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的下降，国民收入也大幅度减少。1967年比1966年减少99亿元，下降7.2%。1968年比1967年又减少72亿元，下降6.5%。1967年和1968年也是国家财政收入锐减的两年。1967年比1966年减少收入139.3亿元，减少幅度达25%，出现22.5亿元的财政赤字。1968年又比1967年减少收人58.1亿元，减少幅度达13.9%。只是由于这年大幅度缩减支出，使财政总支出比1966年的支出减少1/3，基本上保持了收支平衡。
生产下降，交通运输不畅，市场供应日渐紧张，如，北方城镇冬季取暖用煤量减少。1968年城乡居民棉布定量供应，全国平均每人只有9尺，比1967年减少4.6尺，如没有积储，则下降得更多。再加上废除奖金制度、计件工资等，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了。
“九大”后的一段时间，全国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工作取得一些进展。1969年基本上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国民经济开始有所好转。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8年增长23.8%。1970年的发展更快，不仅比1969年有较大的增长，而且达到并且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这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7%。一些重大工程和科技项目取得了成就。1970年4月，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同年7月，全长1083公里的成昆铁路通车。
但由于受到“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1970年以后经济工作又出现了一些问题。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是在强调“备战”，要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计划安排过猛过急，片面追求生产的高指标和高积累。作为贯彻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的1971年年度计划，则具体要求：狠抓内地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大办农业，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要大打矿山之仗；发展科学技术，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年度计划继续突出发展重工业，基本建设指标定得过高，基建规模安排过大。当时国防工业的不少项目，盲目地根据林彪提出的“靠山、分散、进洞”的错误方针，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和费用，造成很大浪费。加上1970年年底已暴露出来的建设中存在的矛盾：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都很紧张；基建规模偏大，项目过多；企业产品质量下降，设备失修等等未能及时予以解决，故1971年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失调。具体表现在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1971年基建投资总额达到340.84亿元，迫使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70年的32.9%上升到34.1%，突破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随着基建规模的扩大和重工业的急速发展，职工人数达到5318万，超过原计划两倍多，随之工资总额和粮食销量大大提高。1971年出现的“三个突破”，即职工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三个突破”引发了市场紧张，货币回笼困难，银行增发钞票又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系列恶果。
鉴于此，周恩来在1971年底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了整顿企业管理的任务。全国计划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会议纪要》里确定了整顿企业管理的措施：要求加强统一计划；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要抓产量、品种、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等七项指标，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落实党对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会议纪要》由于受到张春桥的阻挠，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它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作用。
1972年对“三个突破”虽采取了措施，但未能彻底解决，相反继续有所发展。到年底，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比上年分别增加292万人、38亿元，粮食销售额达到927亿斤，比上年增加72亿斤。为解决粮食销售量超计划所造成的困难，除进口粮食外，还动用了国家的粮食库存，出现了当时人们所说的“一个窟窿”的问题。
1973年1~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针对“三个突破”“一个窟窿”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会议对原计划作了调整，把钢产量等高指标减下来，同时决定加强农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节约国防和行政经费支出，精简职工，1973年不再招工等。这样“三个突破”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经济领域存在的其他问题，如企业管理混乱，1972年出现“三个100亿”（即工业利税少收一百多亿，工业流动资金多占一百多亿，基本建设尾巴拖长一百多亿）问题；不少企业对执行国家计划很不严肃，任意中断协作关系；农村刮起的“穷过渡”“割尾巴”“扩社并队”“分光吃净”等歪风，由于采取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坚持统一计划和加强纪律，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措施，使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在周恩来的筹划下，经过1972年和1973年两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财政收入结余4000万元。1973年是这几年中国民经济形势发展最好的一年。但由于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关于反林彪极右的错误，把周恩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政策诬之为“黑线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国民经济好转的势头又被打断，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状态，国民经济急剧下降。经济形势的恶化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75年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进行全面整顿。首先整顿铁路运输，为全国工业交通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接着整顿工业，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此基础上开始整顿农业、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全面整顿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促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可是好景不长，到年底形势逆转，使得经济形势重新恶化。1976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由上一年的11.9%下降到1.7%，国民收入则比上年下降2.7%。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绝大多数没有完成计划指标，投资效益也是历史最差的年份之一，并且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全国经济建设处于混乱和倒退的状态。
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经济工作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某些领域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石油、化肥、化工、化纤、钢铁、机械煤矿、电力企业（如大庆、大港油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等）。其中原油产量1976年达8700万吨，相当于1965年的6.7倍，成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建成了成昆、湘黔、焦枝、太焦、枝柳、襄渝等内地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等。
三、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事业的严重破坏和艰难发展
“破四旧”是“文化大革命”用以开路的急先锋。1960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提出了“破四旧”的问题，就是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在会上林彪大肆煽动，要求全国人民都要支持红卫兵小将，号召把“破四旧”的运动进行到底。经他这么一煽动，“破四旧”的烈火立即从北京烧起，烧到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以及全国的大小城镇、穷乡僻壤。
首先起来“破四旧”的当然是北京的红卫兵。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新闻。翌日，全国各大报纸全部刊登了新华社发出的新闻消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还专为此事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这两篇社论不仅给学生的行为冠以革命的桂冠，而且把“破四旧”推向全国、推向高潮。剧院成为学生袭击的首选目标，于是剧本被烧了、道具被砸了、戏服被毁了，许多著名作家、著名演员被戴了黑帮分子的高帽子、牛鬼蛇神的大牌子，然后游街、示众、批斗、毒打。接着，“破四旧”的锋芒又指向文艺界，数以万计的著作被打成“封、资、修”的标本而勒令焚之。不久“破四旧”扩展到寺院、道观、庵堂、教会、修道院，这些地方几乎都成为袭击的目标。僧、尼、道士被赶出寺院，强迫他们还俗。北京的香山、碧云寺、卧佛寺、八大处都成为“破四旧”的对象。我国三大艺术宝库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敦煌石窟均遭受不少损失。四大名山、五大名岳上历代兴建、保留下来的文化遗迹，不同程度地都被破坏。西岳华山原有5个山峰，各峰上都有金碧辉煌的建筑物，东峰是“文化大革命”前被毁，北峰、中峰、南峰被红卫兵付之一炬。著名的洛阳白马寺被全部捣毁，山东曲阜的孔府、孔林、孔庙虽经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得冲袭，但还是遭到破坏。“破四旧”的最高潮是抄家，民主党派、统战对象、名艺人等都成了被抄的对象。
我国教育在10年动乱中不断遭受破坏和摧残。建国初期的17年，我国教育是有重大成绩的，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和各条战线所需的建设人才，教育方针和制度基本是可行的，也有缺点和不完善之处需要继续改革。但是毛泽东对教育战线的缺点和错误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教育大权不在共产党手里而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1966年5月7日他在关于解放军从事生产劳动的一个报告上批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夺回学校的统治权是当务之急，也是教育革命的当务之急。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传达贯彻，大中小学的文化革命正式开始，除小学生不能、也没有能力进行文化革命外，中学、大学的学生便逐渐起来大规模地批判资产阶级，开始停课闹革命。于是一大批教师、教授、专家、学者被学生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以及各种名目的分子。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斗争的大方向是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充满革命狂热的广大学生又把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小领导们一个个拉下马来，冠以“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叛徒”“特务”等名称，挂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游行、批斗、关牛棚，给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高校教育革命第一个“成果”，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66年7月正式公布的高校招生制度，取消考试，改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实际上是停止招生，这一停就是4年。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创了向“走资派”夺权的样板，于是各大中学校立即效法，纷纷进行夺权，把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的教育大权夺了回来，这是教育革命的第二个“成果”。夺回了的教育大权由造反派、革命教师、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革委会来掌握。但新成立的这个革委会恢复不了教学秩序，学校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实行革命派的“大联合”，但是没有人听，各校内战越打越大，武斗愈演愈烈。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丝毫未能起到作用，直到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不得不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之后，工宣队纷纷进驻全国各大中学校，接管了学校党、政、财、文一切大权。8月26日姚文元受命写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文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此后，贫下中农接管了农村的学校。工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学校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大步骤，也可以说是教育革命的“新成果”。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便开始把广大教师视为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对教育事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与此同时，那些数以千万计的“老三届”高中学生，在当了一段备受青睐的红卫兵小将之后，现在需要接受再教育了，他们既无学可上，亦无业可就，暴露出我国教育革命的新危机。作为解决这一危机的对策，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几千万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粉碎林彪集团后，我国教育出现了一线生机，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开始了纠正“左”的错误的努力。他提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专长，保证教师必要的教学时间，恢复学术界的“双百”方针，中学毕业生有些人可以不上山下乡就直接报考大学等，但“四人帮”却横加阻拦。他们树立张铁生，煽起了否定学习科学文化重要性的歪风邪气。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为避免教育危机拖住中国现代化的后腿，邓小平强调学校要“以学为主”，然而“四人帮”却要批邓的“右倾翻案风”。教育战线上这个求治与谋乱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垮台。10年教育“革命”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到了一场浩劫，我国高校4年没有招生，6年没有按计划招生，12年没有招收研究生，也很少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教育队伍损失惨重，一大批教授、专家遭斗而致死、致伤、致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