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商业指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运用列宁关于自由资本和垄断资本的理论，将中国资本主义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或民族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
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题为枟抗日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枠的报告中，首次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表述。他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张闻天的上述论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最早的四维分析，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由于这一分析和概括是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要求提出的，因此，它已具有了行动纲领的意义。在对文化纲领的理论建构中，毛泽东十分赞同张闻天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的概括和分析，认为这一概括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因此，毛泽东沿用了这样的提法，并采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更为鲜明和醒目的标题，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轮廓更为清晰，也使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样，有了科学的命名与具体表述，从而具有了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性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强调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是基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意义的充分肯定。同时，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是要建立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封闭的文化，相反，中华民族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但是，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应该去其糟粕吸其精华，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首先，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者建立统一战线，反对任何唯心论和宗教教义。其次，它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里所强调的科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论原则。发展科学的文化，就是要正确地对待我国的古代文化。首先是批判地继承，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其次是合理地尊重。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相反，应尊重历史，给它一定的地位（当然，决不能颂古非今）。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其大众性是指：强调革命文化对于革命实践的意义。它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又是革命总战线的重要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就是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培养和激发民众中蕴藏的巨大的力量，造就一支广大的人民革命队伍，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在革命中应具有的政治功能。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原则。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特别是要做好文化的普及工作。为此，必须改革文字，采用接近民众的语言，继承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传统，改造旧的形式，增加新的内容，使它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人民大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类的精神生产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人民大众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经验又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唯一源泉。
因此，一切进步的有为的文化工作者应深入群众，获取创作的素材，同时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积淀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彻底改变，在帝国主义势力被赶出中国、封建主义势力土崩瓦解之后，潜藏在中国人思想意识深处的封建主义文化的毒素仍然极具危害性——发生在新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一次次失误几乎都与中国文化转型的严重滞后有关。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社会主义文化纲领既应当比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更具先进性，也应当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这样才有利于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完成前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尚未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
（第三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不但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之路行不通，而且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机械地模仿他国的革命道路也行不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纠正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与模式的“左”、右倾错误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即中国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伟大发展。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从南昌起义到１９２９年春，党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和领导了百余次武装起义，但大都由于照搬苏联经验，企图占据中心城市而失败。实践证明，中国不同于俄国，按照“十月革命”的办法，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来实现夺取政权不可能。毛泽东最先认识到这一点，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随即改变了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井冈山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际上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之后，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和红军内部有些人对革命前途感到渺茫，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便不能前进一步。为此，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地区的斗争经验，于１９２８年写了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枠、枟井冈山的斗争枠两文，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科学地论证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指出买办豪绅阶级、白色政权间的不断分裂和战争，很好的群众、很好的党，相当力量的红军，便利于作战的地势，足够给养的经济力，这些条件决定了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他强调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思想，他在思想上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以农村工作来配合城市的斗争。
１９３０年前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发展起来，并且充分显示了它在中国革命中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始终处于困难境地，发展是很有限的。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农村。这时毛泽东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他在１９３０年１月写的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枠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政权的基本思想。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陆续发表了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枠、枟战争和战略问题枠、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枠、枟共产党人发刊词枠、枟新民主主义论枠等重要着作，更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与特点，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各项方针、政策，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由中国社会特点决定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过：“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既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同时，它也为走这条道路提供了客观条件。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部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没有民族独立，内部没有民主，没有议会可以利用，工人没有集会结社的权利。罢工即犯罪，革命即杀头。这就决定中国革命形式除了武装斗争之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之外，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想完成革命任务，就必须拿起武器，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到哪里去建立、积蓄自己的武装力量呢？只有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农村中去，到广大的农民当中去。
其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共同勾结起来，互相利用，互相依赖，统治中国人民，干涉中国革命。而革命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弱小的。这种长时期的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形势，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这也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到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中去，领导农民，把农村建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武装根据地，并不断扩大、发展，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在经济上，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就决定了中国的广大农村可以脱离城市，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革命根据地能够自力更生地长期地在农村独立存在和发展。在政治上，中国是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殖民地。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多得好处，从而形成他们之间的重要矛盾。反映在国民党内部则是派系复杂，军阀之间连年混战，互相倾轧。造成这个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无法统一，这就给革命的红色政权以可乘之机而发展壮大。另外，反革命统治力量多集中在城市，而在农村和边远地区，他们则是薄弱环节。广大农村又是封建压迫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地区，这也给革命造成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为红色政权尽管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而能坚持发展提供了条件。
可见，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不是偶然的。
它表现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个客观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是有一个过程的。它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探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的，是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经验和失败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正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过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了北伐战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伐军就打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巩固下来。革命军队虽然夺取了一些大城市，广大乡村却没有控制在我们手里。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也还没有广泛地、深入地开展起来，土地革命更没有进行，亿万农民还没有发展起来，以致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时我们无力组织反抗，革命成果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