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阶级，又是一个“后天失调”的阶级。从它降生起就遇到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严重障碍：第一，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封闭了对外贸易的出口；第二，缺乏近代工业的技术和设备，不得不受外国资本的操纵；第三，财政权操于列强之手，一切金融信托事业全被挟持；第四，工业略有进展而农业反而破产，使原料、粮食和市场受到限制和破坏；第五，封建军阀当政，战乱不已，苛捐杂税奇多。这种情况严重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本国资本银行工商业的发展尚限在中产阶级地位。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毛泽东用“中产阶级”的概念来表述民族资产阶级，并把民族资产阶级列入“中间阶级”的范畴，这就准确地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特点。毛泽东写道：“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还从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分析，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中产阶级”和“中间阶级”的概念准确地概括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特点和政治上的两面性，澄清了当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含糊观念。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中产阶级梦想的是西洋的民主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估计，中产阶级大约有400万人。由此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是一个软弱的阶级，但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人数上都是一般不可轻视的势力。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必要性，彻底揭露了“天然领导权”思想的谬误。
为了给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提供更坚实的科学依据，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把民族资产阶级区分为右翼和左翼两个部分。这是实现重大理论突破的关键。他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杂志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这样说的：当中产阶级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中产阶级右翼并不是纯民族的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左翼，在某种时候，（如抵制外资潮流高涨时）颇有革命性。
但其夙持之空虚的“和平”观念极不易打破，而且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慌，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使其左翼也包含着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毛泽东当年的结论是：“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当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还在1925年11月，毛泽东就已经指出了中产阶级右翼转化为敌人的可能性。这即是“三二○”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主张倒蒋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翼的区分，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层次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科学抽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别。其上层是由官僚、地主和富商转化而来，经济力量较雄厚，社会地位较高，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关系较深。毛泽东把这部分概括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可以江浙财团和华南财团为代表。江浙财团以金融资产阶级为主体，它的核心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史称“南三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有独立的金融事业。帝国主义长期操纵中国的金融，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十分之九也垄断于外国洋行之手。中国的金融事业只能局促于一隅，实际上是帝国主义银行的附庸，所以有严重的买办性。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是蒋介石。华南财团更是背靠英国汇丰银行起家的。陈廉伯是华南财团的头面人物，他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1924年广州的商团叛乱就是他们搞起来的。胡汉民则代表的是华南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包庇纵容商团的反革命活动，帮助压制工人罢工，这都表现了这个阶层的特性。毛泽东所指的中产阶级左翼，概括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他们系小型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者，资金不多，最多只有一、二十万两白银，一般只有三、五万两白银，经济力量薄弱，社会地位也不稳固。广州时期的汪精卫可以称为他们的政治代表。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的各种表演都可以从这个阶层的两面性中得到说明。
大革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无论其左翼还是右翼，都曾表现过一定的积极性，他们想利用民众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确也尝到了一些甜头。他们赞助并利用反帝爱国运动，对新兴的农民运动也表“中立”。但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便急剧地分化。五卅运动的深入和农民大革命的发展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革命与反革命的交界点。五卅运动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期革命作用的高潮，在这以后就走向反面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运动过程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在运动初期，由于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这使他们拍手称快。五卅运动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销路极好，连库存的霉烟都买空了。南洋的上海浦东分厂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创办的。运动期间，华商卷烟公业从十家激增至六十家。这便是他们卷入运动的经济动力。加之在三十日和六月一日大屠杀当中有不少小商人和店伙被害，也多少激起了他们的一些爱国热情。甚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上海总商会也被迫参加了运动。但就在总商会同意罢工的同时，却又与帝国主义妥协，公然以“调人”自居。他们擅自修改上海工商界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交涉条件，删去了优待工人和主要的反帝内容。这便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背叛联合战线先声。到运动后期，他们竟克扣募金，胁迫工人复工，其狰狞面目表露无遗。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妥协性在运动中也充分暴露。当上海帝国主义工部局停止供华商纱厂的电力，他们便磕头求饶，甚至还帮助敌人夹攻上海总工会。在这幕历史滑稽剧中，广东的民族资产阶级表演得也毫不逊色。在省港大罢工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仅不反对而且相当赞助，但由于斗争的深入和英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1926年1月以后他们对罢工就表示冷淡，“三二○”事变后他们即公开反对罢工。民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精彩”表演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注目。斗争的实践要求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并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是正确的和科学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随着革命的深入，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性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五卅运动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逐渐形成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1927年初，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的高涨，冲决了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革命和反革命斗争日益白炽化。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威逼钳制下，加上农村大革命的刺激终于走了和大地主、买办阶级以至帝国主义联盟反对工农的道路。这便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根本动因。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和大地主、买办阶级公开合流，意味着江浙财团背叛了革命。曾被毛泽东称为“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右翼已经发展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但这还不等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蒋介石叛变标志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背叛的论断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此时的武汉国民党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仍然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如果党能按照毛泽东所指明的原则正确处理同汪精卫集团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挽救革命是完全可能的。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反复无常、寡廉鲜耻的投机政客。尽管他当时被奉为“左派”领袖，但他“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武汉时期的汪精卫完全类似广州时期的蒋介石。党应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方针。但共产国际同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只许联合不准斗争，在投降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如同蒋介石从“三二○”事变到“四一二”政变完成了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向大地主买办阶级转化一样，汪精卫从“四一二”到“七一五”也实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变化。共产国际和党内机会主义者机械地搬用俄国革命公式，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这种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无疑是造成大革命惨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1927年血的教训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而这些科学论断的形成和理论的重大突破，首先应追溯到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试析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
过程中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
这篇文章入选全国第一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得到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同志的肯定和赞扬，由他推荐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并入选《党史通讯》1984年选编本。1986年3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文章称：关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犯错误的原因问题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三种观点以管文虎为代表。在《试析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过程中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一文中，他认为阶级关系分析上的公式化和定型化错误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过程中是有功绩的，但同时也犯有在阶级关系分析上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看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是造成中国大革命惨痛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分析和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的严重危害，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有教益的。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是值得各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党的领导人忘却了列宁关于“不要俄国味道太浓”的告诫，忘却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共产国际组织硬性推行俄国革命的经验，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
1924年6、7月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指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指把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中过去和现在.一切具有国际意义、普遍意义的东西，应用到我们的各个支部中去。”次年3、4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专门讨论了这个口号，通过了《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提纲说：“列宁主义首先是用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意味着这些支部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俄国三次革命是指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这个口号的提出和实践，实际上是要各国套用俄国革命的框框。
1926年2、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尽管情况有其特殊性，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还是与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俄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
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又进一步地把1917年2~10月期间俄国革命的经验机械地搬运到中国大革命的进程中来。他把蒋介石比作克伦斯基，把国民党比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说什么，开展阶级斗争就是反对克伦斯基即蒋介石的独裁，开展阶级斗争就是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垮台，就是布尔什维克独树一帜。提出为反对中国的克伦斯基蒋介石的政权而举行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的口号，提出“十个资本家部长滚蛋”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