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加了会议的吴冷西回忆：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旧中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的一些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三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龋齿厉唇，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露，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五个孩子。请大王想一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
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昭明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第二天，毛泽东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其实早在几天前，即1月6日，在杭州西子湖边一所水木明瑟的庭园里，毛泽东与谈家桢、周谷城、赵超构三位著名学者谈话，也说到了这篇赋，他朗朗背诵了其中宋玉对楚襄王说的那一段“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接着说，“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他还十分风趣地说：“从本质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们的看法，登徒子是个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能说他是个‘好色之徒’呢？”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30日毛泽东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巫峡风光，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兴致勃勃，用他那特具韵味的韶山方言抑扬顿挫地背诵起了宋玉的《神女赋》中的一段：
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
接着，他对站在身边的吴冷西、田家英说：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给后世骚人墨客以无限的题材。
195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上讲话，讲到要辨别风向的问题时，说到宋玉的《风赋》。他说：今天，我主要讲辨别什么风向。大风容易知道的，十二级台风人人容易辨别，人吹得不舒服，房子吹倒了，树木吹倒了。小风不容易辨别，领导干部要更加注意。宋玉写了篇《风赋》，值得一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平民之风，即所谓“大王之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是楚国的文学家。他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有书为证，在《文选》第十三卷，昨天晚上我还翻看了一下。他说，风起于青的根尖上，“侵淫溪谷”，大概就是成都；“土囊之口”，就是三峡。宋玉是湖北人，大概是指那个地方。风“起于青之末”的时候，最难辨别。
对相传为宋玉所写的《大言赋》，毛泽东也甚是喜爱，对其中很有名的“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句，他几次凭记忆手书，见于《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的墨迹就有两幅。毛泽东1915年5月写的五言古风《挽易昌陶》中的“愿言试长剑”之“长剑”，1935年10月写的《念奴娇·昆仑》中的“安得倚天抽宝剑”之“倚天”，均源于此。可见，宋玉赋对毛泽东诗词创作也有影响。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熟读《昭明文选》中贾谊的《鸟赋》《吊屈原赋》《过秦论》等。1975年10月1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对身边的护士孟锦云说：“汉朝有个贾谊，写过一篇《鸟赋》，我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他还说：“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实，任何事物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有始必有终。”他称赞《鸟赋》“意境不俗”，是因其中表达了唯物辩证的生死观。此时，毛泽东已重病在身，风趣地说过“上帝请我去喝烧酒”，也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事，老人死了是辩证法的胜利云云。他赞赏贾谊的《鸟赋》，说“还想读”，正清晰地表露了他这一生死达观的心境。
毛泽东对载入《昭明文选》的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发》也很欣赏。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8月2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毛泽东还指示将《七发》印发给与会者。8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针对这篇“妙文”撰写了《关于枚乘〈七发〉》的长篇批语，他对屈原及“骚体”的评论，对宋玉、景差、贾谊、枚乘之后的“七体”的批评，具文学史家的眼光，独到，深刻；对《七发》的分析，撇开联系现实的一些语句不论，还是甚为精当的。
1960年5月，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与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讨论曹植封陈王的问题时，随口背起谢庄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此“陈王”即指曹植。毛泽东接着评论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月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三。
对于《昭明文选》中江淹的《恨赋》《别赋》毛泽东也很爱读，且做过深入的研究。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中说：从前中国有个文学家叫江淹，他作了一篇《别赋》，最为人们熟记的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很好。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写，改一下，作“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毛泽东一改古人低沉之绪，转为欢快之调，可谓古为今用的楷模。
1975年夏，一天，芦荻给毛泽东读《别赋》，读到“秋露如珠，秋月如琏”时，毛泽东对芦荻说，你那个对“琏”的解释我看了。你注为“圆形的玉”，而李善注《昭明文选》将“琏”注为“碧色，圆如日月”，“秋月如琏”，侧重在形容月色、月光。毛泽东委婉地指出芦荻的注不全对，也表明他对《别赋》读的次数多，且非泛泛。
芦荻还为毛泽东读了收入《昭明文选》三国时的王粲的《登楼赋》。《登楼赋》是一篇著名的抒情短赋。王粲避难荆州，欲登楼以解愁，不想愁上加愁。芦荻读后，毛泽东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准确地概括了此赋的内容，而且发前人之所未发，即把“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放在首位，这与他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分不开的。接着，毛泽东又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紧接着，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我写《七律·到韶山》的时候，就深切地想起了32年前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此外，《昭明文选》中所收入的李斯《谏逐客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丘迟《与陈伯之书》、李萧远《运命论》等文章，也都是毛泽东爱读的，并有所评论或引用。
总之，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昭明文选》的热爱和精辟分析是新“文选学”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学习古典文学的独特教材。
毛泽东品鉴唐诗
毛泽东非常熟悉、喜爱和重视唐诗，他经常在政治、外交等活动中，援引、发挥唐诗，为现实服务。毛泽东还对唐诗进行过一些与众不同的考证。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对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及杜牧等唐代诗人的诗歌艺术成就，都有很多的借鉴和发展，大量化用、隐括唐代诗人的清词丽句，融入自己诗词艺术境界之中，做到了锻冶唐诗之辞、自铸我之文字，可谓出蓝生冰。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时至今日，许多诗篇仍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举世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像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有2300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48900多首。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和抒发爱国情怀，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有的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有的表达儿女爱慕之情，有的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
唐诗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言、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
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作绝句，一种叫作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又称为“格律诗”。
近体诗是唐代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练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据贺子珍回忆，在井冈山时，毛泽东能把《唐诗三百首》全部背诵下来。曾有人对毛泽东的藏书进行过统计，他圈阅过的古代诗歌共有1180首，而唐诗就有约600首，占50%之多。他批阅过的《唐诗别裁集》有6部，《唐诗三百首》有5部。可见他对唐诗喜爱和研读到了何等程度！
1957年，毛泽东曾对诗人臧克家说：“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又说：“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毛泽东对唐诗艺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高度评价了唐诗的地位。
毛泽东对唐诗的广泛今用
毛泽东于1915年曾致信同学湘生，其中写道：“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唐诗的确成为他一生特殊的战斗武器、鼓舞精神和滋润心灵的源泉，他常常对一些诗句加以引申，寄寓政治、外交、哲学等丰富内涵。
在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的一些单位邀请毛泽东青年时的同窗周世钊作学习毛泽东诗词的辅导报告。毛泽东曾对周世钊说：“你可以己意为之。我认为对诗词的理解和解释，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在对某一首诗或词的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上，往往会出现理解和解释人的水平超出原作者水平的情况，这是不足为奇的。……你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说好了！”毛泽东对自己诗歌的理解持如此态度，对唐诗的理解品鉴亦持如此态度。
马克思曾说：“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唐诗在毛泽东手里也正是如此。
其一，毛泽东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善于借用唐诗以寄寓现实政治含意。
1956年4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当场念诵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表达自己在政治上的坚定信心。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看到不同版本的杜集，指出杜诗“是政治诗”。同年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他又讲道：“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理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在现实政治政策的层面上，毛泽东发掘了唐诗可用以鼓舞当时革命斗志的含义。
1970年8月，林彪以及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搞个人政治阴谋。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引用李白《梁甫吟》中“杞国无事忧天倾”诗句，说“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显示了胸有成竹、不怕政敌捣乱的气魄。
1971年10月，在与周恩来等人谈及林彪事件时，毛泽东说：“我的‘亲密战友’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贴切引用晚唐人杜牧《赤壁》一诗以嘲讽林彪叛逃。
毛泽东又想起杜甫的名诗《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仅把“明妃”改为“林彪”，讽刺林彪的下场：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毛泽东还引用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毛泽东引用此诗意在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其二，毛泽东常常将唐诗用于外交工作中。
1958年11月10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刊载了美国合众社的一则有关攻击人民公社运动的报道，毛泽东读后，在这则电讯的旁边写下刘禹锡《赠李司空妓》一诗：
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