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来讲，与所有人合作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是贯穿一生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的敌人是北洋军阀，虽然不是他倡导的，但符合他的理念，所以他积极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他积极倡导的，是克服了相当大的阻力的，与屠杀自己的敌人合作，对党内许多同志来讲是困难的，与自己的死对头合作，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为了对付这个强大的敌人，他需要与蒋介石合作，甚至低下头来求蒋介石合作，他可以换掉旗帜和帽徽，成为国军的一部分，但如果就此认为他将服从蒋介石，那就是大错特错了。问题是他的同志有些看不清楚，这确实是过于微妙了，向右拐却又要防止右倾，加入国军序列抗日，却又要保持独立性，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却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会让一些同志搞不明白，有的人就会被国民党的力量吸引过去，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右倾。
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争夺领导权，抗战的过程也不一样，过程将决定结果，目标虽然都是抗日的最后胜利，但胜利的结果在谁的手里，依然有巨大差别。毛泽东要的是“全面抗战”，蒋介石要的是“片面抗战”。按照毛泽东的方式，获得抗战胜利，意味着人民的力量将大大加强，而毛泽东认为他是代表着人民的。按照蒋介石的方法，抗日胜利就是蒋介石领导有方，就可以更稳固占据统治者的宝座，这就是政治。
毛蒋这两位领袖，在一开始合作时就已经算计胜利后的果实，差异是蒋介石出自本能，而毛泽东则是精确预计到胜利，于是提前设置过程，让最后的结果距离自己更近一些，所以毛泽东要防止他的同志们放弃自己的责任，一味服从于蒋介石的抗战，毛泽东指出这是危险的。
蒋介石想给共产党一些官位，这叫人想起了从前。当年，年轻的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曾获得过高位，但也受到重大伤害，现在蒋介石又想给共产党的上层以高官厚禄来动摇共产党的立场意志，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他再一次站在了高处，提前指出未来不在蒋介石领导下，而是在他的领导下才能走得通。他告诉他的同志们，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反对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蒋介石抗日后就要反对投降。
可以说除了毛泽东谁都无法把握这个方向盘。毛泽东引领的共产党就像一艘轮船，航行在布满冰山暗礁的大海里，稍有不慎，就会船翻人亡，毛泽东忽左忽右变换方向，叫人无法适应，但最终他将带着他的同志们走向胜利的彼岸。对毛泽东来讲，最终目标是成功，而不是体现在方向上。但对他的跟随者来讲，离毛泽东的路线太远就意味着错误，毛泽东把他们以“左”倾或者右倾来表述。标准是中心人物毛泽东，所以我们后来很多人熟悉的左右倾错误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站在毛泽东左边或者右边的人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会被他修正航向时甩出去，只有跟在毛泽东后面的人不会犯错误。这叫那些试图独立于毛泽东的人十分伤心，没有办法，这一段历史是毛泽东书写的。
对于领导权，毛泽东是绝对不会让的，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旗帜和帽徽，在左派看来让步已经够多了。
就在这时候，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王明，一般人不熟悉，他是教条主义的首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原先就是他的阵营里的，博古是他的国内代表。王明，一个年轻人，没有任何革命实践中的贡献，只是在莫斯科读书，书念得好，俄国老师很欣赏他。王明为什么会得到斯大林的大力扶持呢？大概是王明的老师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权力的过程中站到斯大林一边，而王明跟对了老师，于是就成了他们的领袖。
王明一直待在苏联，但遥控着博古，这种情况被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终止。王明的路线已经证明是失败的了，他的指挥给红军带来巨大的伤亡，共产党已经不欠俄国人的债了，共产党在死亡的边缘上，靠着毛泽东的引领和自己的决绝奋斗和牺牲，九死一生才逃离灭顶之灾。王明是应当为红军的巨大牺牲负责的，陈独秀被抛弃了，张国焘溜边了，但王明似乎没有任何觉悟，他回来了，居然还是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回来的。
毛泽东掌权后并没有立即和共产国际翻脸，相反，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意让张闻天担任总负责，给外界的感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变动不大。张闻天知道自己不是总负责的料，多次要退下来，毛泽东不让他退，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在反对张国焘的时候发挥了良好作用，同时起到了团结曾经受过王明影响的人的作用，这样依然保持着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甚至到达延安后不是依然想打通和俄国人的通道吗？只是没有成功而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合作居然十分符合斯大林的意图，这一定让当年极左的人们大为震惊。在斯大林看来，当年让共产党歇斯底里地搅和蒋介石是俄国利益所在，赢不赢不是他所关心的，现在，他需要蒋介石的力量来帮助他减轻日本人的压力，所以共产党就应当转向，于是毛泽东推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十分顺利，不但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指责，而且共产国际还生怕毛泽东过于固执，把王明派回来监督毛泽东执行，但共产国际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欠他们什么了，红军已经用血还清了债务，王明居然敢回国，居然带回来了让他的小团体都觉得脸红的指令。
王明带回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例如大功率的电台，这样毛泽东就能直接指挥他的师一级的军队，但王明也带回来莫名其妙的指示。
斯大林的俄国正面临着西面纳粹德国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方向它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所以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方的危机。
当然，只相信实力的斯大林将满腔希望寄托在执政的国民党身上，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
此时，俄国的指令从原来的不管不顾地玩命搅和国民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听蒋介石的指挥。
共产国际选中了王明来监督毛泽东贯彻他们的这一政策。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下达指令。
在斯大林的词典里，没有不好意思字样，他大概是觉得出了钱，中国的这些人就应当卖命，他好像不知道本钱已经丢没了，他似乎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死活，他只是考虑俄国人的利益，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错，但实在算不上高明。
当年推行极左路线，要求同志们拼命而不管死活，现在又要求彻底投降，这一切在利益面前就不说了，但也不能还是叫王明来执行啊，难道莫斯科就找不到别的人了？
王明怎么能好意思张嘴呢？这一点叫局外人没法明白。
王明和康生到达延安，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康生是什么时候投向毛泽东的呢？没有人知道这一点。由于康生后来的名声很负面，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讨论他，但论起关系来，康生可不是外人，他和毛泽东的渊源很深，毛泽东是康生的太老师，因为康生是任弼时的学生，而任弼时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任弼时、康生这样出身大富人家，家学渊源，个人才华横溢的才俊，成为毛泽东力量的组成，是很有力度的，即便不是这层关系，在延安的气氛下，康生不会傻到和王明站到一条战线里。康生是王明的副手，老牌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地位很高，康生又是一个除了老师任弼时和太老师毛泽东以外谁都不吝的人物，常常以冷酷的打击者的面目横在多数人之上，所以他的地位和作为就很有意思。
对王明的到来，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不吝啬的，毕竟王明还是带来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十来天后，王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做了一个报告，几乎从所有的方面指责毛泽东。
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许多人心目中依然是圣旨，而且当时中央在组织上没有进行调整，使得参加会议的人多数是曾经听命于王明的人，所以面对握有圣旨的王明和不理会圣旨的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出现了摇摆。
毛泽东的力量仍然在军队和基层，不在政治局，所以开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获得的支持不多，他只能表示同意王明的意见。毛泽东小心谨慎地不与王明发生正面冲突，随后毛泽东找了一个王明没有发言权的部分开展反击，就是战略问题，然后让大家做出判断“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政治局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异议，所以毛泽东依然把握着战略方针。
王明试图搞一个新的方针，但怎么往下贯彻呢？问题在于毛泽东往那里一站，谁会执行王明的方针呢？要修改毛泽东的路线，就要证明比毛泽东高明，这是党内谁也做不到的事情。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没有犯过大错，唯一的较大的失败还是张国焘不听指挥造成的，王明怎么可能改变呢？
他只是让毛泽东感到不愉快罢了，毛泽东是十分能忍耐的，为了胜利，他能与蒋介石握手，多一个王明又有什么关系呢。
此时的毛泽东在政治局里是较孤立的。他的办法是，你王明说我是错的，我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由于毛泽东主抓军队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使得王明的影响力极小，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人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我们知道即使王明口含天宪，握有圣旨，那也得有人听话，说臣遵旨才行，所以张闻天的态度成了关键，在王明和毛泽东同时出现的时候，张闻天到底是什么态度呢？张闻天可能犯了含糊，这使得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起的好作用打了折扣。
随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但毛泽东说的统一战线和王明说的不是一回事，关键在谁领导上，毛泽东发现需要防右了。
王明起身前往武汉，是蒋介石特地邀请他去的，大概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
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王明之蠢不可思议，他未经中共中央同意就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更可笑的是居然未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
面对王明的莫名其妙和奋不顾身地要往蒋介石身上靠，毛泽东无可奈何，现在不是斗争的时候，于是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做了让步，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则推延，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
王明走得太远了，他都忘了自己是共产党，他一直待在武汉，一直到武汉陷落前才回延安。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这话说得相当隐晦，但党内人都知道别人是指的谁。
王明考虑的就是他的俄国主子的利益，他想命令共产党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而不考虑中国人的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他的同志们的生命和未来，这一切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
这时，发生了张国焘叛逃事件，据张国焘回忆录里说他的叛逃是毛泽东逼迫的，说毛泽东私下里曾当面羞辱张国焘，说他是猪八戒。不管什么原因，张国焘跑了，跑到武汉，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张国焘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成了国民党的一个小特务，于是中共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毛泽东借张国焘事件给那些过于倾向于国民党的同志敲了警钟。
毛泽东没有暗杀人的兴趣，张国焘活了很久。并且毛泽东还派去了张国焘的妻子和孩子，公开的说法是劝说张国焘回来，最后的结果是放了张国焘的家人。
张国焘的叛逃，并没有引发什么震动，张国焘是孤身一个人跑路的，连个警卫员都没有跟着，毛泽东则是借此机会开个批判会，毛泽东并不排斥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只是希望大家在思想上统一到他的旗帜下，其中说服许世友就很有代表性。
原先在四方面军中当军长的许世友在受到抗大校长林彪批判后，想带人离开延安去上山打游击，被发现后受到处分。毛泽东去看望他的时候，许世友很冲地说：要不是中央把我们甩了，我们的损失也不会那么惨。康生表示，干脆毙了许世友。毛泽东则请朱德和徐向前出面解释，在这正反两方面的合力之下，许世友接受了毛泽东的召唤，“活着是您的兵，死了是您的鬼。”许世友最恨的是谁？是康生，但康生是政治局委员，他会害怕许世友吗？
四方面军的川籍战士组成了后来刘邓大军的班底。而刘邓正是四川人，这就是毛泽东用人之策。
这时，任弼时受命前往苏联，当最初的留苏学生多数尚在苦修俄语的时候，任弼时的俄语已流利得让俄国人都佩服，他拿着毛泽东的妙文直接用俄语朗诵，他以天才表明毛泽东是更高的天才。他让共产国际知道了毛泽东的真正地位，共产国际终于反应过来了，新指示由原在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带回延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就剥夺了王明的“钦差大臣”的资本。
这在现在看来很可笑，毛泽东当年已经大权在握，共产国际算个什么，但在当时这一套还是有用的，主要用途就是团结同志，这样党内就没有造成分裂，维护了团结，从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就没有再受到任何方面的挑战。
解决了党内问题，毛泽东把眼光放在了外部的形势上，他告诉全党现在进入了抗战的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毛泽东总是能指出困难，但同时他又能指向光明。而且毛泽东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
党的任务是坚持再坚持，按照已经制定的战略战术坚持，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说它意义大就是因为在没有任何分裂的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无可争辩的领导权。
会议进行中，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虽然是灾难，但对毛泽东来讲，不完全是坏事，因为他早已预测了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