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父子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有中国统一、中国强盛的愿望。国民党跟共产党，在孙中山先生时期是自家人，只是由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同而敌对。蒋介石和蒋经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两岸斗争的焦点是正统之争，不存在“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问题。国民党自败退台湾之后，通过建立权威统治，在台湾施行“一个中国”的认同，透过“戒严”、“动员戡乱体制”建构官方意识形态，并经学校教育、媒体管制、“国语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等方式，使“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牢牢存在于民众心中。但在蒋经国逝世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台独”的问题，“台独”要破坏民族统一，不讲民族主义。这是后蒋经国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三）李登辉及陈水扁执政时期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台湾进入了李登辉主政时期，此后，与两蒋时期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同，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逐渐发生变化，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阳奉阴违转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回避否认、动摇倒退。李登辉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国民党非主流一一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其地位稳固、对岛内党政军大权牢牢控制以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在1995年访美时抛出了“两个中国”的言论，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
2000年3月8日，陈水扁在台湾的大选中以相对微弱的优势获胜，具有明显“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2004年3月，陈水扁在发生“3·19”枪击案后，获得微弱多数，继续掌控台湾的政局。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里，尽管在2000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陈水扁作出了“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即“在其任期内，不宣布台湾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问题”。在2004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陈水扁重申了这一承诺；但是事实证明，陈水扁是一个没有政治信用的人。2007年3月4日，陈水扁参加“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抛出了“四要一没有”，即“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制宪、台湾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问题，只有统独问题。”
随着台湾由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尤其是李登辉上台以后，伴随着“本土化”、“民主化”的推动，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出现了危机。陈水扁上台以后，实行“渐进式台独”，不断操弄“去中国化”和“去蒋化”，通过各种途径抹杀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印迹，试图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其中包括将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中正纪念堂改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修改教科书等等，企图通过去除台湾民众生活中关于中国认同的符号，以达到强化台湾本土意识和服务于“台独”的目的。
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遇，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伴随着“台独”势力的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不断推动“去中国化”，长期遭受心理绑架的台湾民众出现了认同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岛内“台独”分子为了达到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的，不惜歪曲“台湾意识”的意寓，制造“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对立的假象，将台湾意识发展成“反中国、反中华民族”的“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这就将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相区别。
八年来陈水扁当局以小步快走的“切香肠”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推进“台独”路线，为实现“法理台独”扫除障碍，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寻找机会，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湾当局图谋通过所谓的“宪法改造”实现“台湾法理独立”，妄图以所谓“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现状，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但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框架下，遵守宪法是每个人的职责，所以民进党很难彻底摆脱“中华民国宪法”的束缚。虽然陈水扁不断通过“宪政改造”来推动“法理台独”，但是迫于岛内外政治压力，使陈水扁企图通过“公民投票”完成“宪改”的进程举步维艰。
在两蒋时代，主要是靠蒋介石和蒋经国他们的个人意志维护着中国的统一。蒋介石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蒋经国晚年留下这么一句名言：“我是中国人，但在台湾生活了四十年，也是台湾人了。”但是当两位拥护统一的民族主义者逝世以后，是靠“中华民国宪法”维护着两岸一中的关系。
虽然大陆方面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但并不等于完全否认其中客观的、合理的成分。作为中国近现代立宪主义发展传承，这部“宪法”承袭了民国初年以来的立宪运动成果，特别是承接了1936年的“五五宪法草案”的内容，折射出几代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分子的汗水和智慧。目前实施于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当年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制定出的一部“宪政主义”文献，虽然两岸之间对此定位与评价不同，但它在台湾地区仍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对于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和统一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两岸关系的启示
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景仰的民族英雄。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民族统一。在当年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发出了我们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最强烈的心声，唤醒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激励了无数爱国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斗。孙中山先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言，都来源于振兴中华的决心，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遗产与奋斗目标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所同分享、共追求的。在台湾，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国父”，60年来，在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始终高举着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旗帜，即使民进党执政，也不敢对中山先生加以践踏、排斥，不敢推动“去中山化”。在民间百姓心中，可能对蒋介石、蒋经国的功过政绩有不同的评价，但绝大多数人对于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中山先生则始终尊崇敬仰。
孙中山先生与台湾有着深厚渊源，对当年遭受日本殖民压迫的台湾同胞怀有深厚感情。他胸怀民族大义，明确表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他三次前往台湾，推动爱国志士建立兴中会台湾分会，鼓舞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他的各类论述有几十次提到台湾，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台湾光复大业。当年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国家一天不统一，就不能说革命成功。”这些话语重心长，掷地有声，至今对我们仍具有深刻启迪。两岸至今尚未统一，这是我们民族的最大伤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
孙中山先生当年发出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号召，至今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平、奋斗、兴中华，理应成为海峡两岸中华儿女、海内外全体华夏子孙共同的追求和责任。今天，在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该登高望远、审时度势，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更远大的目光、更丰富的智慧、更坚毅的勇气、更务实的思路，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两岸同胞应当铭记中山先生的教诲，“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站在全民族的角度思考两岸关系的未来。超越历史恩怨，增进相互了解，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维护和增进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切实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中华民族谋振兴。
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华侨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刁成林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华侨在支持孙中山建立各种革命组织、革命宣传、经济援助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对革命的支持绝非偶然，是长期以来蕴藏在日本华侨心中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爱乡之情的迸发，也是他们渴望建立一个独立、强盛的祖国的愿望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辛亥革命；孙中山；日本华侨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华侨也是革命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陈来幸在《中华会馆的成立和神阪华侨社会》详细论述了神阪华侨对中华会馆的成立所起的作用；陈昌福在《孙中山和日本华侨》详细叙述了孙中山和日本华侨之间的联系及华侨对革命的支持；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也对日本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进行了描述。因此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华侨，对于认识日本华侨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华侨”一词指的是为了谋生而居住或旅居海外祖籍中国的汉人。因此，日本华侨包括居住或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但不包括在日本留学的学生。
据《日本帝国年鉴》统计：1890年的旅日华侨人数为5498人，1900年为6890人，1910年为8420人，直至1920年激增至14258人。由于当时横滨是日本最大的对外开放港口。贸易输出入量之多，外国商社之众，及外人居留地面积之大，均凌驾全国，横滨华侨人数也占全日本华侨人数1/2以上，次为长崎、兵库（神户）。而当时的留日学生，在1905~1906年间就已突破8000人。可见，在同一时期的留日学生人数远远超过旅日华侨人数，但由于日本华侨同当时其他国家华侨一样有着辛酸的遭遇和爱国热情，这一社会群体在辛亥革命时期同留日学生一样，也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孙中山在日本华侨社会中的活动主要是在1911年以前。最早与日本华侨接触是在1895年1月自檀香山返香港过境时，船过横滨，在船上向侨胞进行逐满救国的宣传，感动了具有爱国救亡思想的横滨华侨商人陈清、冯紫珊、谭发等人，使他们谋生了与孙中山共商国是的念头，“邀总理登陆商谈国事，总理为该船开行在即，不便登陆，授陈以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一大束，另转交冯等照章设立分会，且谓广州不日起义，陈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投效等语。冯等得陈归报，遂召集少数同志为组织之预备。”后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11月孙中山居留于横滨山下町外国人居留地五十二番地文经印刷店期间，创立兴中会分会。这是兴中会在海外华侨中的第一个分会。分会众举冯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峄琴为书记，紫珊、炳垣、谭发等为干事。后又有十余人加入。“是时日本华侨尚多目革命排满大逆不道，故会员咸有戒心。每次开会通知书皆不欲假手于日本下女，概由小会员冯懋龙分别派送。”可见，此时的日本华侨还没有接触到革命或者只是有朦胧的革命意识。
1898年春，孙中山往来于东京横滨间，吸收部分华侨入会。为解决横滨华侨子女就学，孙中山建议设立中西学校，并推荐梁启超任校长。结果康有为易校名为大同学校，任其主要徒弟之一徐勤担任该校校长，“日为康党培植势力，所聘教员皆属康门徒侣。”于是“兴中会势力渐衰退”。随后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华侨中出现了分野和对抗。一些日本华侨崇信君主立宪论，支持改良派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华侨学校。对此也不能一概斥之为非，他们多数也是出于爱国民主热忱，而君主立宪派在揭露清政府专制中也宣传了民主政治的观念，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促进了中国人民民主觉醒。正是由于这样，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华侨中的一些君主立宪派，如吴锦堂就转而支持革命，这种向革命靠拢的趋势适应了时代潮流，值得肯定。
1902年，孙中山率华侨十余人自横滨到东京，参加章太炎等人倡议举行的“支那亡国三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该会因受日方阻挠未开成，改为聚餐会。孙中山当日返回横滨，召同志多人在永乐楼补行纪念会。《国民报》创刊与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是日本华侨的政治活动中心由横滨移到东京。经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媒介，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建立了联系，日本华侨的革命风气大开，华侨中蕴藏的爱国救亡的思想得到升华，同革命党人组织的各种革命准备活动融成一片，为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准备了一定条件。而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又把日本华侨社会逐步引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此后，日本华侨积极配合孙中山革命活动中心的转移，动员、组织华侨宣传、支援革命，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1911年11月26日，神户华侨假中国会馆成立“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次年3月31日解散），集合了约700名日本华侨，当时在神户的日本华侨人数共约1300人，可见日本华侨参与人数之多。该会推举王敬祥为会长，以各种方式支持国内革命。
从1895年孙中山开始接触日本华侨，到1911年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的成立，日本华侨完成了从一种单纯以血缘、地域和同业结成的为求自卫和生存的团体组织到为将灾难深重的祖国从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朽统治的魔掌为目标的革命团体的转变。在此期间，日本华侨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明显提高，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华侨同其他地区的华侨一样，对辛亥革命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主要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