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几页历史
-开局不错
七月革命的前两年，1831年和1832年，在历史上是一段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个年 份，各自形成了一个高峰，耸立于历史的年代之中。它们所具有的革命意义，是其他历史年份无 法比拟的。在这两年当中，社会各阶层的群众，社会文明的基础，上下左右的各种利益因素相互 结合，法兰西社会苍老的风貌，一切的一切，都随着各种制度、各种狂潮、各种理论的喧嚣，在 风云激荡中时隐时现。这种隐现便是抵抗，便是运动。就在这抵抗和运动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 人类灵魂一真理一所放射的光芒。
如今，我们这些人对那样一个时期差不多都感到陌生了。现在，我们既要谈它，那就让我们 来试一试，看看是否能够抓住它的脉搏。
王朝复辟时期，是一个中介阶段，对这个时期，人们是很不容易下一个定义的。这一时期人 们感到了疲乏，渴望酣睡，同时又在窃窃私语，议论纷纷，甚至出现呐喊和喧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刚刚赶完了一段路程之后的间歇。这就形成了时代的奇特性。这种特点常使那些企图从中 牟利的政治家产生错觉。起初，人们只有一个要求一休息，只有一个愿望一和平。总之，是 想蜷缩起来，不再折腾，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什么大事业，什么大机会，什么 大风险，什么大人物，感谢上帝，见多了，见够了，再也不想接受了。人们不再要恺撒而宁肯接 受普吕西亚斯；不再要拿破仑，而宁肯接受伊弗佗王。“那是多么好的一个小国王啊！”人们 曾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赶了一整天的路，天黑下来了；先是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 程，随后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接着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都精疲力竭。于是，人们渴望有一张床。
献身精神一厌倦了，英雄主义一陈旧了，野心一满足了，利益一得到了。在此情况 下，人们下一个目标，寻找、索取、央请、恳求，是什么呢？一个安乐窝。有了这样一个安乐 窝，便得到了安宁，便得到了平静，便得到了闲适，便可以心满意足。但是，得到这一切之后，有些东西又从大地上冒出来，让你接受它。它在敲打着人们的家门。这些东西产生于革命和战 争，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有定居社会的资格，并且巳经住下了。而这些定居者是何物呢？它们 是为将要到来的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这样，便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形势：
当人们疲乏了亟待休息的时候，既成事实也要求确认自己的地位。这种确认对于既成事实来 说，与休息对于疲乏的人来说意义是同等重要的。
在英国，护国公之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了这种要求；在法国，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 出了同样的要求。
这种保证是向时代提出的。时代非给予不可。表面看，这种保证由亲王们“赐予”，而实际 上使这种保证得到保证的却是这些既成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需要认识的深刻的真理。在英 国，斯图亚特家族1660年对这条真理不加怀疑，并按真理的要求做了；可在法国，波旁家族 1814年却对此不屑一顾。
拿破仑垮台后，那个事先预定返回法国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他们的脑 瓜儿里能想得到的，只能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它的。它可以赐予，也可以收回；它认为波旁家族 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一无所有，无权可享。路易十八制定了宪章。那宪章中给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之上的一根枝桠，它由波旁家族摘将下来，堂而皇之地赐予了人民。不过，某一 天赶上国王高兴那样做，它可将这根枝桠收回。实际上，它早就应该明白，就连这不情愿赐予的权利也并非是属于它的。
这个家族一直憋着气注视着我们这个世纪。每逢人民欢欣鼓舞之时，它便怒气冲冲。对它的这种形态，我们可以选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就是说选用一个通俗而真切的词儿来加以形容：它老 在咬牙切齿。对此，人民早就看在了眼里。
它自以为强大无比。它只看到，在它的眼皮底下，帝国像演完一场戏的布景那样，被搬走 了。它却看不到，自己也是被搬来的。它看不透，它自己与被搬走的拿破仑一样，是被捏在同一 只手里的。
它自以为根深无比。它认为它有它的过去。它错了；它只是过去的一个部分，而整体是法兰 西。法国社会之根绝不是生在波旁家族之内，它根植于人民，那些深深扎于沃土之内生机勃勃的根须，绝不属于一个家族。它的发育史，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它向四处伸发，但绝不在王位之 下。
对法兰西来说，波旁王朝成了它机体一个醒目的、淌着鲜血的节疤，它巳不是这个机体的主 要部位，它巳丧失其政治的基础地位。它完全可以被切除。实际上它巳经被切下抛在一边达22 年之久。在被抛开的年月里，它还存活着。它只看到了这一点，而没有看到另一点。它是不会看 到另一点的。它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马伦哥胜利之日它还认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这样，它又如何能够看到另一点呢？翻一翻历史，你就会发现，历史上，还没有什么人像这些亲王们那 样，闭着眼睛不看从实际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些神权。也不会看到，任何一种人们称为王权的这 种人间自灭之物会像它这样，把上界赋予社会的这种权利否认到如此地步。
荒谬绝伦的观念导致这个家族收回了它1814年所“赐予”的那些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 些让步。真是令人悲叹！而这些所谓的让步，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斗争取得的果实；而它所说的那些被我们“蹂躏”的那些东西，却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些权利。
总之，复辟王朝自以为力量强大无比，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国内站稳了脚跟，于是，准备 在适当的时机，孤注一掷，采取行动。一天早晨，它果然站在法兰西面前，大声宣告，取消集体 权利和个人权利一人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作为人民的那种权利和 公民之所以作为公民的那种本性。
被称为七月敕令的那些有名的法案，其实质便是如此。
复辟王朝垮了台。
这是合理的。不过，有一点应当说明白，这个王朝对进步运动并没有一概采取敌视的态度。许多历史大事的完成，都是在它的眼皮底下进行的。
复辟王朝统治时期，人民可以在平静的气氛中讨论问题，而且巳习以为常。这在共和时期是 不可想象的；复辟王朝给法兰西带来了和平，而且在靠和平发展壮大。人民也习惯了这种环境。这又是帝国时期不曾有过的。整个欧洲都对这样一个自由、强大的法兰西产生景仰之情。罗伯斯 庇尔时期靠革命发言，波拿巴时期靠大炮发言，轮到靠才智来发言，那还只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 世统治之下发生的事。火炬在风停之后被重新点燃。宁静的顶峰之上，纯洁的思想光芒重新闪 烁。这是动人的、有益的灿烂景象。15年当中，人们在和平的环境里，在公众场合又见到了那 些伟大的原理。这些原理，思想家以为相当陈旧，但政治家却认为它新颖可取。这些伟大的原理 是什么呢？就是：实现法律的平等，信仰、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和量才授职的甄选制。这种状态延 续至1830年，一直到波旁家族作为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被粉碎为止。
波旁家族的垮台是惊天动地的，这并不是指这个家族的气势，而是指人民的气势。这个家族 大模大样地，但绝不是威风瘭瘭地，离开了宝座。他们犹如进黑洞似的下了台。绝没留下能使后 代黯然伤怀的那种堂堂正正退出的气概；没有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没有拿破仑那种雄 鹰似的长啸。他们就是这样，让离开便离开了，放下了冠冕，失掉了光环。保住了面子，没有保 住威严。他们缺少必要的面对灾难的那种尊严。查理十世去瑟堡时，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了 方桌。在危难之中，他对仪式比崩溃的君权更看得重些。这当然是一件琐事，但他的这种作风却 引起了每个忠于王室、热爱家族的人的伤怀。人民与他们相比，就显得可敬可佩。全国的人民，在一天的早晨遭到了王族叛军的武装进攻，但他们自知自己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克制住自己，不曾动怒。他们组织了反击，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人了法律的运行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 惜的是，他们没有继续前进。他们把老王查理十世从庇护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搬出来，轻轻地放 在了地上。要知道，他们用这种凄切和审慎的态度这样做所触及的，绝不是一两个王爷，而是法 兰西，整个法兰西，是胜利了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此时此刻，法兰西似乎记起了并在 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践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结束后讲过的那些严肃的话：“那些平日拼命 博得君王欢心的人，此时此刻却尤其大胆地反抗起君王来，就像一只从这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 上的小鸟。在此情势下，对那些丢掉危难中的荣誉捞取昌盛中的荣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不难的。可是，我们，对君王的尊敬却始终如一，对那些落难中的君王，我们尤其如此。”
波旁家族带走了尊贵，却没有带走惋惜。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重于他们本身。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之上。
七月革命立即在全世界获得了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敌人。有的欣喜地投人了革 命之中，有的对它则咬牙切齿。这是不奇怪的。对欧洲的君主们来说，起初就像猫头鹰看见了旭 日，先是紧闭双目，备感伤心，不知所措，直到想出对策，要对革命进行威胁时才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恐惧那是自然的事。他们感到愤慨也是自然的事。这次革命是奇特的。没有发生任何动 荡，对于被击败的王室没有过火行为，没有使战败的敌人得到流血牺牲那样的光荣。专制政府总 希望自由发生内讧，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次革命进行得如此温和。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都没有 发生。对它最不满意、对它最愤慨、对它最惊悸的人都转而对它表示了敬意。不管人们的私心有 多么重，宿怨有多么深，种种事态中均显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而感到，肯定有一个天神巷战，指1588年5月12日巴黎爆发的群众武装起义。第二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 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是当时的政治活动家。
助了一臂之力。
七月革命是人权对现实的胜利。它是光辉灿烂的。
人权战胜了现实。1830年革命的光芒是从这里射出的，1830年革命的温和也是从这里学到的。它说明，人权可以无须通过暴力获得。
人权，便是正义，便是真理。
保持美好，保持纯洁，这是人权的特性。那事实会如何呢？事实是，即使人权是最需要的，即使它是得到当代人赞同的，但一旦它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着，它一定会减少含量，改变味道，无 可避免地演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是荒谬的东西。如果要我们立即拿出例子来证实这一点，看看这种演变达到了怎样的丑恶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几百年前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 维利不是一个凶神，也不是一个魔鬼，更不是一个无耻下流的作家，他只是当时的一个现实。并 且那也不只是意大利的一个现实，而是欧洲的一个现实，16世纪的一个现实。结果，他巳变得 恶劣不堪，从19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尤其如此。
这种人权和现实的斗争，古巳有之。结束这种争斗，让纯洁、美好的思想和人类的现实结合 起来，融合起来，用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这便是哲人的使命。
二结局糟糕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权势者的工作又是另一回事。
1830年的革命很快就停顿下来。
革命的航船一旦搁浅，权势者便立刻着手破坏这只航船。
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纪里，权势者多半自加封号，戴上政治家的桂冠。正因为如此，政治家这 个词越到后来就越具有行话的色彩。我们不应该忘记，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庸人。所以，权势 者也，庸人之谓也。
与此同时，所谓政治家，有时可以如此称呼一民贼。
按照权势者的看法，七月革命这类性质的革命，是动脉破裂症，应当赶快把它缝补起来。对 人权的要求如果过于苛刻，那就很难收场了。因此，人权一经获得认可，就应当着手治理国家。自由有了保障，也就应当想想巩固政权的事了。
走到这里，哲人和权势者还不至于分道扬镳，但是巳经产生了离心倾向。为政权着想？那好 吧！但问题是，首先得搞清楚，要巩固的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其次，它是如何来的？
人们就此问题在窃窃私语。但权势者似乎听不见这种反对意见。他们照旧干着他们的所谓缝 补手术。
一些政治家站出来说话了。他们惯于把自己的意图说成是实际需要。他们说，革命之后，作 为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最最需要的，是快找到一个王室的后裔。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 在革命之后享有和平，换句话说，唯有如此，才可以医治创伤、修补房屋。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 和伤兵医疗所。
但是，找一个王室后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马基雅维利（14远9 - 1527），意大利政治家，叶君主论》的作者，主张统治者们在处理 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相比之下，出于需要，找一个有才能的人，或者，找一个有钱的人做国王倒不是难事。波拿 巴是前一种人的例子，伊土比德是后一种人的例子。
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都能够成为王族的世系的。形成这样的世系，非经几个世纪的起伏磨 练，形成王者的皱纹不可，非有点光荣的家族史不可。
假使我们以那些“政治家”的观点来观察问题一当然，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所有观 点一革命之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这位国王最好应当具备何种条件呢？第一，他可以是，并 且最好就是革命的，或者说，他曾亲自参加过这次革命，在那里面插过一手；其次，这是退一步的说法，只要他参加了革命，却不必问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必问他使过的是斧子还是长 剑。
一个王族的后裔最好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呢？他应当是民族主义的，换句话说，他应与革命者 保持一定距离，这不是说行动上，而是说思想上。过去，他曾起过作用，留有痕迹；未来，他将 有所行动，引起人们的好感。
这一切也使人明白了，早期的革命为什么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而后 来的革命却必须选择一个家族，要找不伦瑞克家族或者奥尔良家族。
印度有一种榕树，它的枝条会垂到地面，这些枝条接触地表后便能够在土里生根，并且自己 长成一棵新树。每一根树枝几乎都能成为一个王朝。人类的王室也会同这种榕树的王室一样，不 同的是，榕树的枝条要向大地低头，而王族只要倾向于人民便可。
这就是那些权势者的全部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