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下听桧国和曹国的音乐，季札就不发表评论了，也许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太微不足道，他也懒得浪费口水。后来鲁国人又演唱了《小雅》，季札听完，说：“太好了，虽然有所忧虑，但是没有三心二意，怨恨而不表露于语言，恐怕是我周朝国运衰微时的乐章吧。唉，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牢记着自己是先王的遗民啊！”
接下来是《大雅》。《大雅》和《小雅》都是宫廷的音乐，季札说：“真是宽广而和美的音乐啊！听起来抑扬顿挫，然而又不失刚健，这是我们先祖周文王的品德！”
再听到《颂》，季札说：“这已经是到达顶点了，正直而不倨傲，委婉而不低贱，亲近而不侵夺，远离而无贰心，即使被流放也不邪乱，重复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快乐而不放纵。这美好的品德，施行起来没有匮乏，宽大而不自夸，让百姓受益而无所损耗，收获而不贪婪，静止而不停滞，行动而不流荡。五音协调，八风和谐，节奏有度，排列有序，这都是盛大的品德所共同体现的！”听到这一评论，在场的鲁国人都向季札行注目礼。因为《颂》有《周颂》《商颂》和《鲁颂》，都是宗庙中使用的乐曲，季札将鲁国的宗庙音乐与商、周的宗庙音乐相提并论，赞扬了鲁国的盛大品德，自然让鲁国人心生感激之情。
这场音乐会历时长久。演唱结束后，又表演了舞蹈。开始是《象箾》和《南籥》，这是一种手持乐器和羽毛边奏边跳的舞蹈，用来歌颂周文王的功德。季札看了之后说：“确实是美！然而有所缺憾。”周文王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己却没能活到那一天，所以有所缺憾。
接着表演了《大武》，这是歌颂周武王的舞蹈。季札评论：“太好了，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接下来是《韶濩》，乃是纪念商汤的舞蹈。季札说：“像圣人那样宏大，尚且有所惭愧，可见当圣人也不容易啊！”商汤消灭夏桀，虽说是“替天行道”，实际上也是以下犯上，所以季札有此一说。
看到赞颂大禹的《大夏》时，季札说：“太美好了，勤劳而不自以为功，除了禹还有谁能做到呢？”
接下来是歌颂舜的《韶箾》。季札聚精会神地看完之后，站起来说：“功德已经到达顶点了，太伟大了！有如上天的覆盖无边，又如大地的无所不载。就算再有什么盛大美好的品德，也不可能超过它，就到此为止吧（观止矣）！如果还有其他音乐，我也不再欣赏了！”
现场鸦雀无声。这本来也是鲁国人安排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当天演出的高潮部分，有如贝多芬第九乐章最后的大合唱，无以复加。季札以其丰富的学识和精当的点评，征服了心高气傲的鲁国人，而且给后世留下一个延用数千年的词汇——叹为观止。
到此为止，满足了，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永无止境。
季札结束在鲁国的访问，又去了齐国。他在齐国认识了晏婴，两个人惺惺相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您赶快将封地和权力都交还给国君，无地无权，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了。”季札对晏婴说。
“哦？”
“依我之见，齐国目前政局并不明朗，在尘埃落定之前，恐怕动乱不会停歇。”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晏婴回去仔细一想，觉得季札说得有道理，没过多久就通过陈无宇将封地和权力交还给公室。季札料事如神，十二年后，齐国发生“栾、高之乱”，晏婴因为无权无地，得以置身事外，幸免于难。当然，这也是后话。
离开齐国后，季札来到了郑国，与子产一见如故。作为见面礼，季札送给子产一条白绢大带，子产回赠他一件麻布衣服。绢是吴国的特产，麻布则是郑国的特产，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古人重情轻物，由此可见一斑。
郑国的首席执政官公孙舍之于不久前去世，他的儿子罕虎接任首席执政官，成为郑国众卿中的第一人，良霄排名第二，子产居于第三位。季札再一次表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子产说：“良霄为人奢侈，行为不检点，很快就要大祸临头了，到时候郑国的政权必将移交到您手里。您如果当政，一定要慎之又慎，依礼行事，否则郑国就要败亡了。”
接着季札到了卫国，与蘧瑗、史狗、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打得火热。
关于蘧瑗这个人前面已经介绍过，是孔夫子极为欣赏的一个人，在此不再赘述。
史鱼则以直言不讳而闻名于世，孔夫子评价他“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意思是不管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史鱼都能像箭一样正直。
公子荆被认为是知足常乐的典范，孔夫子谈到他，说他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一点家业，便说“差不多够用了”，稍微增加了一些，便说“差不多完备了”，相当富足了，便说“这可真是富丽堂皇啊！”
公叔发也与孔夫子有些渊源。有一次孔夫子向别人问到公叔发：“听说他老人家不爱说话，不爱笑，不贪婪，这是真的么？”那个人回答：“这是误传啊！他是该说的时候就说，该笑的时候笑，该拿的时候才拿，别人都不觉得讨厌。”
“卫国多君子，应该不会有什么祸患。”季札与这些人打过交道后，下了一句定论。
季札从卫国前往此次中原之行的最后一站——晋国。途经戚地的时候，他打算在戚地住宿一晚。戚地原本是卫国孙林父世袭的领土，公元前547年，孙林父投奔晋国，戚地因此被并入晋国。季札正准备住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钟鼓之声。他惊奇地说：“我听说，那些发动叛乱而没有德行的人，必然受到诛戮。这位老先生就是在这里得罪了自己的国君，本来应该害怕还来不及，为什么还有心情寻欢作乐呢？”
孙林父从别人那里听到这话，到死也不敢再听音乐。
抵达晋国之后，季札拜访了晋国的各位大臣，对赵武、韩起、魏舒三人特别有好感，说：“晋国的政权恐怕将要落到这三家手里了！”事实也确是如此，后来瓜分晋国的正是赵、魏、韩三家。
季札一路走，一路点评各国政治与人物，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为卿大夫们提供参考意见，扎扎实实当了一回春秋时期的政治麦肯锡①，而且是免费的。离开晋国的时候，他还对叔向说：“请您努力工作吧！你们的国君奢侈，但臣子们很优秀，大夫们也很富有，长此以往，政权就会由公家转入卿大夫之家。您喜欢直言不讳，以后说话之前一定要三思，以免惹祸上身！”
季札回来再度经过徐国，没想到徐君已经去世。他跑到徐君的墓地祭拜，并将自己的佩剑取下来挂在墓前的树上。
手下人说：“徐君都已经死了，还用得着这样做吗？”
季札伤感道：“话不是这样说，我一开始就想过要送给他，岂能因为他死了就改变心意？”
良宵的覆灭：酗酒误事
公元前544年夏天，郑国的“当国”公孙舍之去世。
前面介绍过，按照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到了公孙的儿子这一代，就不能再跟“公”字挂钩了，要由国君赐给一个氏号，自立门户，称为“赐族”。一般而言，国君赐给的氏号就是其祖父的字。以公孙舍之家为例：
公孙舍之的父亲公子喜，是郑穆公的儿子，字子罕。公孙舍之的儿子名叫虎，即被赐以罕氏，历史上称为罕虎。
郑国的政权结构异于他国，国君之下，除了“当国”，还有“执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若以企业而论，大致是这样：国君相当于股东，当国是董事长，执政则是总经理。虽然谈不上三权分立，但多少还有些制衡作用。
公孙舍之死后，罕虎子承父业，成为了郑国的当国。这位罕氏家族的继承人一上台就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据《左传》记载，那时候，上一年度中原的饥荒仍在蔓延，宋、郑两国的灾情尤为严重，天天都有人饿死。罕虎命令打开仓库，给全国的老百姓免费发放救济粮，标准为每户一钟（约一百五十斤）。而且，他还很谦虚地告诉大家：“这其实不是我本人的意思，而是先父的遗愿，我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他老人家的命令罢了。”
由此不难看出罕虎的聪明之处。放粮本来就是件深得民心的好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将功劳推给了已经死去的父亲。这样一来，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拥护他；郑简公和同朝的各位卿大夫也不会觉得他太过锋芒毕露，不会对他产生多余的戒心；更重要的，他维护了父亲的面子，也就维护了家族的面子，使得罕氏家族在郑国的威望直线上升。朝野之间甚至出现这样的议论：郑国的“七穆”，罕氏恐怕将是最后灭亡的。
所谓七穆，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郑穆公的七个儿子传下来的强权家族，在当时分别是罕氏的罕虎，驷氏的驷带，国氏的子产，良氏的良霄，游氏的子大叔，丰氏的公孙段，印氏的印段。其中罕虎以当国的身份排名第一，良霄以执政的身份排名第二，子产排名第三。这些人不是郑穆公的孙辈，就是郑穆公的曾孙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应该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然而在罕虎当国的年代，却祸起萧墙，发生了反目成仇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十八年前。
公元前562年，当时是驷带的祖父公子騑当国，郑简公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