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社会这时已陷入混乱之中，混乱一般定会给下层人民带来灾难，这使得毛泽东深恶痛绝，在同期的毛泽东的通信中多有表露。对人间苦难无法释怀就是成圣成佛的立场和觉悟，没有对底层人民所受灾难的深刻同情就不会有毛泽东的革命之路。从毛泽东的通信中还可以看出，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尚处于旁观者的角度，他寄希望于上层社会的自觉和道德自律。中国的上层一直代表着国家的道德，年轻的读书人上进的一个动力来自较高的道德追求，而不仅仅是为了自身获利。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在中国由于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所以上层人物一直负有道德楷模的责任。如果堕落到只是利益的获得者，在中国是无法长久占据统治地位的。这一点与有宗教的国家不太一样。
虽然对时局没有影响力，但此时的毛泽东已读书有成，他已经开始对未来做出预测。他的第一个著名的预言是在1917年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二十年后果然言中。尚是学生的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
从一师后期开始，博学多才的毛泽东由于对社会有透彻的了解，对社会力量的变迁有远比常人深刻的把握，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常常做出正确的预测，这也是他让他的追随者感到神奇所在。等他去世后，有人总结说，他一生大约准确的大预言多达24个。
辛亥革命后分裂的痛苦经历，使许多人开始考虑深层问题，中国国民隔岸观火，共和制根本没有基础。救国斗争屡遭失败，有实力的全力以赴保护的是自我利益，清流们无力地高喊口号。不甘沉沦的一些知识分子在迷茫中想挖掘思想根源，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
由于后来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更主要的是共产党获得了胜利，所以有意无意之间人们放大了文化界的作用，这一点要引起注意。一般来讲，我们说的人世间的力量是指物质的力量，人类之所以超越其他生命而统治地球，是因为人类的智慧在于学会借助自然之力，但精神在某种情况下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当精神力起了主要作用的时候，往往会让人产生神奇的感觉，所谓的神奇指的就是这不是常态，而是特殊事例。所以我们的社会要进步，不能仅仅是建立在精神上，最终还是要建立在物质上才是牢靠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靠着地道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靠着小米加步枪赶走蒋介石，我们靠着不怕死的勇气打败美国人。但我们不能永远靠着血肉之躯战胜钢铁，敌人有的我们也要有，只有这样才会有子子孙孙永久的和平。有了精神的力量，我们还要有物质的力量，这是我们的使命。
许多人有一个误区，以为毛泽东时代天天在搞运动，不搞生产。这是个误传。那个时代是高唱歌曲的同时，手里拿着锄头、锤子和钢枪劳动的时代，是无私奉献的时代。当然后来中国人也没有闲着，不过是各顾各，直接为了自己利益而努力了，我们得承认这样可能更自觉。但有两点需要提请注意，第一，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的；第二，可以肯定地说，要论精神境界，这两种劳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为了私利再积极也无法和无私相提并论。
当时，杨昌济为《新青年》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本杂志。毛泽东虽有做文字游戏的天赋，但在读了《新青年》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思想层面，这是毛泽东进入到另一个台阶的信号。我们常常能够感觉到文章好坏在于思想而不是文字，有无思想是人生分水岭。鲁迅的文字并不是那个时代最佳的，但他超然于同时代，就是他有思想，他在指责那个吃人的社会，他在欢呼彻底的革命，而其他文化名人只是文字堆砌游戏的爱好者。
差别才是人间的真相
开始注重思想内涵的毛泽东，最先关注的是精神的力量。毛泽东的导师杨昌济十分强调主观意志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接受这一思想有一定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而对于毛泽东来讲，接受并且放大这一点，是最为正常的，原因是除了精神力，此时的毛泽东一无所有。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倾向于动态人生，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
毛泽东书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他一生翻遍了中国的史书，他也是最有资格评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1964年他写下了一首流传不广的诗词《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说实话这首词对历史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终结，要想真正明白这首词，你需要从《三国演义》开始，《三侠五义》《说唐》也不能空过，从启蒙到研究，然后到子史经集都要涉猎，皓首穷经之后，你就有可能看懂了，看完后什么感觉呢？就是观止矣，观止矣。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不懂，就说明你的历史白学了，需要继续学；看懂了，你会发现你的历史也是白学了，历史就是这首诗词里写的这么多。这是老年毛泽东的总结，早知道有这样的结论摆在那里，为什么还去翻那故纸堆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哲学意义上的终结，历史在历史的书写者面前是简单的。
有智者认为，读书不下秦汉，显然这一点在毛泽东这里也能得到印证。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才辈出，后人以百家争鸣来形容当时的盛况，孔夫子只是百家之一，他的凸显是被后来的帝王扶上了统治地位而已。处于大的变动之中，也就是处于乱世之中，才孕育出中华灿烂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是大乱中孕育而生的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毛泽东盼望着毁灭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而多数人倾向修修补补，他的笔记中写着“由毁而成”四个字，预示着未来他主持的革命的彻底性。事实上他最终将中国社会翻了个底朝天。他把那些生活在中国酱缸里和阴冷沼泽里过得舒服的寄生虫，全都暴晒在阳光之下。中国社会的兜底翻覆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他去世后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一个是中国大地成了世界上最干净的乐土。发达国家要么残存王室贵族的等级，要么新建上流社会资本世家，而中国则成了最彻底的平民社会，物质虽然尚未丰富，但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灵却不再受任何束缚，得以根本的解放。
毛泽东曾经向往过社会“大同”境界。大同世界是平等的另一种表述，这是年轻人面对父权一类的压迫常常会有的冲动，实际上意识到“差别”这样的概念才是心智成熟的开始，但这种成熟也不一定就是积极的。青年人最易于接受的思想就是平等，跨过平等常常意味着堕落，平等只是思想境界，而非社会现实。当上进心变成了为自己与众不同而努力的时候，就是年轻人坠入红尘而不能自拔的开始，周而复始，人类就是这样在新旧力量的冲突中蹒跚行进着。万幸的是毛泽东意识到了差别才是人间真相，但他没有去追求个人的生活的改善，对他而言，真相只是他把握力量的开端。世界大同在一些人眼里是假象，是青春期的幻象，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它却可能是理想，虽然很难，但值得信仰和追求。而追求和实施这一理想就使得毛泽东向着人类最高的巅峰攀登，那至高的峰顶上刻着“平等”两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火山爆发的前夜，时间点就是五四前期。毛泽东已经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了，有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呢？他依然在苦苦追求某种东西，那就是他想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就是想找到终级真理。另一层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本原可能是个道理也可能是个方法，还有一个问题，本原和真理可以是同一个，也可能是不同的两个，因为所谓真理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个人判断色彩的标准。就如同对错、左右等问题一样是一种判断，其标准是与自身的立场直接相关的。
我的左就是你的右，因为你站在了我的对面。这句话是不是觉得耳熟？没错，它就是革命者常说的立场。离开立场讨论世俗领域的一切问题都是可笑的，超越立场的是思想和理论层面。例如你可以说博爱，可以鼓吹割肉饲鹰，打左脸给人右脸，这可以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但你不能推广，甚至不能推广到你的亲人。和尚不能结婚，就是这种思想的智慧，不仅仅是性问题更主要的是社会责任问题，一旦需要负担责任就无法出世。在世俗的社会中，一切行为是有另外一套规则的，一般来讲与上述极端的理想相反。例如一个组织的老大会说你可以打我的脸，但不可以打我的小弟；父亲说你可以捅我几刀子，但不能伤害我的孩子；男人会说你可以杀死我，但不可以侮辱我的女人。反之则不成立，做反了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对或是错的讨论，臭骂一通的斥责其实都是自己人的内耗，对敌人是用不着的，对敌人是另一种规则在起作用，那就是成吉思汗的战书：你要战，便作战。
在激烈动荡的革命年代，站在对立面上就意味着是死敌。可以说毛泽东一直在寻找大的本原，直到某一天，他说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名言，它意味着毛泽东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它意味着毛泽东进入了世俗领域，他将以人世间的真实的力量推行人类圣贤们的思想。
本原到底有没有，能找到吗？本原会不会就是一种否定的过程，可能就像老话传说那样，早就在你耳边响起过，但你可能不理会，总觉得不会是那样简单，但某一天你会突然间说找到了，当你将这一真理告诉其他人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惊讶地看着你，说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刚刚知道？因为你找到的真理就是大实话，真理的分量不是那句话，而是那探求过程中的沉甸甸的否定。
毛泽东在随后的不断的失败中，不断尝试新的道路，最终他发现书生们的想法多数是空中楼阁，远不如社会中已有的各界实力派人物更接近世间本原，甚至不如农民，别看老百姓说不出什么道道，但遵循的却是真理。像枪杆子这一根本就是当时中国各路军阀的现实情况，也是千百年来一切统治的根基，游击战的走为上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而这一根本，则是来自土匪的战术。
在成为领袖以后，毛泽东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老子的“道”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最终他实践的成果就是发现哲人们表述的只是文字幻象。
他当时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他随后的成功表明本原不是一个名词，或一个概念，一句话，而是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
这样，毛泽东开悟了：“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
注意毛泽东上述列举的诸多项目：议会就是指的选举式民主，这只是一个形式，关键是选票背后代表的利益之争，民主不是发动机而是刹车制动系统，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只有美国民主才会正常发挥作用，原因就是美国拥有全球独大的资源和自由资本主义双引擎，引擎之力大到能够产生车毁人亡的疯狂地步，所以他们极端需要有效的制动系统来刹车，于是美国的大小地主选出总经理来代理，搞出成本巨大的律师和法律系统作为灵敏的刹车体系。这一套系统对美国至关重要也非常有效，但落后国家主要需要强大的动力系统来迎头赶上，没有动力和道路的国家，光靠刹车是无法前进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就是所谓民主的闹剧，落后的民族不是想方设法学习科学技术，全民努力向前赶，而是热衷于安装高度灵敏的刹车，然后就是热闹地不断地踩着刹车玩儿。
暮年的毛泽东曾十分鄙视美国的民主闹剧，那个一盘录音带就能撤换总统的把戏，多少说明美国很难产生真正的政治家，原因就是他在读师专的时候就已经明白选举只是形式，关键还是在于各种利益的争夺和平衡。
当北大的学究们看了大英帝国的辉煌之后，兴奋地说“民主与科学”是中国的希望，却有意识地忽略大英帝国几百年的掠夺和积累，着急忙慌地将这德赛两先生的幡杆竖起来，打算搞个抢先注册，好跑到新的强权面前讨赏，却不知道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粮食和工业化，知识分子空洞的口号，敢于面对中国千万个嗷嗷待哺的饥民和浴血奋斗的战士吗？民主就能换来粮食吗？给你一个E=MC2就能变成原子弹吗？我们不否定民主的呼喊，但我们希望探索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年中国多数人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人最需要什么？粮食。粮食问题是了解中国历史的金带主线。粮食问题的解决第一是土地。美国人有大量的土地没有人力来种，中国的土地不够养活中国的人口，这不是谁当政的问题而是生存空间的问题。粮食增产的第二个要素是化肥，这要工业化，第三个是要改良品种，这需要科技进步。说来说去，要想解决粮食问题除了土地还是一个工业化的问题，而工业化需要物质的积累，而不是简单的几个字母组成的公式。
宪法主要是指君主立宪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希望最高层有觉悟，希望他们看在民族和国家人民的分上自觉地做出进步的决策，无非是说皇上（太后）啊，你看看人家英国女王多高明啊，坐享进步，再看看日本天皇也是不错的，至少日本人进步了，你能不能让出你的那点权力，少得一点利，这样你就可以光荣啊，就可以青史留名，永垂不朽啊。可惜的是中国的贵族们没那个觉悟，慈禧不答应，后果固然是给大清帝国带来灭亡，没了皇帝，中国社会也没有因此而进步，反倒是中国社会大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