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具有投机者和冒险家所需要的惊人天赋，更是处理危机的能手。形势越是对他不利，他就越是脸不变色、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他在“文革”中度过了自己的清华人生。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意味，在巅峰时期，他曾掌控三大上市公司，创造过产业辉煌；但他也无数次陷入败局，每次都是竭尽全力，才勉强得以脱身。他是中关村（行情论坛）最知名的老企业家，骨子里却像一个有几分赌徒气质的投机商人；他对朋友很讲义气，但也善玩权术。有人尊称他“中关村村长”，也有人戏称他为“赌徒”。
苦难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水果不仅需要阳光，也需要凉夜。因为寒冷的雨水能促其成熟。人的性格陶冶不仅需要欢乐，也需要挫折。
在一次聚会上，一些成功的实业家、明星谈笑风生，其中就有著名的汽车商约翰·艾顿。艾顿向他的朋友——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说起他的过去——他出生在一个偏远小镇，父母早逝，是姐姐帮人洗衣服、干家务，挣钱将他抚育成人。姐姐出嫁后，姐夫将他撵到了舅舅家。那时他在读书，舅妈规定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还得收拾马厩、剪草坪。刚工作时，他租不起房子，一年多是在郊外一处废旧的仓库里睡觉……
丘吉尔惊讶地问：“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这些？”艾顿笑道：“正在受苦或正在摆脱受苦的人是没有权利诉苦的。”他又说：“苦难变成财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战胜了苦难并不再受苦。只有在这时，苦难才是你值得骄傲的一笔人生财富。别人听着你的苦难时，会觉得你意志坚强，值得敬重。但如果你还在苦难之中，你说什么呢？在别人听来，无异于请求廉价的怜悯甚至乞讨……这个时候你能说你正在享受苦难，在苦难中锻炼了品质、学会了坚韧吗？”
艾顿的一席话，使丘吉尔重新修订了他“热爱苦难”的信条。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苦难，是财富还是屈辱？当你战胜了苦难时，它就是你的财富；可当苦难战胜了你时，它就是你的屈辱。”
苦难是一种财富，它比幸福更难忘怀。
人需要经历苦难，需要苦难给予磨炼。温室里的幼苗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同样，一帆风顺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因为缺少了苦难、少了同苦难斗争的经历，便少了那份磨炼，少了那笔宝贵的财富。
人们往往把苦难看做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总是完全消极的吗？
四通集团自创建以来，高层管理团队基本上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段永基也不例外。段永基生于1946年7月，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不过，清华带给段永基更多的是一些痛苦的回忆。
据段永基回忆，他进入清华之后，只在第一年上了不到10个月的课，“文革”就开始了，他们也跟着“闹革命”去了，学业全部被荒废了。刚开始段永基还是罢课闹革命的积极分子，但一段时间之后，段永基就对“文革”中的一些极端做法感到不满，成了逍遥派，成为革命小将们排挤的对象。
因为批评工宣队的一些做法，1970年，段永基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意外地被分配到了甘肃省武都县工作。
对于这样一个下放边远地区的决定——段永基感到非常气愤，他坐在西去武都的火车上，前思后想，最终做出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决定，他决定“抗拒”组织的安排。于是，段永基跳下火车，“逃”回了北京。为此他付出了8年没有户口的代价。而这个代价的直接后果便是无法领到粮票，只能花高价买粮票，然后再去换粮食。当年段永基在北京，陷入山穷水尽地步的时候，偶尔得到了一位“贵人”的帮助，这位“贵人”推荐段永基去北京的一所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这样才解决了他的生存问题。
1978年，段永基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32岁的段永基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考上北航研究生，对于他的意义不仅仅是“补课”，更意味着段永基重新获得了一个稳定的“铁饭碗”。毕业之后段永基被分配到了航天部621所，并很快被提拔为了一个研究室的副主任。
虽然清华带给了段永基很多痛苦回忆，但段永基还是对清华有很深厚的感情。2006年6月，段永基应邀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演讲时就表示，创业需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在创业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时候就需要用清华精神来鼓励自己坚持下去，永不言败、永不屈服、自强不息，这样才能走向真正的成功。”段永基说。
段永基还表示，虽然自己在运动中遭受排挤，学业、工作被耽搁了，但在那个特定年代的锻炼，也让他变得坚韧、耐压和沉稳。
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所以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当说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任何苦难都不是我们失败的借口。苦难可以磨炼我们的意志，苦难可以让我们学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路在自己的脚下，一切都应该由我们自己掌控才行。
当残酷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无法抱怨、无法改变，只有接受和承认，如同苦难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样。但是，我们绝对有办法选择自己后半生的路、生活环境或者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有办法选择自己后半生的命运平台。
我们有豪气冲天的时候，也有内心脆弱的一面。我们虽然害怕面对苦难，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拒绝苦难，因为只有苦难才可以让我们成长，只有苦难才可以让我们变得坚强。苦难培养人的意志品质，给予人毅力和勇气。人要成功靠的就是这样的坚强毅力和超人般的勇气。而这样的毅力、这样的勇气只有经历苦难的人才能得到。
苦难是一种财富，成功需要这样一笔财富。
把工作当做事业来做
只想打工的人，只能一辈子打工。把自己当成老板，才能成为真正的老板。
索柯尼石油公司人事经理保罗·波恩顿，在过去的20年中，曾面试过7.5万名应聘者，并出版过一本名为《获得好工作的6种方法》的书。有人请教他：“今天的年轻人求职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回答说。
打工究竟是为了什么？打工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发展？我们究竟是该找一个一时能赚大钱的工作，还是找一个一辈子能有所发展的工作呢？
刚毕业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为了生存和生计，先找到一个能赚钱没发展的工作。不管怎样先干一段时间，等待以后再发现机会。想不到的是，几年后我们依旧在做同样的工作。
刚开始面对不高的薪水，我们心怀不满。我们野心勃勃，充满了玫瑰般的梦想，要学马云、张朝阳。我们把工作当做自己检验自己事业的必要条件。
当我们干久了这份工作，生活也安逸下来了，和领导的关系也比较好了，待遇也慢慢地好起来了，工作环境也完全适应了，我们就很难放弃这份工作了。毕竟出去找工作还是很辛苦，谁也不愿意放弃这暂时的安逸。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当初我们追求人生事业的激情还在不在？做这份工作是在消磨我们的意志，还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追求，这会使我们失去得更多。
现任美国家庭产品公司副总裁的卡尔夫，曾经为杜邦公司雇佣过数千名员工。她说：“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有太多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想想看，一个人在工作中只能赚到薪水，其他的一无所获，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在熟悉的环境生活，会使我们失去换一份工作的勇气。我们甚至会简单地认为，也许这就是命里注定的事情吧。当我们自我安慰的同时，我们就会忘记当初为什么会做这份工作。做一份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就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
1984年，中科院的万润南、沈国钧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2万元钱，创办了四通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一年从中科院下海的柳传志也在中关村的一间小房子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也就是今天的联想。
段永基参与了四通的创建，但由于有多年“无业游民”的经历，他舍不得立刻丢下航天部的“铁饭碗”。然而一年多之后，由于他带着研究室里的同事搞创收，却遭受到上级的批评，血气方刚的段永基一气之下离开了研究室，正式加盟四通公司。
段永基在运营四通办公自动化业务期间，他主持生产的打字机系列产品，曾经囊括了当时中国办公自动化市场85%以上的份额，支撑了四通早期每年300%的高速增长，使四通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收入雄踞中关村科技公司的榜首。
1989年，段永基临危受命，他决心重视这个机会，把工作当做事业来做，全面接管了四通公司。他带领四通公司进行了“二次创业”，让四通基本实现了集团化、国际化、产业化和股份化。1993年的段永基可谓春风得意，此时他领导下的四通公司坐在国内电子企业百强的首席上。这一年8月，四通旗下的四通电子—0409.HK）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一共发行了1.5亿股股票，募集资金2亿多港币，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民营IT公司。
然而，好景不长，短暂的辉煌之后，四通很快就陷入了经营的低谷。段永基后来总结说，四通的问题主要出在产品研发上。他们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给四通带来快速增长和更大贡献的新产品，却在市场定位方面犯了两个错误。
1992年，四通集团一年的净利润达4亿元，段永基开始主动转型，为四通公司寻找新的拳头产品。他们下大气力研发出激光照排技术，并将其产业化，开发出了国内领先的产品。在客户细分上，四通将产品定位为科技书刊出版社，而没有定位为报纸。由于科技书刊出版社当时没有钱购买四通的新产品，于是，这个先进的技术只能胎死腹中，没有走向市场。
1993年，四通开始生产用于增值税系统的收款机。该产品的主要作用一是计费收款，二是开票就自动缴纳增值税，就像飞机的黑匣子，砸烂了，增值税交多少都还有记录。但在推广这项技术时，却遇到了困难。用段永基的话说就是：“遇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四通在沈阳做试点，有人往收款机里面倒茶水、倒咖啡，弄坏了说不能用了。其后，国务院曾经三次下令在全国推广这款收款机，结果都不了了之。
实业玩不转了就去玩金融。1997年，四通曾经允许一位金融学博士承包四通财务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驻武汉的派出机构。结果这位金融学博士以四通名义在武汉发行债券，骗走了2.4亿元，四通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中央下令关闭武汉的金融债券市场，这件事才败露。但因为是以四通的名义进行的诈骗，同样也是受害人的四通还得赔偿这笔巨额债务。
“直到2002年我们才摆脱了财务危机，这三次失败是血的教训。”段永基坦言，“最困难时我甚至想到了跳楼，那段经历，让我理解了小说《上海的早晨》当中，描写的解放前上海滩企业家生意失败之后，跳楼的心情。”
我们总是有一种习惯，就是一旦适应了一种环境，就很难再去适应另外新的环境，陌生的环境总会给人带来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当我们习惯了某种工作方式，满足了那样的待遇，对工作也熟悉了之后，一切便都在按部就班的情况下进行了。下班之后，和同事喝喝酒、打打牌、聊聊天，日子就在重复中度过。一天的工作已经很让人疲惫了，未来究竟会怎样，自己又该怎样走，谁又愿意多想呢？
环境很容易改变人，但人却不容易改变环境。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目标，工作上努力不过是一味追求金钱与成就，而一旦达到目标，却发现一切尽属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