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变后，远隔万里的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判断。1927年4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中说：“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反帝斗争。工农运动强大的浪潮，吓破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胆。”紧接着斯大林为联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宣传提纲说：“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又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再一次强调指出，蒋介石政变以及这次政变所表现的阶级力量的急剧改组，是制定今后全部策略的出发点。今后的策略应当排除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和妥协，因为资产阶级已背叛民族革命运动，成了积极的反革命力量。”显然，这是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革命中策略的抄袭。
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论断是错误的，因为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代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蒋介石是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而以金融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江浙资产阶级属于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联系较多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蒋介石的叛变只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背叛革命，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和买办阶级公开合流。蒋介石不是克伦斯基，也不是立宪民主党。“四一二”以后的蒋介石是中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共产国际这种错误决断的直接后果是：第一，拒绝了周恩来等同志东征讨蒋的正确建议，而作出北伐张作霖的决策。斯大林解释说：“上海是世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重要利益的交叉点，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让出的。”蔡和森同志指出：“这个问题，在形式上，是一个北伐或东征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个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根本策略问题。”这种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两湖的农民运动，惧怕帝国主义，这是建筑在认定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叛变基础上的错误决策。第二，是把挽救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斯大林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应当“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
历史表明斯大林又错了。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非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所认定的那样“革命”和“可靠”。以阶级论，武汉国民党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以政派分，仍有左、中、右三派。武汉时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是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人，然而多数则属于中间派和右派。对于武汉政府的性质，周恩来有明确的论断，他说：“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廷恺、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反复无常、寡廉鲜耻的政客，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正如周恩来所说：“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因此，共产国际把汪精卫尊为“国民党左派典型代表”、“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这是公式化、定型化错误的集中表现。
还在“四一二”政变前，由于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形成，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迎汪抑蒋运动。1927年2月27日，国际代表罗易为中国共产党和八个团体起草了一篇呼吁书，其中说：“在目前革命高度发展的阶段中，革命领导要求统一党的一切力量，以便率领国民革命军去夺取胜利，并建立一个革命的民主的政府机构，以加强刚占领的省份里的人民政权。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加强党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刻，国民党不能没有汪精卫。”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催促，汪精卫便从法国启程，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时，斯大林表示了对他的支持。4月初汪精卫回到上海，陈独秀立即迎上前去与他联名发表了那篇造成严重恶果的《汪陈宣言》。《汪陈宣言》很快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赞赏。自那以后，汪精卫大摇大摆地来到武汉。他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莫斯科送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桂冠，登上了“革命领袖”的宝座。他假戏真唱，慷慨激昂地向第三国际代表表示“小资产阶级必与无产阶级同向社会主义方面前进”。
在党的五大前夕，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共同提出一个决议，就是决定向帝国主义退让，取缔一切所谓过火的群众运动，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要听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和指挥。鲍罗廷还引了列宁和德国缔结条约的例证，说明向帝国主义让步之必要。蔡和森尖锐地指出：“由此两让政策（对帝和对小资）遂成为中央政治局之天罗地网，完全支配以后三个月中的机会主义溃退生命！”在五大上第三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两个报告和多次讲话，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5月24日，他又在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中说：“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唯一的小资产阶级代表。”
这是把汪精卫看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必然结论。米夫曾对罗易的言论百般赞赏，夸奖说：“罗易将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交给了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五大期间，斯大林在4月份起草的那份《中国革命问题》的提纲已经传到中国。罗易的报告，特别是斯大林的文章，束缚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手脚。因此，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问题仅仅限于：如何加强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如何促使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以及如何加强武汉的革命中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中共自然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态度，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迁就国民党“左派”的意愿。例如关于当时的一个迫切而严重的土地问题，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屈服于汪精卫的观点。
五大以后，共产国际关于解决中国革命危机的“五月指示”传到了中国。罗易相信国民党和汪精卫超过了相信共产党，不把这一重要指示向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传达，而是将副本交给已经做好叛变革命准备的汪精卫，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罗易这个“加米涅夫式”的行为加速了汪精卫策划分共和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加速了大革命的失败的进程。罗易的举动绝不是一时疏忽，他的举动和国际的错误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五月指示”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由谁来执行这几项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措施呢？共产国际一贯的观点，是把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既然武汉国民党是“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核心”，那么要执行这些措施当然要依靠国民党了。这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罗易，把“指示”交给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去“执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同罗易自己在《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所说：“在那个紧急关头，我想必须做最后的努力，重新赢得汪精卫的信任，于是，就把莫斯科来电送交给他。”蔡和森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罗易把国际来电向汪精卫和盘托出的目的是“他还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于是“‘汪精卫’遂成为后一阶段的送命汤！”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英勇地领导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革命，并同时开始艰苦的理论探索。经过长期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是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抵制共产国际公式化、定型化错误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毛泽东思想萌芽了。
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地认识到，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是正确制定革命策略的基本依据。1924年2月周恩来发表的《革命救国论》就是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的可贵尝试。文中已经接触到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他们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并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根本特点。1924年7月，李大钊根据我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指出，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同年11月，邓中夏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得出结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又进一步认识到，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对手是资产阶级，这促使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细致考察和深入研究。五卅运动后，瞿秋白深刻地指出：五卅运动“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分辨敌友对于革命的重要性，指明中国无产阶级“特别能战斗”的特点，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明确地区分开来，精辟地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进一步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两翼，为无产阶级制定争夺领导权斗争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各个阶层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也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农民问题的实质，完整地概括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同共产国际公式化、定型化的“分析”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结论是正确的和科学的。随着革命的深入，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性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五卅运动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开始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他们积极从事各种反动活动，准备篡夺革命领导权。“三二○”事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还在1925年11月毛泽东就已经把中产阶级右翼列入了打倒的对象。这即是“三二○”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反对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主张倒蒋的理论根据。
北伐战争开始后，我们党对于工农运动的发动，特别是对于农民运动的领导也有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彭湃等发表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指出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这表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又大大前进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样，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重要表现。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也发表过不少文章，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但他的分析方法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因此产生错误的结论，导致他的“二次革命论”。这就是他在大革命后期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公式化、定型化错误决策的思想基础。
1927年初，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的兴起，冲决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革命和反革命斗争日益白炽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在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上的威逼、钳制下，加上农村大革命的刺激，走上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至帝国主义联盟反对工农的道路。这便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根本动因。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公开合流，意味着江浙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但这并不等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如果党能按照毛泽东所指明的原则正确处理同汪精卫集团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挽救革命还是可能的。武汉时期的汪精卫完全类似于广州时期的蒋介石。“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毛泽东真知灼见的建议又被投降主义者抛置一旁。他们顽固地推行只联合不斗争的错误策略，在投降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如同蒋介石从“三二○”事变到“四一二”政变完成从资产阶级右翼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一样，汪精卫从“四一二”到“七一五”也实现从资产阶级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变化，而陈独秀们却毫无戒备。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终于步蒋介石之后尘背叛革命，大革命就这样惨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猛省。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冲破外国模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独立地系统地解决我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丢掉拐杖，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试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
本文就中国大革命惨重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发表于《天府新论》1986年第2期；《党史通讯》1986年第6期以《大革命的失败和共产国际的责任》为题刊登详细摘要。
一、历史责任和历史原因
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民大革命。它基本上打垮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却被中外反动势力残酷地绞杀了。笔者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造成这次革命惨重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应由共产国际来承担。研究历史责任当然要分析历史原因，但不应将历史责任混同于历史原因。历史原因包括客观上的原因和主观上的原因，即通常所说的外因和内因。讲历史责任，则只是研究革命的指导因素、主观因素、内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