离世，我们的心情跟你们一样沉重。希望你们不要太悲伤。
我不禁想起我们的礼仪卡业务。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卡片的种类实在太少了，一般不外乎节日、生日、婚嫁、乔迁等少数几类，而每一类当中，又缺少更加细致的分类。
英国的礼仪卡当然也主要是以以上几种情况为“主打”，但人家做得更细致。就以生日卡而言，先是在对象上细化，父母、爷爷、奶奶、孩子、配偶、一般朋友，都有相应的生日卡；再就是在时间上细化，有给不同的月份里的生日专门设计的生日卡，很多礼品店的生日卡都已经细化到了具体的日期，即任何一天出生的人，都有相应的贺卡送给他（她）；最后就是年龄的细化，很多礼品店的生日卡都是按照年龄设计的，从0岁到100岁全有，当然价钱不一样；比如，送给100岁老人的生日卡，虽然跟送给0岁孩子的生日卡在制作工艺上几乎一样，但一般要贵上许多倍。
除了生日、喜庆这些情形外，英国的礼仪卡的特点是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如上面提到的表示哀思、同情的卡片，还有表示悔恨、抱歉的卡片，可以把这些归为“歉意卡”（Sorrycard）一类。此外，朋友远行有BonVoyage卡，还有初次见面用的卡，有表示鼓励的卡，有答谢卡，不一而足。
在礼仪卡的后面我们看到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之道。市场经济的发达，并不完全体现在一笔生意能赚多少钱，其发达往往体现在经营的理念上；资本主义比我们“厉害”的地方恐怕并不仅是因为他们钱多，恐怕更是因为人家比我们做得更精致。
到英国一个月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手机卡，可以用电话跟别人联系了。这之前，我跟别人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电子邮件。虽然在英国用电子邮件进行人际联系基本上足够了，但没有电话有时还是很不方便的。如果事先的约定临时改变了，如果到一个地方去赴一个约会，若是没有手机，总会很麻烦。
说到这手机卡，还真的有一番让人回味的故事，或者说，这当中充满了机缘，这些对于别的留学的人或许会有启发。在国外，人际间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交往，你就不可能获得信息，而你的生活又是离不开各种信息的。特别是初到国外时，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所接触到的朋友，你所获得的相关信息，会使这些困难得到程度不同的缓解。
记得是我到英国的第一周，我到IT中心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发邮件，因为我当时用的是无线上网，而那里的信号强，所以起初我一直到那里发邮件。一天上午，我在IT中心工作时，旁边来了个小伙子，也用笔记本电脑做同样的事，而且他的电脑的界面也是中文的，所以，我便断定他是中国人。于是，我便主动地跟人家搭讪，便知道他从北京来，刚刚获得硕士学位，过些天就要回国工作了。我告诉他我刚从国内来，在这里做文化和翻译研究。我给了他一张名片，他说，有什么活动就通知我。
转眼两周时间过去了，快要过年了，我忽然收到一个叫WuLing（我所以用拼音，是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怎么写）的女士的电子邮件，通知我年初四晚在SortsPavilion（体育中心）参加中国学生学者春节联欢会。我去了。如果在网上登记了的，只交1英镑，如果没有，则交2英镑。我是属于没有登记的，但我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只收了我1英镑，因为他们把我当老师对待，因为那个叫WuLing的跟门口的学生讲好了。到了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叫WuLing的；原来她是“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原来是那个北京小伙子把我的名片给了WuLing，所以她才给我发了邮件。晚会没什么意思，无非是吃吃饭，唱唱歌，聊聊天，而我几乎不认识人，也就无聊了。但还是结识了几个人，一是来自上海的一对夫妇，他们都已经毕业，在英国工作了；他们约我什么时候到他们家去玩。另外还有一个从杭州来的小伙子，当天晚上，正是他开车送我回去的。在IT中心见到的那个北京小伙子也在，他在给大家分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