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61年春天，晋国的几个盟国发生窝里斗。莒国派兵入侵鲁国的东部，包围了台城（鲁国地名）。季孙宿领兵救援台城，顺势入侵了郓城，将莒国放在郓城的礼器——一口祭祀用的大钟带回了鲁国，送给鲁襄公做浴盆。
公元前561年秋天，吴王寿梦去世，他的儿子诸樊即位。因为晋国的帮助，在寿梦统治时期，吴国由一个偏远落后的东南小国跃升为晋国的重要盟友，成为了楚国人挥之不去的恶梦。寿梦的死使得鲁襄公很伤心，跑到周公的宗庙中大哭——当然，伤心只是表面的，鲁襄公这样做，是严格遵循周礼的规定：同姓诸侯去世，应当在宗庙中哭泣。
吴国是太伯的后裔，寿梦是血统纯正的姬家子弟，鲁襄公同族相恤，倒也不算滥情。只不过吴国数百年来与世隔绝，爹不疼娘不爱的，跟中原各国也没有什么亲戚往来，红白喜事都互不相问，现在因为寿梦受到晋国的重视，鲁襄公爱屋及乌，便也执起古来，把他当作个正儿八经的亲戚来对待。可见政治人物的眼泪，完全收发自如，千万不能以常人的感情来推测。
同年冬天，楚国令尹公子贞和秦国的庶长无地入侵宋国，洗劫了杨梁（地名）。秦楚两国的这一系列攻势，自然是对萧鱼之盟的报复性行动。在一致对抗晋国这件事上，秦国与楚国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两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婚姻往来和官员互访也日渐频繁。秦国地处今天的陕西，楚国地处湖北，宋国则在河南，秦军不远千里和楚军会合，直接攻入宋国，说明秦楚两国之间的合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对晋国产生的威胁不容小觑。
公元前560年夏天，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和上军元帅士鲂去世。对于晋悼公来说，这两个人的去世不仅仅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也让他对人世无常有了深切的体验。回想起来，十四年前，正是荀罃和士鲂一起来到王城雒邑，将年仅十四岁的孙周（即晋悼公）迎接回国，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十四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晋悼公由当年的聪慧少年变成了威重天下的霸主，而荀罃和士鲂已然作古，怎能不令他伤感？
为了填补人事空缺，晋悼公在绵上（地名）检阅部队，史称“绵上之蒐（sōu）”。中军元帅是晋国军中第一人，也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德才兼备，而且具有领袖群伦的魄力。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军副帅士匄是接任中军元帅的不二人选：其一，中军副帅本来就是军中第二号人物，理所当然应该接班；其二，自士会以来，士氏家族一贯秉持低调的门风，虽然屡屡为晋国做出杰出的贡献，却总是谦虚谨慎，小心做人，受到大家的尊重。
但是士匄坚决推辞这一任命，他对晋悼公说：“昔日我与荀罃相互了解，配合默契，所以能够担任他的助手，并非因为我能力比别人强。现在荀偃年纪比我大，还是让他来干吧，我会一如既往地担任好助手，配合荀偃的工作！”就这样，荀偃担任了中军元帅，士匄仍然担任中军副帅。
晋悼公又命令韩起接替士鲂的位置担任上军元帅。有士匄的榜样在先，韩起也表示谦让，推荐赵武担任这个职务。当时赵武的职务是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名列第七，而上军元帅名列第三，晋悼公考虑到提拔人才的速度不能太快，转而任命栾厌来担任。栾厌也谦让起来，说：“我的本事不如韩起，韩起都愿意让给赵武，您就听从他的建议吧。”在这种情况下，晋悼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赵武为上军元帅，韩起为上军副帅；栾厌为下军元帅，魏绛为下军副帅。由此而空出的新军元帅一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就先空着，暂时由下军元帅栾厌代管新军事务。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晋悼公为人宽厚仁爱，所以晋国众卿在极其敏感的官位问题上，也表现得超乎寻常的谦逊大度。在晋悼公的统治之下，晋国政通人和，诸侯也心悦诚服，团结和睦。左丘明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说：“谦让，是礼的重要前提。士匄谦让，下面的人也跟着谦让，连栾厌这种蛮横的人也跟着服从。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代人都受益，这就是因为取法于善的缘故啊！”
继寿梦、荀罃和士鲂之后，公元前560年秋天，又有一位风云人物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那就是晋悼公的死对头、已经在楚王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一年之久的楚共王。
临终之际，楚共王将群臣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古代的王公贵族死了，后人都要给他一个谥号，用以总结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的文风简练，谥号基本上就是一个字，无非是什么庄、惠、文、襄、桓、武之类，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言简意赅。后来就渐渐变得复杂了，战国时期的谥号一般是两个字，如惠文、昭襄之类。越往后字数越多，比如宋徽宗的谥号是“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一口气念不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文风更趋冗长，每逢大人物仙逝，名字之前的谥号不是一个字，也不是十几个字，而是连续的几个排比句，均以“伟大的”开头，加上播音员故意放缓了语速来宣读，那叫一个沉重！用这样的定论盖好的棺材，严丝合缝，谁也掀不开??扯远了，回到正题，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和群臣商量的，就是如何给他自己盖棺定论、确定谥号的事。
他是这样说的：“寡人没有什么高尚的品德，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君。十岁的时候，先君去世，没来得及接受师傅的教诲就匆匆接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以致于鄢陵丧师辱国，让诸位大夫担忧，寡人深感惭愧。如果托各位的福，寡人能够得一善终，在祭祀和安葬方面，得以在宗庙中追随先君，就很满足了。至于身后的谥号，就用‘厉’或者‘灵’，请诸位大夫选择吧！”
群臣听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要知道，厉和灵都是所谓的“恶谥”，“厉”的意思是杀戮无辜，“灵”的意思是乱而不损。一个人如果不是实在太差劲，太作恶多端，太荒淫无度，太不得好死，就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恶谥。而他们眼前这位行将就木的君主，虽然不能像他的父亲楚庄王一样开疆辟土，纵横天下，却也兢兢业业，除了在鄢陵打过一个败仗，基本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如果单从为人方面而言，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心胸开阔的统治者。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与“厉”或“灵”搭上关系呢？
楚共王见群臣面有难色，挣扎着坐起来，将自己的要求又重复了一遍。群臣依然默不作声。楚共王说到第五次，大伙儿才好不容易低下头，表示答应。
可是，等到楚共王一死，令尹公子贞便阳奉阴违了。他对群臣说：“侍奉君主的人，在议定谥号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君主的德行，而不是从他的过失方面去考虑。咱们声威赫赫的楚国，先君在上面领导，安抚蛮夷之邦，广有南海之滨，影响中原各国，而且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谦恭吗？就让我们将‘恭’字作为先君的谥号吧！”公子贞的提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所以就决定用“恭”这个谥号。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古汉语里，“恭”通“共”字，所以楚共王实际上就是楚恭王。
后世好事者对晋悼公和楚共王做了一番比较，说晋悼公征服了郑国，欣然将歌钟与魏绛共享，悠然自得，晋国上下自此日趋松懈，开始走下坡路；楚共王将死，仍然深恨当年在鄢陵败于晋国，故意以“恶谥”来警示群臣，楚国群臣因此而奋发图强，所以能够在后来的竞争中赶超晋国。兴衰之道，从这两个细节上便可窥知其征兆了——这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楚共王去世的时候，两年前被楚国扣留的郑国大夫良霄仍然被软禁在郢都。有人对公子贞说：“先王为了出征打仗，要连续占卜五年，连续获得吉兆才出动。如果有一年不获吉兆，就加倍努力地修身养性，然后再来占卜。楚国不能自强，使臣有什么罪过？您留下郑国的一个卿（指良霄），这是让郑国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因此而更加坚定地听从晋国，这对楚国可没什么好处！让他回去吧，他会埋怨国君，仇恨同僚，搅起内部矛盾，这对楚国不是更有利吗？”因此公子贞将良霄放回了郑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一招还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此先卖个关子。
楚共王的死，在邻居吴国人看来，是可趁之机，于是派兵大举入侵楚国。其实这一年，吴王诸樊也刚刚正式即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先君去世，嗣君于第二年正月才正式继任），自己家里的丧事才办完，就趁着别人家里办丧事来捣乱，这种做法很不厚道。左丘明写到这件事，用“不吊昊天，乱靡有定”这样一句古诗来评价吴国人的行为，意思是：“不遵照天道为善，国家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楚国派神射手养由基担任前锋，司马公子午带领大部队紧随其后，抵御吴军的入侵。养由基对公子午说：“吴国趁着我国有丧事，以为我们就不能整军抗敌，肯定轻视我军，不存戒备之心。请您设下三道埋伏，我前去诱敌深入。”公子午采用了养由基的计谋，在庸浦（地名）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将公子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