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时,在坑道里无法站立——坑道太矮,廖沙和赵玉林总是蹲着或跪着拉风琴和二胡;而我和刘冬茹唱歌时,因洞里闷热缺氧,都不止一次晕倒过去……尽管困难很多,我们也比连队战士相对安全——他们每天还要爬在泥泞的战壕里,和进攻之敌浴血奋战;即便是尸臭熏天,他们也腾不出手来捂一会儿鼻嘴……更让人难过的是,他们中每天都会有一批人死伤,而遗体无法及时运下去,只好任凭日晒雨淋,很快腐烂……
终于有人顶不住了——
我们上阵地的第二天,就听说夜里七连一个安徽籍战士用手榴弹自伤,炸掉了一只手。他抱着炸掉手的那条伤臂,一路淋血回来,对连长说,是去下边水沟边喝水,不小心碰掉了一颗开了盖的手榴弹,把手给炸了。指导员将信将疑,便亲自下到水沟边查看,用手电一照,发现水沟边一棵树的树枝上挂着一根挂环的手榴弹拉弦,树干上还溅着些斑斑点点的鲜血和肉沫子——显然,这个战士是把手榴弹的拉环挂在树上,使其爆炸自伤;却不料一下子炸掉一只手,血流不止,疼得乱叫。
当下,连里把这个情况向上汇报,上面下令让把这个自伤的兵押送师军法处审判。后来,军法处把他判了死刑,准备押回阵地枪毙;却因为他伤口流血过多,没等到执行人就死了。
我们还亲眼见识了一个自伤的士兵:
一天,我们把广播宣传站转移到九连阵地时,九连指导员告诉我们,说是团指挥所蔺政委打来过电话,指示我们要保证文工队同志们的安全。
“我们想知道,你们演节目,搞对敌广播,什么情况下容易出危险?”指导员问道。
“不用特别照顾我们,”廖沙回答,“我们来执行任务,不能给连队添麻烦。”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保证你们的安全,”指导员笑道,“配合一下吧,说说危险情况?”
“要说危险,也就是安喇叭接线,容易挨炸……”廖沙说,“不过这跟连队战士们比,危险程度差远了!”
廖沙说的安喇叭接线容易挨炸是实情——只要广播响起,敌人总会向广播响起的地方开炮,时常炸断电线;出去接线时最危险……
“好啦,明白了!”指导员说着便吩咐通讯员,“去把杨财找来!”
一会儿,一只脚包着纱布,趿着没系带的胶鞋,却用绳索把鞋绑在脚上以防脱落的杨财,一拐一拐地快步走来。
“杨财!”指导员大喝道。
“到!”杨财立正回答。
“你的任务——给广播站安喇叭接线!”指导员命令道,“要保证广播的正常进行!”
“是!”杨财又响亮地回答。
“廖教员,”——指导员像连队习惯称呼文工队的同志为文化教员一样称呼廖沙,“廖教员,你们就让他干吧……”
“不用,”廖沙摆手,“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干,再说,我们熟悉接线……”
廖沙和我们都不愿给连队加负担。
“接线嘛,把断头连上,一教他就会。”指导员一挥手,做了决定,“就这样廖教员,你们摇发电机的摇发电机,念朝语广播稿的念广播稿,唱朝鲜歌子的唱朝鲜歌——都必须在坑道里边……把电线从坑道里放出去,把大喇叭安到外头,这外头的活儿都让他干——他叫杨财,你们对他监督使用……”
监督使用?
这个词儿搞得我们有些发懵。
很快我们便了解到:这个杨财是个自伤者。他是用冲锋枪打断了自己一根脚趾头,慌称是枪走了火。被连队干部识破后,态度还老实,承认自己是怕死,“想老婆”。连队把这个情况上报后,师军法处决定,判杨财半年徒刑——就在连队阵地上执行,监督他的表现。
你应该承认,当时军法处对杨财的处理是“因地制宜”的好办法。自伤者的目的就是想借故脱离前线,避免死亡;那么,执行半年徒刑的地点放在前沿当然是恰当的。这样做,一是省去向下押送的麻烦,再就是可以对阵地上其他意志动摇者起到警示作用:自伤者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背上耻辱的印记。还有一条,这是地上死尸泥泞、空中弥天尸臭的前沿阵地,比任何囚禁之所都让人更觉得难熬……
于是这位特殊士兵便派给了我们。
却不料其结果恰恰与指导员把他派给我们的目的相反——由于我们很快得知了他怕死自伤的情况,都对他非常蔑视,遇到炮弹炸掉喇叭,需要冒险接线的时候,总是不让他去,有意将他“晾”在一旁。这让他感到很难堪,尤其是我们女同志也时时流露出瞧不起他和厌恶他的目光,更使他抬不起头来。
他倒是态度不错,试图努力挽回影响——每次到坑道外接线,重新安装扩音器,他都跟着跑出去,帮着找线头,找炸飞的扩音器,尽管因脚伤显得行动不那么利索,不过看得出来,他的确是积极努力的。加之不论是出去打饭、取水等杂事,他都主动跑跑颠颠地干,还在阵地下方隐蔽处专门为我和刘冬茹两个女同志挖了个厕所,并用树枝栅拦围了个严严实实……渐渐地,我们对他开始有了些好感。
但是有一天因为文工队有人受伤,杨财被指导员一顿臭骂。
是赵玉林和一个摇发电机的战士出去接线时,赵玉林被一块炮弹片崩掉了一根小指头,让指导员知道了,赶来看望,当着我们的面怒斥杨财道:
“你滚哪儿去了?为啥不去接线?”
“我……去打水……”杨财嗫嚅道。确实,赵玉林受伤是杨财出去给大家找水以后发生的事,杨财不在现场。
也正由于他不在现场,更让指导员冒火:
“我再说一遍——以后坑道外边接线,安喇叭,都是你的事!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杨财立正回答,同时把乞求的目光转向廖沙和我们几人——那目光的含意我们明白:高抬贵手吧,别让我为难了——把所有危险的工作都交给我吧……
“你记住:文工队的同志们再有负伤的,哪怕是断根指头,你小心脑袋!”指导员声色俱厉地警告杨财,“知道七连那个用手榴弹炸掉手的熊兵吧?军法处判了枪毙!也是一个死,最后家里连个烈士阵亡通知书都收不到……”
指导员这番话确实对杨财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指导员离开后,他闷闷不乐好半天。
两天后,杨财真的因接线而阵亡了——
那是一天黄昏,敌人停止了当日的进攻。阵地上硝烟尚未散尽,空中浓云压得很低,似乎要和阵地的烟尘搅在一起……这时候,我们的朝语播音开始了——坑道里,崔哲对着麦克风,用叽哩咕噜的朝语在诵读一篇宣传材料。廖沙跟我们开玩笑,把几个美军将领的名字连在一起快读,模仿崔哲的朝语话音:“克拉克泰勒杜鲁门,克拉克泰勒杜鲁门……”
“轰隆——轰隆——”敌人开始了炮击。
崔哲少尉加快了读稿的速度,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读完,扩音器便没声了——一声剧烈的震动响过,麦克风便没有了回音。
“准备检修!”廖沙站起身来。
这时,摇发电机的战士和赵玉林都争着要求出去接线,却见杨财噌一步跃到洞口——脚伤似已毫无影响,他张开两臂拦住大家,含着泪说:
“求求同志们,给我悔过的机会吧!我能干好,你们摇电的摇电,广播的广播,一会儿,咱一准让喇叭再响起来!谁也别动,让我一个人去!”
说罢,他一人钻出坑道口,冒着炮火,爬到一处石崖西侧接线……果然,没过几分钟,线路接通了,麦克风有了嗡嗡声,崔哲抓紧时间,又开始了诵读稿件……
与往常不同的是:接线的人并未返回。
待崔哲读完广播稿件后,看到杨财还没返回,大家觉得不对,便派人出去查看,才知道杨财负了重伤。
原来,杨财去接线时,发现电线炸断了,却找不到线头;好容易把两根断头都找到,却短了一截,接不上;他便用双手一手捏一根线头,用自己的身体把线路连接起来……扩音器里又响起了洪亮有力的朝语播音,紧跟着,敌人的炮弹又呼啸而至……
杨财胸腹和大腿好几处被炸伤,昏迷过去,手中却还紧紧攥着连接扩音器的线头!
我们把重伤的杨财抬到石崖的背弹面,喊卫生员来为他包扎。指导员也闻讯赶来看望。
暮色将至之际,杨财在人们的呼唤中渐渐苏醒了片刻。望着指导员,他愧疚地喃喃说道:
“指导员,我,对不起战友……我给咱们连抹黑了,给志愿军抹黑了……我一时糊涂,不知怎么的,就干了蠢事……”
“不提了——过去的事不提了!”指导员一挥手,好似要一风吹掉往事,“你还是个好兵,杨财,是个好兵……”
“指导员……”杨财的喘息愈加困难了,强挣着说出最后的话,“我不行了……我死以后,给我爹娘、我媳妇,发个通知书——革命烈士阵亡通知书……行吗?”
“你是烈士,没问题。”指导员郑重点头。
随着夜幕的降落,杨财放心地长吁一口气,慢慢合上了双眼……
中国人民志愿军阵亡名册上,又增添了一名烈士。
第十八章忽然一声轰响,烟尘骤起,那团乳黄色的绸料被气浪摧得腾空飘飞而起,离我远去
战争一天天地延续着——以某种有规律的形式被一次次地重复着:你可以看到,在一些被双方拼力争夺的山头上,一阵猛烈的炮火轰击后,一批南朝鲜士兵向山头进攻……激战一阵后,双方各在堑壕和山坡上丢弃一批尸首,然后进攻一方退下,防守一方抓紧整修工事……下一次的厮杀,又会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在这种拼死争夺中,我们的主阵地从未丢失过,只是不断有新的连队投入。部队中有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当时战场的实情是:铁打的阵地流水的兵。譬如像元宝山阵地,就是轮换制防守:打光一个排换一个排;打光一个连换一个连……在那些或是豪雨如注、泥泞不堪,或是酷日暴晒、尸臭熏蒸的日日夜夜,你会觉得忍耐已到极限,再难坚持哪怕一个小时,但是最后你会惊叹人的承受力:居然一天又一天地苦熬苦撑下来……
却不料后来廖沙遭遇的厄运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使我的神经险些崩溃——
那天整整一上午,敌人没有进攻;但是从观察敌阵的情况看,敌人显然在集结兵力,似乎将有较大的攻击行动。午后,我们到前沿一个排的坑道里进行宣传鼓动,激发战士们的战斗热情。我们除了留下一个战士看守发电机和广播器材外,其余人都上阵,连崔哲也参加我们的小合唱,为的是使声音更加洪亮。
那些日子,在前沿阵地,文工队确确实实受欢迎。尤其是我们女队员在前沿的出现,更可以活跃战士们的沉闷情绪。歌声一响,战士们更受鼓舞。
那天,廖沙领我们走进屯兵的坑道时,看见战士们一个个抱着枪,在洞里倒地休息,三三两两,横躺竖卧……待我们竹板一打、乐声奏响、歌声起来,战士们很快爬起来,坐直身子,观看演出,渐渐两眼放光,来了情绪,直到发出笑声和掌声……
记得那个洞子较低矮,我们演节目时,只好半蹲半跪地将就……最后一个节目是小合唱,为了激励战士的斗志,我们唱了几首节奏明快的歌曲:《志愿军战歌》、《喀秋莎》等等。廖沙靠着洞壁,单腿跪着拉手风琴伴奏;我们背向洞口,面朝战士们半蹲着合唱……
谁也没注意从坑道口进来的三个人——一个干部两个战士,都佩着短枪。
三个来人走到廖沙身旁站下——廖沙还沉浸在伴奏的乐声中没有察觉,但是,很快他愣住了,停下拉琴的手,转头望着那位一手按在他肩头的干部。
“你是廖沙吧?”那个干部问。
廖沙脸色大变,木然地点头。
“军首长指示,要我们押送你到师军法处,接受审查!”
廖沙似乎对此已有准备,什么也没问,服从地慢慢起身,准备离去。忽然想到广播宣传站的工作,便问了一句:
“这边的工作,由谁负责?”
“移交给其他人。”那个干部显然没接到明确指示,只得临时处置。
于是廖沙最后一次行使队长职责,对我们几个人说:
“那就暂时先由崔哲和苦夏同志负责吧。”
我们都没有应声,而是惊愕地看着眼前发生的变故。
廖沙的情绪很快镇定下来,他合上手风琴,有些伤感地与我们告别:
“再见啦同志们!手风琴我带下去吧——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你们下阵地时背它会觉得很沉,你们不习惯背琴……”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突然?”我心中向自己发问,一边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崔哲。
崔哲也看着我,圆睁双目,摊开双手,瘦脸涨得通红,一迭声地叫道:
“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的什么?”
忽然想起来时,在封锁线上,廖沙与朴京淑炮火中相逢的那一幕,我双眼被泪水模糊了,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喊叫道:
“廖沙!你不能走——你是我们的队长!是负责人!你不能走哇……”
我的情绪感染了连队战士,坑道里有人发出不满的叫嚷:
“不能走!我们要看节目!”
“廖教员是好人!”
“死人堆都挺过来了,还不是好样的!”
——有人试图到坑道口阻拦。
“都让开!”那个负责押送廖沙的干部喊道,“乱叫唤个屁!这是上级首长的命令!”
“他犯了啥错嘛?”有人问。
“他犯了群众纪律,乱搞腐化!”
这一下,没人再言语了。
廖沙被押出坑道,我们默默送了出来。战士们也陆续跟着出了坑道……
“再见了!同志们——”廖沙返身向我们招手,“坚持到最后胜利!”
“廖沙——”一声悲恸的呼喊。刘冬茹分开众人,泪眼婆娑地走到廖沙跟前,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你,真傻呀……”冬茹哭了。
“冬茹,我是个混蛋……我对不起你……别管我了,自己多保重吧!”廖沙说罢,掉头离去……
“喂,教员同志,”一个战士挤到我身边,递上一个军绿布的套子给我,问道:“这是廖教员丢下的吧?”
我接过一看,正是廖沙手风琴上用的布套——走得匆忙,忘了套上了。
“廖沙——手风琴的布套——”我喊着追上去。
我爬上堑壕,看到廖沙被几个人押着已走下山坡——阳光下,他背着的手风琴一闪一闪,放射着金属光泽。
廖沙在远处返身向我挥了挥手——这是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形象。
“轰隆——”炮声震响了!
“敌人炮火准备开始——赶快隐蔽——”随着喊声,大家迅速钻入坑道。
炮轰停止后,当天的一次大规模战斗开始了。那一天,从午后鏖战到黄昏,我们一次次地帮着救护伤员、运送弹药……枪林弹雨中,我们一次次跌倒在泥泞里,一次次晕眩在日晒与尸臭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死亡的威胁。血火硝烟里,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廖沙的面影。内心一遍遍为之祈祷,愿菩萨保佑他,保佑我们的分队长——这位很小就投身抗日队伍的带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孤儿……
一天下午,我得到了一个返回团指挥所的机会——团政治处通知,说是由军里统一下发了几份新的对敌广播材料,要我们派人去取。崔哲要自己去。我说他负责对敌朝语播音,一旦有什么意外,影响对敌宣传。我决定自己去。我对大家说,想借这个机会,到团里打听一下廖沙的情况。
大家也和我一样惦记着廖沙,也都知道阵地上的所有通讯工具只能用于保障作战联络的畅通,任何其他事情都不能随便占用,谁也不敢也不能用连队的电话向外摇,了解廖沙的境况。
太阳落山之前,我下了阵地,顺着交通壕奔向团指挥所。
原本担心像来时那样,交通沟堆满尸首,如不想从尸体上爬过,就得冒着被炮弹和冷枪击中的危险从沟沿上方爬行;但是现在情况有所改观:尸体绝大部分已被清理;只是连日雨水,交通沟底到处是积水泥泞,走时鞋子总是陷进泥里。我把裤腿高高挽起到膝盖以上,猫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泥水走过去,来到团指挥所的山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