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滇国的疆域吧，滇国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民族建立的古王国，其存在时间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滇国的疆域主要在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从其自身的疆域和文化影响看，与夜郎国相比，确实无法相提并论，从这个角度而言，滇国国王如果真的认为自己国家大，是有点“夜郎自大”。但是，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已经说得很清楚，是因为“道不通，各自以为一州主”，在交通不发达，又没有精确的地图绘制技术的情况下，目力所及之下的国土如此广阔，产生自豪感难道不是正常的吗？夜郎和滇国如果真的自大，也展示了他们的自强和自尊，否则，何以生存于自然环境险恶的西南地区？
所以，无论是滇国，还是夜郎，他们的“自大”之名乃是外人歧视性的误解，是千百年来的误读才使他们成为了“自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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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滇人的文化遗存来看，他们代表了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着名的青铜器有石寨山杀人祭祀贮贝器、纳贡贮贝器、纺织贮贝器等。杀人祭祀贮贝器上，铜柱上捆绑着一个赤身的奴隶，立于两侧的奴隶脚上戴着枷锁，主祭的奴隶主梳着发髻端坐中央，一幅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展现在人们面前。杀人祭祀贮贝器表现了当时滇人举行的“祈年”仪式，通过杀人祭祀，以求得农业丰收。贮贝器反映的生产生活内容非常广泛，有战争、献俘、纺织、纳贡、狩猎、放牧、斗牛、乐舞等场面，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滇国古城缘何销声匿迹
位于云南玉溪的抚仙湖是中国最深的淡水湖之一。2006年，抚仙湖底惊现大量的人工建筑遗迹，规模之大令人称奇。
曾经，关于这一水下古城的真实身份，人们争论不休。现在，从出土的遗迹和文物来看，许多学者倾向于认同这是古滇国留下的遗迹。这就使人联想到了另外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历史上古滇王国曾有一座古城在地球上神秘地消失了，自唐以后史书上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那么，这座古城沉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的说抚仙湖可能是沉陷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下沉，但是，从地质资料来看，抚仙湖并不是沉陷湖，因此，这个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现在普遍的看法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古城沉没湖底，如地震、滑坡等造成古城被掩埋。据云南的地质资料显示，抚仙湖属于地震断陷湖。与此同时，受板块运动的影响，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界形成了一条地震滑坡等地质灾害频发的地震分布带，这就是着名的小江断裂带。抚仙湖就位于小江断裂带的南端。同时，翻阅《澄江府志》第八卷发现，16世纪以来，小江断裂带上就发生过几十次破坏性地震，最大的达到8级。另外，在抚仙湖东面的华宁县有一座叫矣渡的村子。在二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次巨大的地震使矣渡村整体下滑陷入抚仙湖，至今在这座村子后面山上的慈云寺里还有一座石碑，记载着那次发生在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地震。来自云南省地震局的专家们对抚仙湖东岸的地质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古滑坡体，而抚仙湖水下古城的遗迹正好就在这个古滑坡体的底部。
这样看来，滇国古城的“遇难”是由于地震、滑坡似乎是确凿无疑了。在人类历史上，一场突发的自然巨变经常带来悲剧性的灾难，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埋没了古罗马庞贝古城，而一场地震就淹没了滇国古城，使其成为“水下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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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那时的庞贝还只是海湾畔的一个小集市，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渔业的生产，直到公元前3世纪，强大的罗马帝国将庞贝划入自己的版图，这里开始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市，贸易往来繁多，经济发达，集中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雕刻，是当时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宗教的中心之一。
公元79年8月24日的中午，庞贝城附近的活火山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火山灰、碎石和泥浆瞬间湮没了整个庞贝，它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后的18个小时内彻底覆灭。直到18世纪中期，这座深埋在地底的古城才被挖掘出土，重见天日。而庞贝也因火山灰的掩埋而保留了大量古罗马帝国的建筑遗迹和艺术品，成为世界上最为着名的古城遗址。
大理国如何走向灭亡
《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武侠小说大家不会不熟悉吧。这些故事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西南国家就是大理国，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人们对大理国的了解比较少。你可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中，大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灭亡的呢？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理曾有着显赫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秦、汉之际，大理是从蜀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这条通道，对促进西南地区和内地的联系、促进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另一条重要的丝绸之路。
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汉王朝在大理地区设置了4个县，从此大理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公元8世纪30年代，洱海地区“六诏”中的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国。后来，南诏国因内乱而灭亡，先后出现了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和大义宁国。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滇东37部，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国家——大理国。
大理国最盛时的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相当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
当时的大理国，经济上已经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每年有数千匹马被贩运到广西；手工业亦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大家所熟知的段正淳，是中宗义安帝，于1096~1108年在位，其子段誉，是宪宗宣仁帝段正严（本名誉，又名和誉），于 1108~1147年在位。而“南帝北丐”中的“南帝”段智兴则于1172~1199年在位。
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灭大理国，派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仍然将云南政治中心设于大理。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行政中心始由大理迁至昆明，但大理仍为滇西第一大城，一直沿袭至今。
南诏、大理国历唐、宋两朝，达500余年，使云南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统一体，为祖国的西南边疆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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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共传位22世，历时316年，大理国政权分为两个阶段：
一、大理国（公元936~1094年）共159年，传14世：
段思平、段思英、段思良、段思聪、段素顺、段素英、段素廉、段素隆、段素贞、段素兴、段智廉、段廉义、段寿辉、段正明。
其中，由权臣杨贞义和高智升先后夺位建大中国，后因滇东乌蛮37部反对，还段氏王朝。
二、后理国（1096~1253年）共157年，传8世：
段正淳、段和誉、段正兴、段智兴、段智廉、段智祥、段祥兴、段兴智。
1117年，段和誉遣使入贡宋朝，宋王朝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等。
“契丹”为何曾是中国的代名词
公元8世纪，正当唐代末年中原战乱之际，在中国的东北赫然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它于公元907年建国，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奋斗，最终统治了中国的北方，成为与赵宋、女真鼎足而立的不可小看的强敌。这个叱咤风云的民族就是契丹。
契丹建立的辽王朝的疆域比赵宋王朝的多一倍：它东临日本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可以说是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这样广阔的国家，当时威名远扬，在中亚与欧洲均有广泛影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国外一些民族的语言中仍把中国称为“契丹”。为什么会这样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契丹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你就会看到，当时的契丹政权不仅处在宋朝和西域联络的要道上，也隔绝了宋朝和朝鲜半岛的联系，可以说它将赵宋王朝从北部给封锁住了，而自己则成为沟通东西方的联系中心。当时的西夏、吐蕃实力也远不如契丹，所以，契丹开始扮演起与东西方各国联络沟通的角色，它和波斯、大食、高丽以及大海之东的日本，都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
这样就无怪乎“契丹”的名称能够传遍五湖四海，以致许多外国人开始将契丹看作是东方国家的代表，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杰费尼把金帝国称为契丹，或女真契丹，13世纪中期访问过蒙古的加宾尼和鲁不鲁乞通称中国为契丹。现在，俄罗斯、希腊、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语言中，仍把“khitiy（契丹）”的变种体作为中国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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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在文化上的一大贡献是依照汉字创造了契丹文字。契丹人原先没有文字，建立辽王朝后，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
契丹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新中国成立前辽庆陵出土的“哀册”上所写的文字，都是大字。后来在庆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发现了这种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据史载是皇子迭刺创制的。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但因通读不易，所以并没有深入民间，可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契丹人集体失踪之谜
契丹，这样一个勇猛彪悍的民族，在历史上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不但创造了强大的军事王国，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然而，它就像他们的文字一样，最终神秘而诡异地消失，消失得杳无踪影。
契丹王朝的灭亡不难从史书中查到，1125年，契丹亡国，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在耶律大石带领下到达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但它也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之后，顽强生存的契丹人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即销声匿迹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契丹的文化。
难道曾经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就这样消失了吗？如果没有，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目前，人们的观点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逐渐与其他后起的民族融合在了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现在的伊朗。
第三，蒙古与金国的战争中，许多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在随军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
不久前，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从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等方面来看，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并不能给出定论。
与此同时，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这两个事件令大家满怀期望。专家们决定利用DNA技术揭开这千古之谜。鉴定结果令人欣慰：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契丹族的下落从此大白于天下：蒙古人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零星分布到了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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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两族都信奉萨满教，仍保持“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契丹旧俗。
从语源学的角度看，辽代把皇帝的官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军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