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在这本散文集中，向世人揭示了他在回归自然的生活实验中所发现的人生真谛——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其实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而事实上，人们终日惶惶不安，迷失在自己所创造的种种需求之中，这种需求则是原本不需要的。梭罗认为，有一种人往往陷入生活的误区，认为人生似乎就是追求物质文明，奋不顾身的挣钱，忘乎所以的花钱，最终陷入物质享受的可怕罗网之中而不能自拔。
梭罗还是一个优秀的博物学家。他常年勘察并研究野生果实、野草及森林的演替，后来写出了《种子的信念》一书。这是一部崇仰自然、敬畏生命的奇书。在这本书里，梭罗用隽永质朴的语言，科学求实的态度，描述了森林中众多生命的繁衍、传播与交融。在梭罗的眼里，油松、五针松、白桦……甚至一株蓟草都是有灵魂、有感情的，它们的生息，它们的传播，既是自然的选择，也是它们自身的选择。野兽、松鼠、鸟儿、昆虫、风、水等一切生灵和自然现象都是它们自我拓展、自我繁衍的手段。为了逼迫鸟儿传播自己，樱桃的种子巧妙地置身于诱人的果皮正中，使得那吞食樱桃的家伙必须把果核一并吞入；蓟草的种子在望秋时节成熟，因为这个季节的风很有力，蓟草的种子可以随风飞扬；橡树和松树常常混生，因为松树林是橡树的天然保育室……通过对种子的传播方式的探索和描述，梭罗试图向我们勾勒出清晰的自然规律，以便人类能更智慧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通过多年的观察，梭罗对家乡康科德镇的自然秩序了如指掌。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收集资料，打算编写一本《康科德生物志》，记录康科德附近所有的自然生物，但这本书最终未能完成。1860年的一天，梭罗外出记录新近砍伐树木的年轮时患了感冒，后转为支气管炎，转而恶化为肺结核。两年后，梭罗病逝，终年44岁。
梭罗主张简朴自足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不断的工业化会给社会带来致命的影响，只有更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矫枉过正。他的思想超越了他所处的年代，因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随着全球化的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人们重又把目光投向了梭罗。如今，他的《瓦尔登湖》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更深刻的理解，他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的主张是生态文学的重要源泉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他的作品的影响，把他的思想发扬光大，并加入了环境保护的行列。
智慧人生
人类是地球之子，与地球生物圈共生共荣。因此，全人类物质财富的需求必须控制在地球资源和污染承载能力的界限内。梭罗以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人类完全可以通过简朴的生活方式来生存，唯有如此，才能感悟生活的真谛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保护之父”利奥波德。
19世纪之前，人们一直把自然当作无条件被人驱使、利用的资源，不懂得保护它。这种观念造成人对自然的巨大破坏，直到20世纪，生态学不断进展，环境危机一再出现，才使人类对其重新认识。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就是这一观念转变的先驱者。他所创立的“大地伦理”的思想，被认为是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
利奥波德1887年出生在美国一个德裔移民之家。由于受喜欢打猎的父亲的影响，童年的利奥波德就培养起了对大自然的兴趣。这种对大自然近乎天生的兴趣和对野外生活的热爱使他没有像父母所期待的那样走上经商之路，而在1906年成为耶鲁大学林业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他作为联邦林业局的职员被派往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当了一名林业官。1912年，利奥波德升迁为新墨西哥北部的卡森国家森林的监察官。1924年，他受林业部门的调遣，又到设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美国林业生产实验室担任负责人。1928年，利奥波德离开林业局，并把兴趣转移到了自己更为关心的野生动物研究上。
在研究过程中，利奥波德逐渐意识到，从经济实用的角度所进行的资源保护，仍然未能触及到人凌驾于土地之上的可怕现实。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痛苦的反思后，他与当时风行的资源保护运动分道扬镳，尝试建立并实践一种新的环境保护思想。他确信，这种新的环境保护思想必须要植根于人对土地的责任感上，必须以树立人在自然中的谦卑意识为前提。
1933年，利奥波德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管理系的教授。此时，一套完整的大地生态观念和大地道德观念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渐渐成形了。后来，他与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马歇尔一起创建了“荒野学会”，宗旨是保护和扩大面临被侵害和被污染的荒野大地以及荒野上的自由生命。
为了更好地体验和研究生态平衡，1935年4月，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购买了一个荒弃的农场。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这个被他称作“沙乡”的地方和它上面的一所破旧的木屋，便成了利奥波德和他的家人在周末和假期亲近自然的“世外桃源”。1941年，利奥波德的名作——《沙乡年鉴》问世，这是他对于自然、土地、人类与土地的关系的观察和思考的结晶。
《沙乡年鉴》是一本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在随笔中，利奥波德以抒情的文学手法描述了大自然的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地记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搏斗，如歌如泣地叙述抒发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在这部著作的哲学论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土地伦理》，这是利奥波德思想的基石。文章中，利奥波德通过他智慧的语言告诉人们：土地的伦理范畴包含土壤、水、植物、动物以及大地上存在的一切。土地的伦理观就是让人放弃征服者的角色，对每一个伦理范畴内的成员以平等和尊敬的姿态相处，把它们当成跟自己一样平等的分子。
《沙乡年鉴》完成后一直也没能出版，直到1948年4月17日，利奥波德接到一个长途电话，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他的著作，然而仅仅4天之后，利奥波德的邻居农场发生了一场火灾，他在奔赴火场的路上，因为心脏病猝发而不幸去世。不久后，《沙乡年鉴》问世，当时正值战后经济复苏时期，人们都在充满信心地征服和利用自然，生态学的意识和概念对人们来说还十分陌生，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影响。
利奥波德去世十多年后，人们逐渐发现了潜藏在富裕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征服自然带来的环境破坏。这时，人们才又想起了利奥波德和他的《沙乡年鉴》，书中对动植物的细腻描写，对自然历史的妙趣横生的叙述，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精辟论述，激发了无数人对自然的关爱之情，并带动了许多青年投身到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中去。利奥波德因此被誉为西方的“自然保护之父”，而他的《沙乡年鉴》也被誉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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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之中。当这种和谐被后来的工业化进程无情地破坏以后，人们发现：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取决于现代社会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的根本变革。利奥波德关于土地伦理的不朽论述与呼唤，无疑是这一变革路途中一盏耀眼的灯火。
米勒“失败的发明”
1939年，瑞士科学家保罗·米勒发明了剧毒农药DDT。这种化学品在消灭农业害虫和居家杀虫中发挥过神奇作用，米勒因此赢得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但十几年后，人们惊异地发现，DDT这种农药不但有剧毒，而且还很难降解，长期使用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而后来有人称，把诺贝尔科学奖授予DDT的发明和推广者是一大错误，DDT是一项失败的发明。
凡是种植农作物的人都知道害虫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尤其是那些吃掉农作物叶子和果实的害虫。自古以来，农民们就尝试着用杀虫剂与虫害作斗争。早在1874年，德国人蔡德勒在做化学试验时，就发现用几种化学药剂混合，可以制出一种杀虫的药品。遗憾的是，他当时没有作进一步研究，以挖掘这种药物的作用，探究它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1935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循着前人的足迹，开始探索一种能干扰昆虫体内进行的某些化学反应，而对其他动物却无害的有机化合物。他希望这种化合物易于制造，价格低廉，还必须没有什么难闻的气味，又能有效地杀死昆虫。当然，最好对其他生物无害。
这项工作花了米勒4年工夫。1939年9月，米勒在研究中碰到一种叫做“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的化合物，它正是米勒苦心寻找的那种东西。它价廉、无臭、稳定，对绝大多数生物几乎无害，但对昆虫则意味着死亡。不过，这种化合物的名称也太长了些，于是米勒采取只取英文字头的方法，称其为“DDT”（滴滴涕）。1942年，“DDT”制剂开始公开出售。1943年，它首次获得了戏剧性的效用。那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市被盟军占领。人们开始担心，随着冬天的到来，斑疹伤寒又要流行起来。
斑疹伤寒是一种非常厉害的传染病。历史上，几乎每次斑疹伤寒的大流行都与大规模的战争相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塞尔维亚军队中暴发了这种传染病，半年内就导致15万人死亡。医学家后来发现，正如蚊子传播疟疾和黄热病一样，传播斑疹伤寒的是虱子。但不幸的是，要驱除这小小的身体寄生虫，却比驱除自由飞翔的昆虫还难！DDT的出现彻底扭转了这种态势，因为它对除虱有惊人的效果。当时，医院里防止斑疹伤寒传染的简易可行的办法是让病人入院时脱去他原先穿的衣服并洗澡。然而，盟军根本无法让那不勒斯人全部脱掉身上所穿的衣服，将其焚毁，换上新装。于是，人们开始仰仗DDT的威力。军人和老百姓一起，排起队来喷洒DDT溶液。不久，蚊虫少了，虱子死了，斑疹伤寒也绝迹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制止了正在冬季流行的斑疹伤寒，而他们使用的武器只是化学制剂“DDT”。由于“DDT”的药效维持时间长，杀虫范围广，因此人们将之称为“万能杀虫剂”。
DDT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DDT喷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种群；还有，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DDT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1972年，美国率先禁用DDT类杀虫剂。2002年5月，联合国环境总署把DDT等12种有机污染物列为管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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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认为正确的东西，今天看来未必如此，甚至还得为这种“正确”付出沉重的代价。DDT这种“失败的发明”告诉我们：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幸福快乐的同时，也可能给环境带来了后遗症。我们要倡导绿色科学，让科学真正服务于人类，向着文明、健康、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卡逊和《寂静的春天》
从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开始大量生产和使用DDT等剧毒杀虫剂以提高粮食产量。到了50年代，这些剧毒物的确在短期内起到了杀虫的效果，粮食产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然而，令制造者和使用者们没有想到的是，DDT等用于杀死害虫的毒物会对环境及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当时，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花了4年的时间，研究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亲自观察、采样、分析，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20世纪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环境污染。
卡逊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贫寒家庭。她从小学业优异，尤其喜爱文学，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然而在女子学院求学期间，卡逊遇到了一位非凡的生物学教师，在她的引导之下，卡逊毅然舍弃文学，主修生物学，并于1932年获得动物学硕士学位。1935年，卡逊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为广播节目编写关于海洋生物学的通俗讲解词。节目获得空前成功，卡逊的人生也有了新的转机，这就是利用出色的写作才能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以此为契机，卡逊又撰写了一系列科普作品，在著名杂志上连载，这些饱含深情的作品深深打动了读者。出于对自由写作的执著向往，尽管在政府机构已有稳定的工作，但她还是毅然辞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1958年1月，卡逊接到朋友的一封信。信中写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飞机为消灭蚊子喷洒了DDT归来时，飞过一片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第二天，那里的鸟儿都死了。这位朋友想请卡逊帮忙在首都华盛顿找人呼吁，不要再发生像喷洒这类的事了。卡逊很早就了解有关DDT对环境产生长期危害的研究情况。她在1945年就曾给《读者文摘》寄过一篇关于DDT的危险性的文章。现在，朋友在信中提到大幅度喷洒杀虫剂的事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只是朋友的请求，她觉得无力办到，于是，她决定自己把这个问题写出来，让更多人都了解DDT的危害。本来，卡逊只是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本小册子，后来，随着资料阅读的增多，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并非一本小册子所能够说得清楚和让人信服的。这样，从1957年开始，卡逊共花去4年时间才写成了《寂静的春天》一书。
在这本书中，卡逊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生动笔触，为人们描绘了一则“明天的寓言”：在美国中部曾经有过一个美丽的城镇，那里的生物原本生活得很和谐。繁花似锦、果树成林，鸟儿鸣唱，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穿过原野，人们常常到小溪边捕鱼。但是，一片片从天而降的白色粉剂导致了一场瘟疫：植物枯萎了，鸟儿消失了，鱼儿死光了，母鸡孵不出小鸡，新生的猪仔活不了几天，花丛中没有蜜蜂，果树的花得不到及时授粉、没有果实，大人和孩子也得了奇怪的疾病。这是一个没有生机的春天，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正是由于杀虫剂的滥用，使得美国无数城镇的春天沉寂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