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目前的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觉得，那些历史所造成而又各有其合理内核的门户之见不能再重复了，有必要对它们持一种超越的态度，从广义的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探索。所谓广义的文化，这个概念可以通过其外延与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来把握，如果其外延无所不包，广泛涉及各个文化领域，那么其内涵则必然缩小为某种本质的核心的层次，其实《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早就把《周易》看作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了，虽然它的外延广大到无所不包，而居于本质核心层次的内涵却收缩为一种很小很小的《易》道。这个《易》道就是《周易》的思想精髓或内在精神，从根本上规定了《周易》的本质属性。就《周易》所容纳的内容而言，诚然是广泛涉及到卜筮、哲学、科学、史学以及其他的许多文化领域，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文化分支而不是广义的文化。从逻辑上来看，文化分支的属性，两者是不能等同。只有当我们从所有这些文化分支中找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易》道的东西，才能真正看出《周易》在外延上的扩展以及在内涵上的渗透。因此，我们对《周易》性质问题的研究可以摆脱以往的那些门户之见，而转化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史的研究，如果我们结合这种在外延上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文化，侧重于研究《周易》的内涵，极力弄清究竟什么叫做《易》道，把它的本质的核心的层次发掘出来，那么我们将不仅可以据此而较为准确地判定它的基本性质，使目前的各种分歧的看法获得一定程度的会通整合，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周易》的外延与内涵主要是通过《易传》而后确定的。《易传》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主义高涨的文化背景，与《易经》所反映的那种宗教巫术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在从《易经》的转化，走过了一段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曲折的过程。人们称春秋战国时期为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期，西方、印度、中国这三个大的文化圈都是几乎同时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轴心期打首次涌现，反映出人类意识的觉醒。轴心期的特点，一方面是产生了激烈的精神冲突和思想的分裂，另一方面是通过不断的讨论、争辩和相互交流，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创造了历史全景中的共同因素。这是人类历史的突破期，人类自觉地迈出走向普通性的步伐，树立最高的追求目标，就是以轴心期为真正的起点的（参阅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如果我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放在这种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中来考察，它的特点和意义将会变得更加显豁。
在这个时期，西周的那种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天命神学是解体了。精神领域的那种沉寂停滞的局面是打破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由原始的统一而走向分裂，正如《庄子·天下篇》所描述的：“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但是，这种分裂实际上是一次意识的觉醒，思想的启蒙，文化精神的再生。尽管当时的诸子百家彼此对立，相互争辩，但是由于他们都是怀抱着伟大的理想，把整体性的存在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所以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不同的角度扩展了它的外延，深化了它的内涵，并且创造了许多共同因素，为下一个阶段的多样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到了战国末年，学术融合的局面形成了，于是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来总结这个时期的文化创造，有的派别性较弱，比如杂家的《吕氏春秋》。至于《易传》，更是自觉地顺应这种大融合的趋势，提出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著名命题，不仅比其他各家更为全面地总结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创造，而且接上了自伏羲以至《易经》的文化源头，把上古、中古、下古的文化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以浓缩的形式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轨迹，特别是反映了从巫术文化向人文文化转化的轨迹。因此，由《易经》与《易传》所共同组成的《周易》，它的“世历三古”的成书史，本身就相当于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或者相当于一部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史。如果说中国文化在轴心期产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次伟大的转折，那么在先秦典籍中，最能全面体现这次转折意义的，除了《易传》以外，再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著作来了。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要回到先秦来找精神的原动力，而找来找去，又往往归结为由《易传》所奠定的易学传统。这种情形决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而主要是由于《周易》的那一套八八六十四卦的符号体系以及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仿佛一个巨大的海绵体，把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创造的共同成果都吸收容纳进来，并且综合总结成为一种卷之则退藏于密的《易》道，因而理所当然地被后世公认为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拿轴心期文化来与古代文化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属于立足于理性的人文文化；后者属于受原始思维支配的巫术文化，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所谓质的飞跃，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是简单之否定，而是一种扬弃。古代文化的某些成分通过这种扬弃而被保存下来，纳入轴心期文化之中，但是也由此而赋予了迥异不同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在《易经》与《易传》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因此，我们对蕴含于《周易》之中的《易》道的探索，既不能把经传等量齐观，也不能把二者彼此割裂。虽然就实际的情况而言，所谓《易》道属于轴心期的产物，如果没有诸子百家的文化创造，决不可能积淀凝聚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易》道，但是，它与古代巫术文化有着一种若即若离、或隐或显的联系，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既然如此，那么究竟什么叫做《易》道呢？这是易学研究中的一个永恒而常新的问题。自从《周易》成书以来，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以易学名家者盖以千百数，他们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高的追求目标，都有一套自己的《易》道观。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看法都胪列出来，爬梳整理，比较分析，应该是一件饶有兴味的学术工作。为了节省篇幅，我们把这件工作留待读者自己去做，只从古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中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思维摸式，第二是价值理想，第三是实用性的操作。虽然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学派立场的差异，各个人的说法不大一样，但是在古人的心目中，都把《易》道看作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完整的结构，既不能归结为单纯的思维模式，也不能归结为单纯的价值理想或者实用性的操作，必须同时包含此三者，才能把握它与其他之道相互区别的本质属性，这个《易》道是由轴心期文化创造中的共同因素积淀凝聚而成的，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对它的三方面的具体内容作一点粗略的考察。
1.就《易》道的思维模式而言，显然是一种统贯天人的整体思维。这种思维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一个自明之理，着重于探索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其中的规律，用来指导人事，特别是政治。先秦儒、墨、道、法各家普遍利用这种思维模式来构筑自己的体系，尽管各家的基本范畴命题及思想内容的侧重点互不相同，但都毫无例外地以天人关系为主轴，视天人为一体。《易》道的特征在于利用这种思维模式构筑了一个以阴阳哲学为内容、以卦爻符号为形式的体系，从而在先秦各家中独树一帜。《说卦》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个囊括天地人的三才之道是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象数关系表现出来的。形式与内容、象数与义理的奇妙的结合，这是《易》道的思维模式区别于其他各家的根本所在。
2.就《易》道的价值理想而言，则是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在先秦各家中，道家对自然的和谐仰慕钦羡，极尽赞美之能事。比如老子曾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庄子曾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儒家则侧重于追求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比如《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实际上，先秦各家普遍地把天人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把天道的自然规律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合理性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和谐的论述，有的比较侧重于天道，有的比较侧重于人道。《周易》在《乾卦·彖传》中提出了“太和”的思想，认为“乾道变化，务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缄宁”。这是先秦各家中对整体和谐的最完美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的价值理想。
3.《易》道的实用性的操作层面是直接继承了原始的卜筮巫术转化而来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蒙昧阶段，人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于是把某一种占卜道具奉为神灵，企图通过巫术的操作来预测吉凶、进行决策。《周易》的那一套卦爻符号体系就是巫术操作的产物。后来人类文化进入了轴心期，卦爻符号变成了表现哲学思维的工具，但是其操作层面却是完全保存下来了。人们称《周易》为变经，即一方面研究客观的天道、人事的变化，另一方面又联系人们的行动来研究主观的应变能力。因而《周易》也是一部“开物成务”之书，具有强烈的实践功能。就客观的变化而言，是无思无为，对人类的命运漠不关心，但就主观的应变能力而言，却是从忧患意识出发，立足于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强调发扬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力图趋吉避凶，转祸为福，使客观形势朝着有利于人类目的的方向转化。《系辞》指出：“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就是明确告诉人们，《周易》的主旨在于把对道、器、变的客观认识用于实际的生活，推而行之以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我们忽视其实用性的操作层面，是无从窥见一个完整的《易》道的。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易》道的研究，只有结合中国的广义的文化史进行全面的考察，而不是单纯局限于《周易》本身，才能获得。一个较为准确的理解。近来人们常说《（周易）》为中国文化之根，意思是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从《周易》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只要懂得了《周易》，也就懂得了中国文化。其实这个说法是并不准确，因为它脱离了文化史的发展，把伏羲、《易经》与《易传》所反映的三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混为一谈，特别是把人文文化归结为巫术文化。应该承认，中国确有一个文化之根，但是这个文化之根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诸子百家所共同创造的，《周易》仅仅是以其特有的形式对轴心期的文化创造进行了一次综合总结。所以我们为了消除种种误解，有必要提出一个相反的说法，如果不从宏观的角度全面了解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主义高涨的文化背景，就根本不可能懂得《周易》，汉代以后，《周易》被奉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其影响广泛地扩展到哲学、政治、伦理、美学、科学各个文化层面，看来似乎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之根。其实《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保持一种张力，既有发散的一面，也有收敛的一面。如果历代的研究者不按照时代的需要对《周易》作出新的解释，不利用《周易》对当时的文化创造进行新的综合总结，它也就只能成为死去的糟粕，而不能成为活着的精华，从而对当时的文化产生影响了。至于易学的发展尚有正传和别传、主流和末流之分，继承发扬轴心期所形成的《易》道精神固然占了主导地位，牵强附会使之流入迷信卜筮者亦复不少，如果我们不作这种区分而笼统地强调《周易》为文化之根，从而导致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带根本性的误解，那就对当代文化的发展大大不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