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有幸听她讲过她和朱老总一起走过的战斗历程，知道这一对1929年结成的革命伴侣，跋涉过赣南、闽西和闽中的崇山峻岭，穿越过5次反“围剿”的烽火硝烟，历经了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还有那延水河边的甘苦，太行山上的酸甜，西柏坡村的欢欣，北京城内的忧乐……直到1976年朱老总去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始终相随相伴，相濡以沫。作为学生，她得到过严师的教诲；作为同志，她得到过战友的关心；作为妻子，她得到过丈夫的体贴。她更熟悉朱老总，更了解朱老总，因而也更加怀念朱老总。然而，在大姐的心目中，他们最后10年的共同生活，却占着特殊重要的位置。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朱老总和许多革命家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在这种不公正的对待中，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使他在“高举红旗贯平生”的一生中，闪射出尤为绚丽耀目、鲜为人知的光彩。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朱老总，康大姐说：
“运动刚开始时，他很少说话，常常一个人独坐默想。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不理解的，心情是苦闷的。”
显然，那场历史性灾难突然凶猛地降临时，他虽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仍然不理解。但由于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他只能默默地思考，而在无言之中，又流露出内心的看法和不满。
一次，他突然问道：“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呢？”
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专说“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一句话也没有说。
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采同志的讲话，他在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怎样理解，怎样贯彻。这次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不正是心中不满的外现吗？对林彪，朱总司令是深知其人的。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就对康大姐说：“林彪以前有功，但他不愿见人，更不能团结人，把军队交给他，不知以后会搞成什么样子呢！”
如今，林彪又大谈“政变”，朱老总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他怎能不更多地思考党和国家的命运昵？
但这种思考和沉默的时间并不长。当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煽动造反、串连、点名批判、关押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及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的大字报贴上大街的时候，朱老总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冒着寒风，在中南海院里看大字报，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面对那些造谣和诬陷，他要么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要么十分愤懑，实在气愤极了，才说：
“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
朱总司令的这种态度，使林彪和江青一伙又恨又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1966年12月的一天，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召集中南海造反派的头头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就在这天晚上，几十个人闯到朱老总住处。正巧这晚朱老总不在家，那些人在门前和墙上贴满“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炮轰朱德”等大字报后才离开。接着，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策划召开“批斗朱德大会”。对此，朱老总冷冷一笑，什么话也没有讲。当有人问他时，他坦然地说：“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为了诬陷和打倒朱老总，全国妇联机关也对康大姐进行了围斗，说她是“走资派”，逼她揭发、交待朱老总“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康大姐理直气壮地说：
“我不是‘走资派’，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总和毛主席是一起战斗几十年的战友，他不会反对毛主席！”
这时，又有人质问道：“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
康大姐摇摇头，说：“不是。是朱德与陈毅带领湘南起义后的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历史在那里摆着，不是谁想改就能改得了的。”
有一天，康大姐回到家里，见朱老总正看一张传单，传单上说：成立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一个地方开过会，朱老总当了中央书记，传单上还列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朱老总看过后笑了。康大姐问他笑什么，他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康大姐还是有些不安地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不知还会怎么样呢？”
朱老总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有主席、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康大姐听了这些话，心里感到很宽慰。
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然歪曲红军时期的一段历史，说朱老总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大姐在外边开过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老总。朱老总不慌不忙地说：
“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
康大姐着急了，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我是你的老婆，不能糊涂。”
朱老总看到康大姐焦急的样子，笑了笑说：
“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都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代表，那就找嘛！”
朱老总的这番铿锵话语，从容的态度，显示出坦荡的胸怀。
听着康大姐叙述朱老总在“文革”开始后临变不惊、泰然自若的言语和举动，我忽然想到了大自然中的树。敬爱的朱总司令，在那场狂风暴雨中，您如同一棵参天的大树，不管怎样的风吹雨打，都不摇不动，巍然屹立。正如英国诗人拜伦在一首诗中歌颂的普罗米修斯那样：
你那抗拒强暴的毅力，
你那百折不挠的灵魂，
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
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忍！
你给了我们有力的教训：
你是一个标记，一个象征，
标志着人的命运和力量。
然而，对于这样一棵大树，林彪和江青一伙不摧毁是不甘心的。
1969年4月，党召开“九大”，82岁的朱老总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很厉害。就是这样，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朱总司令进行围攻和批斗，逼他作检讨。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啊！
即使如此，朱老总也没有屈服，更不对别人讲。
康大姐回忆到当时的情景时说：“一次朱老总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我说不认识。他又说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我感到他突然问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咯！’就再也没有说别的。”
康大姐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听说要把朱老总和她赶出中南海。她问朱老总，朱老总说，有这个可能。果然，被他言中了。
原来，还在“九大”闭幕不久，朱总司令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老总说：“不要理它！”
到了10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第一个号令”，扬言“要准备打仗。”
康大姐怀疑地问朱老总：“真的要打仗吗？”
朱老总淡然一笑，说：“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总会有很多预兆、迹象。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战争的预兆、迹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尽管朱老总看出了林彪的真实阴谋，是把一批领导人赶出北京，实行隔离监视，分而治之，但仍得在“第一个号令”之后，被“疏散”离开北京。当时，他身边没有人，就对康大姐说：
“康克清，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正在被“专政”的康大姐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去也走不了啊！”
朱老总沉思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
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由得一缩。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让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个军代表的批准，而且自己连电话也不能打。这是什么样的年月啊！
就这样，朱老总和康大姐一起到了广东。关于在那里的生活，康大姐说得不多。但我从一个材料上看到这样的记载：
当朱老总坐了3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时，连个休息的地方也没有，不得不在候机室里久久等着，最后被送到了从化。那里，虽然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但此时却是软禁朱老总的牢狱。在这里，朱老总完全失去了自由，没有人来看他，不准他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去，甚至连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终日陪伴他的，只有老战友康克清和一个小孙女。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朱老总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他对康大姐说：“军队还是党掌握的。有了军队，就什么也不怕！我最担心的，还是工农业生产。”
是的，全国人民的生活疾苦，时时萦绕在朱老总的心头。从“文革”一开始，他就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说，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使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他反复强调，现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地步，要注意解决。后来，虽然他的活动受到限制，仍时时关注着生产，担心生产继续受到破坏。
1972年9月以后，他以86岁的高龄，先后视察了七机部、一些工厂和农村。针对“四人帮”一伙把抓生产当成是“惟生产力论”的观点，他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1976年春旱，朱老总很着急。后来下了一场大雨，他十分高兴，要身边工作人员去量湿了多厚的土层。不久，他又亲自到郊区去调查，看到麦子长势好，才放下心来，归途中路过一个果园，当时正刮大风，他担心大风给桃、梨、苹果带来损害，就下车向劳动的群众了解情况，得知这场风对果树结实没有妨害，他才微笑着上车而回。
“1974年1月，我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会，回到家对朱老总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老总沉思一会说：‘你不用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战士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江青这人是打旗子，又有一部分人捧她。她的本事有多大，你还不知道吗？你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呢？别看那些人闹得凶，总有一天，干部和群众会醒悟过来，把他们推翻的。’朱老总的话，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康大姐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把身子轻轻靠在沙发上，微微闭上眼睛。片刻，她又坐起来，仿佛当年率领她的女子义勇队战斗胜利后想到牺牲的同志一样，语调沉重地说：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时，朱老总万分悲痛，两眼直直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不停地说：‘恩来，恩来在哪里？’我和他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看到他掉泪，这还是第一次。”
随着大姐的叙述，我好像看到从周总理患病住院后，朱总司令就经常向身边的人询问总理的身体情况，还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的情景。那一晚，有多少人看到扶着手杖的朱老总，举起颤抖的右手，站在总理的遗体旁，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迟迟不愿离去。可是人们没有看到，在向遗体告别回来的路上，朱总司令一直在流泪；更不知道，朱老总决意要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由于过分悲痛，两条腿怎么也站不起来，只得在电视机前，参加了追悼会。那些天，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整天念着“恩来”这两个字，还向康大姐及周围的工作人员讲述周总理光辉的革命历史和英勇斗争的事迹，说：
“周总理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后还把骨灰撤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总理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康大姐告诉我，周总理逝世后，朱老总就说：
“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
这一年的春节，他对人大常委会的几位负责同志说：
“总理不在了，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然，我们既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总理。”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从此，他以90岁的高龄，带着病开会，看文件，找人谈话，会见外宾，处理日常事务。
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朱总司令在不同场合多次说：“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个班子不要变动。”
一天，朱老总收到一封揭发“四人帮”的群众来信，他态度鲜明地给予支持，并马上转呈毛主席：
“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
他收到成仿吾同志寄来的一本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急忙把老译本找出来，对照着阅读了一遍，第2天前去看望了成仿吾，称赞这是“做了一件有世界意义的工作”。……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朱老总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人民，还是革命。
6月12日，朱老总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
6月21日，朱老总病重了。按照原先安排，他要去会见外宾。人们劝他休息，改由其他中央首长代替会见。他没有同意，说：
“这是党的安排，我怎么能够因为身体不好，就随便不去呢？”
他还是吃了药，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
由于这次会见的时间改变，朱老总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等得太久，加重了他的病情。
6月25日，经过医生会诊后，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老总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坚持说：
“不要紧嘛，等到明天我会见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
6月26日，朱老总病情突然恶化，他才不得不同意住院治疗。
7月1日，病情更严重，除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肠胃炎和肾病，高烧一直不退。这天，他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
“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7月初的一天，朱老总对到医院看他的李先念同志说：
“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人世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希望活到1980年，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可是他都没能如愿……”
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康大姐的眼睛又一次润湿了，语调更加沉痛。这不难理解，失去亲密伴侣的创痛，是时间所无法平复的。但大姐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她最后说：
“对先行者最好的怀念，是把他们的事业继续下去，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
你说得对，大姐！朱总司令和其他所有的先行者一样，永远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将长久激励我们朝着他们为之奋斗了终生的目标，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