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根本原因在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正确对待农民。一会儿把农民说得比工人阶级还先进，不顾生产力的状况，随意地变更生产关系，刮“共产风”，搞“穷过渡”；一会儿又把农民经商做生意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以处置、鞭挞，对“包产到户”屡次进行批判、压制。理论上的混乱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这种倾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纠正。这也正说明了深入研究农民问题对于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与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相比，在这30年中，国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则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旅美华人杨庆根据自己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2）威廉·韩丁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期陕西长弓村的再度调查，出版了《翻身：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3）1975—1978年，美国汉学家陈佩华、JonahanUnger和RichardMadsen对广东陈村的研究。他们三人对26位流入香港的陈村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撰写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1984），Madsen 还利用这次访谈的资料撰写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1984）。这两本书对陈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干部权力的道德基础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乡村的实证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学者如裴达礼、王斯福、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乡村进行实证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Pasternak）对台湾南部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英国人类学家华德（Ward）在对一个香港渔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样化的意识模式》。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进展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问题再度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并逐步形成高潮。首先，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3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此前在农村中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逐步显露，甚至激化，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农民问题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其三，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为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广阔理论资源。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兴奋点，这次研究高潮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有机衔接的波浪段：
（1）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多与1979年开始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吹，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其论证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较多。
（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随后而来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数亿农民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密化”使中国农村依旧没能摆脱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席卷全国的“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形式，开始了中国农民反“过密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两大热点。
（3）20世纪90年代。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较深入的领域。自村民自治推行以来，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起初有人担心村民自治会削弱国家权力，引起农村的政治不稳定，这也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长期处于试行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正式通过后，人们仍然存在疑虑，担心乡村民主能走多远。争议的存在促使争议各方都努力从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求于己有利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或证伪对方的观点，这种努力推动着村民自治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此同时，对乡村政治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4）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学者们主要围绕农民工潮和农民增收困难进行研究。
通览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数量远远超过以前，而且在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上也有不断深入和细化的趋势。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的纷纷介入，既考察宏观制度，也关注微观村落，既有学理分析，也有实地调查，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热潮。傅如良.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问题研究综述［J］.农业经济，2005（2）：4—5.如有的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研究员长期从事“三农”研究，撰写或主编了有代表性的专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改革中的农民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他精辟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发生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前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面临的严峻挑战，认为要解决当前农村、农民问题，就应该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深入改革，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改变目前的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的步伐，调整城乡社会结构，改变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果真如是，则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则从利益结构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变化。他把中国各阶层人们划分为四大利益群体：特殊获益群体、普通获益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大部分农民归入社会底层群体，并对农民阶层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他们生活的基本特征。
李培林教授主编的《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的经济社会分析》一书，从社会学的视角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农民工的形成、现状和主要特征。该书认为农民工自20世纪80年代初具规模，90年代已经代替乡镇企业成为农民职业流动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这是中国加速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也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制度变迁。这一过程是农民和社会普遍受益的过程，也是弥合城乡之间断裂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在农民增收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实现农村全面小康，并逐步向更高水平前进的根本保障；增加农民收入，直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城乡关系的互动（韩长赋，1999）；有的学者认为，制约农民增收的原因是农业的弱质性决定农民增收的艰难性；有的认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乏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机构而处于分散状态，导致农民收入被侵蚀；有的认为农民就业不充分是农民增收缓慢的资源性根源；有的则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不足以及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障碍因素，等等。
学者们从政治学视角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如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张厚安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著作认为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权变为自下而上授权，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基层干部掌握一定资源，干部有可能利用政府和集体名义搭便车，从而造成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为此，国家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并通过民主方式监督基层干部。这样，在农村基层，国家体制性权力虽然上收到乡镇，但功能性权威却深入到基层。但目前中国村民自治还不完善，还没有到位，村民自治的权利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这都需要在农村政治改革中进一步解决。另外，刘精明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李强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刘金海的《产权与政治》、程同顺的《农民组织与政治发展》、《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郑有贵等的《解决“三农”问题之路》、李昌麒的《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于建嵘的《岳村政治》等都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农民问题的政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