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是大家闺秀，一举一动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许多人都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荣。她的英语水平很高，在美国用英文演讲能获得呼啸般的欢呼。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告诉美国人她是要博爱的，她将把基督的精神传递给中国人民，这个伟大的使命让美国人感动不已。当美国友人亲切地关心她说，在中国做领袖很累吧，因为中国有许多人都吃不饱，快饿死的人不好管，因为他们是要造反的，你和蒋先生很难对付他们吧？宋笑着说：no，no。这位女士优雅地伸出一个手指头，在她自己那美丽的脖子上轻轻地横着比画了一下。
这个动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也写在了历史书上，因为这一段不是来自中国人写的四大家族，而是美国人记录下来的史料。从那以后我只要看到喜欢宋美龄的人，我就忍不住想记下他们的名字，只要是看到热爱蒋介石的粉丝，就想知道他们的行踪，这完全是无意识的、无意义的行为，只是想着万一哪一天碰着了，看一看他们铁石心肠之上的脖子能否抵抗这么轻轻的一划？
蒋介石的上升是一种必然。
蒋介石在投奔孙中山之前，算是混得不那么好的。但他也不是平凡之辈，他知道抓住趋势，在其他人热衷于混迹十里洋场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应当投奔孙中山。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获得了两万块大洋的资助，只是毛泽东将这些大洋用到组织同学出国和湖南的活动上了，而蒋介石也获得了某种资助，据说有人看出他的不平凡，资助了他若干大洋，这些大洋起了作用，他将大洋献给孙中山，使得他进入到孙中山的圈子。孙先生的圈子里面最缺的恰恰是军事人才，而蒋介石算是留学日本学过军事的，他的兴趣也在军队，他早早地抓住了枪杆子这一真理，积极组建黄埔军校，不断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及培养学生对自己的忠诚，并且找到了自己内部同志们的缺陷（孙中山和汪精卫不注重军事）以及敌人（主要是军阀）的致命弱点，找到了战胜敌人的方法，那就是借钱买枪。有了枪就有军队，有了军队就可以打击军阀，得到军阀的地盘，就可以产生红利，有了利益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盈利模式。军阀们多是些没有政治眼光及抱负的土鳖，就会守着自己占据的地盘，剥夺百姓，往往是等着别人来打。对军阀采取分化瓦解收买打击的策略，这些都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蒋介石的力量就这样一步步扩大了。
虽然这种高成本的扩张做法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隐患，但在当时的中国，蒋介石的办法确实是最容易被实力集团所接受的好方法，我们不能因为蒋介石后来的失败，就把蒋介石说成是臭狗屎，事实上蒋介石在一开始是最成功的，他的解决方案也是中国多数上层人物最容易接受的方案，他不愿意进行大的彻底的变革，除了他自己代表的集团的利益之外，这也是中国多数中间阶层的愿望。蒋介石通过军队的建设和买办及江浙财团建立了联系，再通过买办及江浙财团与西方英美财团建立了合作关系，他的力量一支独大，他是一位成功人士。中国其他的力量中大约只有阎锡山有资格与他抗衡，但阎锡山所依赖的华北财团财力比不过江浙财团，这就使得蒋介石最终胜出。英美势力与江浙财团最终选择了蒋介石作为他们的代言人，蒋介石也乐意做这样的成功者。于是后来的一切，与共产党翻脸，与俄国人闹翻就成了必然。中国人你死我活地拼杀，不过是外国利益的角斗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外国人固然可以不在乎中国人的生死，可是中国的高层人也不在乎，这是为什么？自己的同胞的性命不值钱，领袖又有什么可以自豪和值得尊崇的呢？
此时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眼里就相当于不出本钱、干拿红利的大股东，在国民党右派们自我感觉已经找到胜利方法和道路、投靠英美势力肯定会得到更大利益的时候，英美也热衷于将俄国人的势力赶出中国，两方一拍即合。这时候陈独秀采取退让的政策只能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在做进一步的试探，这回他把矛头指向俄国。这就表明，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获得英美等西方势力的支持，要不然他干吗要对俄国人挑衅？要知道黄埔军校就是在俄国人的资助下建立的。
那些认为斯大林是铁汉的人们要失望了。面对挑衅，苏联军事顾问团和陈独秀不敢反击，主张妥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反击被拒绝。毛泽东准确判断出此时的蒋介石只是试探，因为他手里只有一个军。其他的军队尚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中。
机会稍纵即逝，事物总是在萌芽状态下最脆弱，一旦长大，就意味着失控。英法的绥靖政策鼓舞了希特勒，蒋介石的不抵抗策略育肥了日本人，陈独秀不敢反击蒋介石，道理是相通的。
蒋介石试出了结果，共产党尤其是俄国人不但没有实力而且还是软蛋，于是通过分化瓦解拉拢威胁，蒋介石把其他尚在观望的国民党军头们收服了，不到两个月，他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逼迫国民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从国民党领导岗位上轰下去。
这时候的毛泽东赤手空拳，能做的就是拒绝签字、拒绝举手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声泪俱下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但已不起决定作用。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做出过先和俄国人合作，再与美国人合作的决策，结果却截然不同。蒋介石只是看到了俄国人穷的一面，远不如美国人富有，可以给他现金和武器，却短视到了看不到俄国人能够直接伤害中国。在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得罪近邻，巴结远亲，不是愚蠢短视就是自私无良。斯大林固然没有勇气跳出来和希特勒或者美国人干上一架，但对待弱势中国，却拥有极大的魄力。蒋介石靠着黄埔军校起家，却以背叛俄国人的方式与英美勾搭，得到的是美元和武器，失去的却是外蒙古大片领土。不过联想后来的蒋氏作为，北方领土似乎不在蒋氏心中。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叫俄国人放心，不再伤害中国，不惜和美国人干上一架，但等俄国人不再有能力伤害中国的时候，又毫不客气地将俄国撂到一边，去和美国人握手言欢，最终美国人欢呼是他们击垮了苏联，中国人也乐于看到北方不再有大的威胁。
多数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过于关注国共两党之争了，其实这中间主要是国际势力之争，蒋介石也不用给自己找太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无非就是一个小算盘打得颇精的政客罢了。
根据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罢职，毛泽东也丢了代理宣传部长的官。
实力是最大的真理
发现第一力量：农民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蒋介石比毛泽东早一步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也早一步掌握了枪杆子，靠着与买办联手，最终得到中国的财主们的支持，爬上了中国统治者的宝座，用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抵押品，获得了英美财团的金钱支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初一看好像是获利不小。但他的提案，却将热衷于搞宣传的毛泽东逼到了培养自己的力量那里，这恐怕是任何反动派都没有想到的。
上层的路被蒋介石堵死了，这看来是坏事但却是好事。把坏事变成好事是天才的特质。因为毛泽东的心向下转了，转向了他的力量基础，那就是广大的农民。
毛泽东自己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他走向社会的时候，却是希望自己通过修养和努力，进入社会上层的俱乐部，他小心翼翼包装着自己，以防自己身上的农民味道散发出来。他热衷于读书，热衷于组织留学，热衷于和教授名流交往，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建立，热情为国民党做宣传工作。我们从保留下来的照片上就能看出，年轻的毛泽东的打扮几乎是一袭长衫，头发中分，颇有名士风度，唯一与其他的领袖不同的是他总在寻找支撑自己的力量，对隐藏在农民中的力量，他一开始也没有确认。
建党初期，按照陈、李从俄国学来的道理去办是毛泽东的基本路子，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党内有一个比较明白的人叫恽代英（烈士），他在1923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教育家）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
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烈士），他组织的农会颇有成果。
说起来，把毛泽东逼到农民那里还真的是拜国民党右派们所赐，就是上面说过的被国民党右派们从上海赶走的那次。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老家养病，命中注定，他就是和农民有血肉相连的缘分。他惊奇地发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尝试着“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他创办夜校，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发展中共党员。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他们提议逮捕毛泽东，毛泽东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安然脱险。
1925年年初，毛泽东到了长沙，在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的师范生生活，写下了有名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表明他已经知道答案了呢？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他随后就写出了毛选第一篇。
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直接去干，他还想试试其他的途径，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让他接近真正的力量，不过在国民党的高层工作的吸引力似乎更大些。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当不成宣传部长了，但他依然为国民党工作，因为他的同志们也都待在国民党里。毛泽东的新工作是担任国民党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蒋介石搞黄埔军校，毛泽东则主抓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毛泽东请了周恩来、彭湃等所能请到的知名人士来讲课，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
毛泽东通过讲课，整理出了一个重要理论，抓住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那就是先前的革命没有得到三万万两千万农民的拥护，他敏锐地发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列宁依靠已经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和英美财团联上了手，获得了中国上层社会的支持和力量，毛泽东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力量可以依靠。
在毛泽东的革命方程式中，联合最多的人参加革命是他的出发点，而农民占据着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自然是第一力量，他需要借助隐藏在中国最多人口的农民中的力量，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原来如此！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一思想的明确竟然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理论上先提出，再到无可奈何地投入，到最后的真正觉悟，就这样一步步完成了。毛泽东主要干这个了，从此他再也没有改变，他后来则明确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路线，此时他已接近了这条道路。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缺少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枪杆子。
此时，北伐开始了，蒋介石已经可以组织起有效的力量来验证自己的成功之道，各种左派的力量也在积极贡献着，这时候的敌人是共同的，那就是各个军阀。北伐军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胜利使得参与革命的各派力量都产生了自己是正确的感觉，而不去考虑这种感觉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的。
摊牌的时刻已经临近，陈独秀也在中共会议上提出要争夺领导权，不过要限制农民运动，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从这样自相矛盾的指示中，谁也不知道陈独秀拿什么来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农民运动可能是他寻找的最根本的力量。这种自觉和悟性使得他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同时他找到了一个有力量的盟友——瞿秋白，此时的瞿秋白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瞿秋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
我们有一个阶段知道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这些名字，都是因为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其实这是一段改写了的历史，准确说来他们其实走的都是一条路线，那就是俄国人指挥的路线，除了王明，他们多是毛泽东的朋友，只是后来毛泽东有了另外一条路线。注意，路线之争和私人关系是两回事，路线之争也代表身份，他们都接近最高层面，只是没有找到成功之路。
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位置上的所作所为，证明毛泽东是有本事的，所以也为他赢回来共产党内的地位，他随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不愿意坐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各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事宜。
这一段历史看上去没有太多的意义，其实却是关键的转折点，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毛泽东本人都在经历蜕变的前夜。但没有太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
在南昌，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郭沫若在后来写的回忆录里，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男人女相是智慧的象征。可是事实上郭沫若并没有望气的本事，他没有意识到他眼前的这位就是中国未来的主宰者。
真正有这种本事的人是另外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叫柳亚子。柳亚子在广州见到毛泽东后，居然望出了那盘踞在毛泽东头上的王者之气，这不能不让人惊讶，柳亚子是毛泽东团队之外，最早有这样意识的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