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统系
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
民国元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疑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时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开玩笑罢了。”
满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肄业，与同班友人，张君列五（名培爵，民国四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图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列五对我说：“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辄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君简恒云：“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做去，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君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他发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君绪初上省，其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曰：《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甚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初时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简恒民心诸人，俱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哪知所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着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所以才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反反复复，说明此理。我是生性好辩的人，《厚黑学》是以荀子“性恶说”为立足地，许多人以孟子“性善说”来驳我，我说道：“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今试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他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拿糕饼一块，小孩一见，即伸手来拖，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会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坐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只要全世寻得出一个小孩，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让孟子的‘性善说’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无一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非成立不可。”我口虽这样的说，然而心中也自怀疑，小孩的天性，何以会这样呢？
后来见小孩见着木头石块和铜铁等物，都取来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现象，岂不等于地心吸力，把外面任何物件，都朝内部吸引一般？因忆在学堂时，教习讲心理学，曾说：“人是莫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识，都是从外面来的。例如：看见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经闻过，看见盐知是咸的，是我曾经尝过，某种事该做，某种事不该做，是我曾听某人说过，抑或在书上见过。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从耳入者，仍从耳退出去，从目入者，仍从目退出去，其他从嗅觉味觉感觉入者，一一从其本来路退出，此心即空无所有了。”又忆《圆觉经》云：“一切众生，自无始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从此着想，就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同。牛顿说：“地心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我们何妨说：“人心也有引力，能将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我于是把牛顿的公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人事上来，果然处处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宋儒的去私说，绘为甲乙丙三图而细玩，才知人心现象，纯是“万有引力”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民国九年，着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载入《宗吾臆谈》内，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后来扩大为一单行本，此书算是我思想之中心点。
人事千变万化，不外人与人接触生出来的，一个我，一个人，是为数学上之二元，一个X，一个Y，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1）二直线，（2）圆，（3）抛物线，（4）椭圆，（5）双曲线，人世一切事变，总不出此五种线。我详加考察，认为人与人不相冲突之线，只有四种，直线两种，曲线两种，除此四线而外，任走何种路线，皆是冲突的，至于世界进化，则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其轨道则为三元中之螺旋线。我们每作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致与人冲突，主持国家大政的人，规定法令制度，也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致处处窒碍。
达尔文倡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倡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我们应改行合力主义，如射箭然，悬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冲突，而又不相倚赖，则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学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则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我们讲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据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之政府，是为政治上之合力，例如经济也，外交也，亦须取合力主义，不如是则世界永不太平。自有历史以来，皆是人与人相争，其力线是横的，我们应取纵的方向，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进攻，把他内部蕴藏的财富，取出来，全人类平分，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着者本此主张，曾作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六年载入《宗吾臆谈》，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二十五年，我写《厚黑丛话》，内面曾涉及国际问题。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我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供参考，我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方着手写，“七七”事变发生，乃改写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册，曰：《制宪与抗日》，这些书现已售罄，此外我还写有《中国民族之特性》、《从战国说起》等文，在日报上发表，现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写一本：《中国主义》，现已不想再写，兹把各种文字的大意，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写出来就是了。
（甲）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地球就为人类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由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钱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变以前，请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资伙食，至多不过大洋二元（抗战期中，生活程度高涨，是暂时现象，当以事变前为准），假令我们请工人，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之生产力，地球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相当之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劳动家买去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作工一日，得大洋二元，作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大洋二元，这算是劳力之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之生产力，非工人之劳力也，当初发明机器之人，业将发明权抛弃，机器成为人类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旧日归诸厂主所有，是为侵占了公有物，我们应该收归公有，给工人以相当代价，由机器生出之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劳力既得代价，即与普通人无异，所以“劳工专政”之说，是不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发出来，有两种力：一曰，脑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私有物，社会上欲使用之，非出相当代价不可，并且出售与否，个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于上面之研究，括为二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脑力和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我们持此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之脑力和体力，可以尽量发展，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有金钱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这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
我们本中山先生遗意，定出一原则曰：“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可私有。”将现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之工厂，一律收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我们首先定出一条法令，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确后，取消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可供一切应用。
银行月息多少，依现情为准，兹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说明。存入银行，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矣。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和乡村银行，川省有场而无村，则设场银行，银行法既确定，即着手收买。
（1）私人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2）使用机器之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员工人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其手工业之工厂则听之。
（3）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抑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4）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盖价值之高低，公家操纵在手，取多取少，可适合国家之需要，无须多设机关，多用冗员，向销售者琐琐征取，徒滋中饱营私之弊，而阻商业之发达也，执简驭繁，固应如此。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值百抽百。
综计收归国有者，凡四项：（1）银行，（2）使用机器之工厂和公司，（3）土地，（4）国际贸易。自学理言之，土地和机器，当然收归国有，银行和国际贸易之归公，则本于中山先生“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之主张。至其他私人资本，应当如何节制，则俟此四者办到后，再酌量而行之。
上面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实施时，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对于壮年人，当视其过去工作情况，分别酌发，以防怠工等弊）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之生存权。法国革命，是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孙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1）需要即生存；（2）安适；（3）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我们发给生活费，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中山先生说：“生存为社会中心”，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稳定。
旧日贫富悬殊，我们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富者削低一级，全国人民一律发给生活费，则贫者升高一级，高低二级之间，为人民活动余地。语云：“饥寒起盗心。”我们发给生活费，社会上可减少许多罪恶，衣食足而礼义兴，风俗可日趋醇厚，学问家不忧衣食，可专心深造，事业家无内顾忧，可一意图功。如此则社会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之部分，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我们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之处，加以治疗，其余则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之处，不动刀针，加以办去，就与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适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