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14年到1820年，在注重实际的右派人物维莱尔先生上台前这一短暂的时期，历史上没有任何年代可与之相比。这六年是一个非常时期，喧嚣，又沉闷，欢腾，又阴郁；受到晨曦的映照，又感到天昏地暗，层层灾云祸影在天边堆积却又渐渐随岁月的消失而消失。在那样的光明和那样的黑暗中，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又新又老，又轻快又忧愁，又少壮又衰颓。他们擦拭着自己的眼睛。没有什么比返回梦境更令人兴奋了。那一小撮人带着恶劣的情绪注视着法兰西，法兰西则带着奚落的神情注视着他们。大街上满是孤僻十足的侯爷、还乡之人和还魂之鬼。到处是少见多怪的昔日贵族、老成高贵的世家子弟，他们因为回到法兰西而欢笑，也因为回到法兰西而哭泣。笑，是笑他们自己能和祖国重新相见；哭，是哭他们失去了往日的君主制。十字军时代的贵族在公开侮辱帝国时代的贵族，换句话说，佩剑的贵族，巳失去历史意义的古老世族，查理大帝及其臣下的子孙，在蔑视拿破仑的战友。剑和剑正在相互辱骂。丰特努瓦的剑实在可笑，那巳成为一块锈铁；马伦哥的剑实在丑恶，只是一把马刀罢了。昔日在否定昨天。人之情感巳谈不到高尚伟大，也谈不到卑劣了。有一个人曾把波拿巴比作司卡班。那样的社会现在巳不复存在。应当着重指出，那样的社会并没有什么残余留到今天。当我们随意想起某种情景，也就是说当那时的某种情景在我们的脑海之中重现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会觉得那好像是洪水以前的社会发生的事。确切些，连那社会本身也巳被那洪水淹没了。两次革命的洪水巳完全淹没了它，思想是一股怎样的洪流啊！它是何等迅速地埋葬了它的使命中规定要打碎的一切呀！它是何等敏捷地展现了让人感到惊异的视野呀！
这便是那遥远而纯朴时期的客厅的面貌，在那样的客厅里，马尔坦维尔被认为比伏尔泰更有才华。
那些客厅自有自己的文学和政治。他们推崇菲埃魏。他们敬仰阿吉埃先生。他们指点着柯尔内先生，那位马拉盖河岸边的书刊评论家。他们把拿破仑看成一个来自科西嘉的恶魔。日后，史书将布宛纳巴侯爵先生，那位王军少将记上一笔，恐怕被视为时代精神能做出的一个让步了。
清一色的局面并没有在那客厅里维持多久。从1818年起，那里巳经有了几个空论派。这可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那些人以保王派自封，却又因此而感到内疚。凡是极端派自鸣得意的地方，空论派都表现了惭愧之情。他们有眼光，但缄口不语。他们的政治信条使他们具备了自负的气概，坚信定能成功。领带的白洁，衣冠的整齐是他们随时注意的。这确实有些用处。空论派的错误或不幸，在于他们造就了一大批老青年。他们一副学究的臭架子。他们的梦想是，在专制和过激的制度上，移植一种温和的政权。他们有时表现出一种少有的想像力，幻想用一种顾全大局的自由主义来代替破坏大局的那种自由主义。他们一再说：“要原谅保王主义！保王主义干了不少好事。传统、文化、宗教、虔敬靠它获得了发展。它忠实、勇敢、有骑士风度，它仁爱、诚恳，它的功劳在于把君主国家千百年的伟大混在了一虽然这不无可惜一民族新的伟大里。它的错误在于对革命、对帝国、对光荣、对自由、对年轻的思想、对年轻的一代，以及对新的世纪这些问题缺乏认识。但是，它对我们所犯的这种错误，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对它犯过呢？我们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对革命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攻击保王主义，岂不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那贵族用剑，士兵用马刀。
将是严重的过错、盲目的行动。革命的法兰西不尊重历史上的法兰西，不尊重自己的母亲，那就等于不尊重自己。君主制度的贵族九月五日以后，和帝国时代的贵族七月八日后受到了同等的待遇。他们没有公平地对待雄鹰，而我们也没有公平地对待百合花。人们总喜欢禁止某些事物。刮下路易十四王冠上的金粉，除去亨利四世的盾形朝徽，这种举动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嘲笑德·伏勃朗先生擦去耶拿桥上的晕的举动！他干的算是什么事？可这类事我们自己也在干。布维纳的胜利是我们的，这就像马伦哥的胜利是我们的一样。百合花属于我们，晕也属于我们，它们统统是不可多得的民族遗产，没有任何理由贬低它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它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呢？有什么理由不爱我们这个整体的法兰西呢？”
空论派便这样批判保护着保王主义。可保王主义者不领情，反而因受到批判而不满，甚至为受到这样的保护而怒气冲天。
极端派是保王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志，教团愚则是保王主义第二阶段的标志。强横之后便继以灵活。我们的简略讲述到此结束。
本书作者，他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于现代史上最为独特的时期，他不能不走进巳成陈迹的那个社会顺便望它一眼，并把它的特征描述几笔。他讲得很快，并没有挖苦或奚落的意思。那些往事是些令人怀念、理应正视的，因为那与他的母亲有关，不得不使他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这个小小的社会自有它伟大之处，我们可以报以微笑，但绝对不能加以仇视，因为那是昔日的法兰西。
马吕斯·彭眉胥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随便读了一些书。他从吉诺曼姑娘手中被解放，他的外祖父随即把他抛人另一个更糟糕的世界一托付给了一个名副其实昏庸透顶的老师。就这样，这受启蒙的少年便从一个道婆手里，转到了一个腐儒手中。后来马吕斯读了中学，进了法学院。他成了保王派，狂热而冷峻。他不太喜欢他的外祖父，嫌外祖父轻浮猥鄙，他感到那种作风令他难受。对自己的父亲，他是一直冷漠的。
那孩子的性格是内热外冷。他的内心是高尚的。他慷慨、自负、虔诚，有一股韧劲儿。他严肃，近乎严厉；他纯洁，近乎孤僻。
四匪徒的结局
吉诺曼先生退出社交圈时，马吕斯刚刚完成学业。他随老人一起迁居到沼泽区受难修女街，告别了圣日耳曼郊区和T·男爵夫人的客厅。吉诺曼先生的佣人除门房外，还有一个接替了马侬的女仆妮珂莱特和另外一个男仆，我们在前面谈到过，他总是气喘吁吁，一个巴斯克佬。
1827年，马吕斯年满17岁。一天傍晚，他一进家门，外祖父手里捏着一封信，把他叫住。
“马吕斯，”吉诺曼先生说，“明天，你得去一趟韦尔农。”
“去那里有什么事吗？”马吕斯说。
“去看看你父亲。”
马吕斯惊了一下。他什么都想到了，却绝没有想到自己还会有去看父亲的一天。因此，使他感到突兀奇特，说得更准确些，是使他感到那样的不自在。一向疏远的人，突然要去亲近。这谈不上有什么苦恼，而只是一粧苦差事而巳。
马吕斯对父亲冷漠，除去政治方面的原因外，还由于他一向确认他的父亲，“那个刀斧手”一这是吉诺曼先生心平气和时对马吕斯父亲的称呼一从不爱他。这一事实是用不着争辩的，不然，如何理解父亲对孩子弃之不理呢？既然他不爱他，那自己也就没必要去爱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心里想，就是这么回事。
听了外祖父的话之后，他非常惊骇，竟想不出应该如何来回答吉诺曼先生。外祖父接着又说：
“你去看一眼一他快不行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你明天早起出发。我好像记得，喷泉院子那里有辆车子，早晨6点开，晚上到。你就乘那辆车去好了。他说要去就得快些。”
马吕斯接过信来，随手把它塞进了兜里。当时，有一辆从布洛亚街开出的夜间公共马车，去鲁昂，途经韦尔农。马吕斯本可以乘那辆马车连夜起程。如果这样，他第二天一早便可以来到父亲身边。但是，这一点无论是吉诺曼先生还是马吕斯都没有想到。马吕斯乘上外祖父指给他的那班马车，直到第二天夜幕降临时，才赶到韦尔农。此时，韦尔农巳是万家灯火。马吕斯随便向路人问到了彭眉胥的住处。由于受到外祖父的多年熏染，他对父亲很是瞧不起，根本不承认父亲是个什么男爵或上校。
马吕斯按路人所指的方向找到了彭眉胥的住处。他拉动门铃后，有个妇人拿着一盏小油灯来开了门。
“这是彭眉胥先生的住处吗？”马吕斯问。
那妇人站着未动。
“是吗？”马吕斯又问。
那妇人这才点点头。
“我能见见他吗？”
那妇人摇了摇头。
“我是他儿子，”马吕斯接着说，“他在等我。”
“他不等……”那妇人说。
马吕斯此时才发现她正淌着眼泪。
她用手指了指一扇矮厅的门。
马吕斯走了进去。
屋里十分昏暗，壁炉上有一支羊脂烛发着淡淡的烛光。房间里有三个男人，一个跪着，一个站着，一个躺着。躺着的那个穿一件衬衫，那就是马吕斯的父亲。
另外两个，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神甫。神甫正在祈祷。
上校害了大脑炎，一病三天。刚得病的时候，他巳感到情况不好，于是，便写了封信给吉诺曼先生，要求他儿子前来。他的病情迅速恶化。马吕斯到达韦尔农的那天傍晚，上校巳神志不清。他从床上爬起来，推开上来阻拦的女仆，大声嚷道：“我去找我的儿子。”他不顾一切，向门外走去。刚走出卧室，他便摔倒在前堂的方砖地上，断了气。
早就有人去找了医生和神甫。医生来迟了，神甫也来得太迟了。他儿子也一样，来迟了。
从朦肽的烛光中，可以看到，在躺着不动的上校的惨白的脸上，还有一颗泪珠儿挂着。那是刚从那死去的人的眼睛里流出来的。眼睛失去了神采，泪珠却还挂在脸上。那是为儿子流出的泪水。
这是马吕斯第一次见到父亲。当然，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他望着，那是一张雄赳赳的令人敬慕的脸庞，那双眼睛睁着，但看不到人了，一头白发，一具强壮的肢体，但那肢体上布满黝褐色的条痕一刀伤，红色的星辰一弹孔。那道又长又阔的刀痕给那张生来慈祥的脸上添加了英勇的气概。他想，这便是他的父亲，而人巳经死了。马吕斯一动不动，漠然站立着。
他产生了一种凄凉感，但那也只是他看到任何一个死人躺在他面前产生的那种凄凉感。
屋里的人都悲伤不巳：佣人在角落里痛哭，神甫在祈祷，但泣不成声，医生在揩着眼泪，死者的脸上也挂着泪花。
医生、神甫和那妇人悲痛地望着马吕斯，没有一句话。在这个场合，只有他，马吕斯是个外人。他无动于衷，只有一种尴尬的感觉，不清楚自己怎么办才好。他的帽子原是提在手里的，后来，它掉在了地上。这是他有意做出的，借以表明自己巳悲痛至极，手连帽子都拿不住了。然而，他对自己这样的做法又有些后悔，觉得这未免可耻。不过，这是他的错吗？他不爱父亲，这是人所共知的。
上校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家具全部变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支付丧葬费。那佣人找到一张破纸，把它交给了马吕斯。纸上有上校亲笔写的几句话：
儿子：皇上在滑铁卢战场上曾封我为男爵。复辟王朝否认我用鲜血赢得的这勋位，儿子，你当承袭、享受它。不用说，这是当之无愧的。
在纸条的背面，上校还写了这样几句话：
——在那次战役中，有个叫德纳第的中士救了我的命。多年前，我似乎听说他在离巴黎不远的一个叫谢尔或孟费梅的村子，开一家小客店。吾儿如能找到他，当尽力报答之。
马吕斯把那张纸紧紧地攥在手里。这并不是出自他对父亲的孝心，而只是出自对死者应表示的那种茫茫的敬意，而任何死者总是可以唤起人们心中的这种敬意的。
上校没有留下遗物。吉诺曼先生派人来取走了他的一把剑和一身军服，然后把这些东西卖给了旧货贩子。邻居们窃取了他的花园，抢走了他的那些稀有花木。剩下的植物都变成了荆棘，有的自然枯死。
马吕斯在韦尔农只待了48个小时。父亲下葬后，他便回到了巴黎，继续攻读他的法律。他从来不追念他的父亲，仿佛世上根本就不曾有过那样一个人似的。上校是死后的第二天被安葬的，三天以后，他便被人们遗忘了。
马吕斯的帽子上多了一条黑纱，仅此而巳。
五望弥撒可以使人成为革命派
马吕斯从幼年时期便养成了自己的宗教习惯，并且一直保持着。在一个星期日，他又去了圣稣尔比斯，在那里望弥撒。那是一座圣母堂，从孩童开始，他便由姨妈带到这里来做礼拜。那天，他的心情要比平日紊乱、沉重得多，无意之中，他走到一根石柱后面的一张乌德勒支丝绒椅前，随后便跪了上去。那椅子的背上写有这样几个字：“本堂理财神甫马白夫先生。”弥撒开始不久，便有一个老人走过来，对马吕斯说：
“先生，这是我的位子。”
马吕斯听罢连忙离开那椅子，让老人就座。
弥撒结束后，马吕斯站在距那老人几步的地方在思考着什么。那老人又走近他说：
“我向您表示歉意，先生，刚才我打搅您，现在又得打搅您，您一定觉得我不通情理，我得向您解释一下。”
“先生，”马吕斯说，“这不算什么。”
“我须作些解释，”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想给您留下不好的印象，您看得出我是很重视这个位置的。我觉得在这个位子上望弥撒有它的特殊意义。为什么？我来向您解释。就是在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位子上，一连好几年，每隔两三个月，我总看见有一个可怜的好父亲躲得远远的，偷偷地看他的孩子。他只能如此。原因是他与孩子的监护人有约在先，他不能接近那孩子。他知道在什么时候，人家会把他的孩子领来望弥撒。这样，他便趁机来到这里。那孩子不知道他父亲就在一旁。这位父亲惟恐被别人发现，便待在那柱子后面，一声不吭，双目流泪。他心痛他的孩子。多可怜的汉子！我对这种情形有所感，这成了我心中的圣地，我来望弥撒总爱呆在这个位子上，且巳成习惯。我是本堂理财神甫，我原有自己的功德板凳可以人坐，但是，我就喜欢待在这个位置上。对那位先生的不幸，我也略知一二。他有一个岳父，有一个有钱的大姨子，其他亲属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那一伙人恐吓他，不许他这个父亲来看儿子，否则，就取消那孩子的继承权。那位父亲为了孩子将来能够有钱只好忍痛割爱。人家要拆散他们父子，是出于政治上见解的不同。考虑政治上的见解我当然是赞同的，但也不可没有止境。我的天主！决不该因为一个人到过滑铁卢便成了魔鬼吧？我们总不该为这样一种事便硬行把父亲撇开，不让他碰自己的孩子。那人是波拿巴的一个上校。他巳经不在人世。当年，他住在韦尔农，我的兄弟便在那城里当神甫，他的名字好像是朋玛丽或孟培西什么的。我的天，他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
“是叫彭眉胥的吗？”马吕斯顿时面无人色，问了一声。
“对！是这个名字：彭眉胥。您认识他？”
那年老的理财神甫握起两只手，大声道：
“啊！您就是那孩子！没错，没错，长大了，成了一个大人了。太好了！可怜的孩子，可以说，您有过一位一直爱您的父亲！”
马吕斯搀扶着那位老人，把他送回了家。第二天，他对吉诺曼先生说：
“我和几个朋友约好一起去打猎。您可否允许我去玩一趟，三天不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