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口岸作为中国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最早最多的城市，也以其独特的方式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起到了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作用。通商口岸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集中了西方商人开设的各种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也大都设立在通商口岸，这就使通商口岸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地和资本中心，同时也改造着通商口岸周围地区的经济，逐步地把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纳入商业化范围。另外，通商口岸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通商口岸城市的西式建筑，宽敞干净的街道，电灯、电话、自来水的使用，五光十色的舶来商品，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都使中国人通过通商口岸直接感受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世界，起到了现代文明的示范作用。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因此，最早受到外国商品冲击的便是五口通商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随着上海的开埠和外国棉纱、棉布的大量输入，上海及其附近的松江、太仓一带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据时人记载：“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福建、广东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西方机制纱、布以其低廉价格为武器，从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开始，逐步向中国内地推进，破坏着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在其他手工业部门，凡是受到进口工业品排斥的，如冶铁、制针、制靛等行业，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
在输入西方工业品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还从中国大量输出的、茶等农副产品。1842年~1846年，茶的出口增长一倍，丝的出口增长将近五倍。1846年~1856年，茶的出口又增长55%，丝的出口再增加三倍多。中国丝、茶的大量出口，一方面扩大了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作物的比重，另一方面又必然导致农业经济中自给自足比重的减少。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丝货出口激增，江苏、浙江一带的蚕、丝生产和上海附近的缫丝业迅速发展起来。杭、嘉、湖地区许多农家到19世纪60年代初已经“半以蚕桑为业”。茶叶出口的增加也促进了国内茶叶生产和制茶工场的发展。如福建崇安的武夷茶战前大多内销，战后通过福州、厦门、广州大量输出，茶商经营资本动辄百数十万元。福建、湖南的农民开始大量种植茶叶，通过茶贩运到通商口岸出卖，或者通过当地的茶商转卖给外国商人。这样，中国丝、茶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随着通商口岸中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中国土货的买办商人。19世纪40年代，买办商人的人数还不多，但已经开始在社会上发挥作用。由于他们与外国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益，同时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而受到了清朝地方官员的重视，开始参与处理中外交涉和地方事务。同时，随着外国商人在通商口岸设立近代企业，雇佣中国工人，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这样，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鸦片战争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商品，从中国购买农副产品，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逐渐破坏着中国传统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着新的变化，中国的商品生产开始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19世纪40年代、50年代，中国社会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思想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了社会危机的加剧，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实际问题，通过改革解决现实危机。这类主张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形成在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的经世致用思潮。正是在经世致用精神的推动下，鸦片战争之后，一批先进的思想家们才能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放眼世界，到西方去寻求国家富强的道路。他们的思想，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其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徐继、姚莹等。
林则徐被称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受命处理鸦片问题以后，为了寻求御敌之策，林则徐逐步改变了传统的观念，他开始主动地去了解西方，认识西方。敢于面对现实，注重对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以寻找解决方法。他组织人手，“采访夷情”，翻译外国报纸和书籍，译有《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内容包括新闻动态、对华评论、历史地理、经济律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
魏源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对当时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宋学（程朱理学）和汉学（考据学）进行了批判，主张变法，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鸦片战争结束后，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大量中外资料，完成了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在这部著作中，魏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和社会现状，同时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与抵御西方侵略联系了起来。魏源认为，西方的“长技”主要体现在战舰、枪炮、养兵练兵的方法等军事方面，主张建立造船厂、火器局，制造各种兵舰枪炮。同时他还强调要允许民间自由投资设厂，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富强国家。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称赞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和总统制，认为总统制打破世袭制和终身制，“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而实行议会制度，“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
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所表达的“师夷长技”的思想起了“床正比满、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它开辟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新方向，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徐继1848年撰成《瀛环志略》10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对中国了解较少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所记述。时人往往把《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相提并论。徐继在书中介绍了英国的两院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并称赞了美国的总统制。他说：“米（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瀛环志略》问世以后，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姚莹多年研究各国情况，关心边疆问题。1845年出版了《康纪行》一书，不仅对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等作了考察，而且对英、俄等国的情况作了探讨。书中揭露了英、俄侵略中国的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他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同时还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林则徐、魏源、徐继等人的思想代表了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新趋向，他们继承了鸦片战争之前的经世致用思潮注重实际和要求变革的思想主张，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造就的新局势，发出了要求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呼声。他们的思想主张开启了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序幕，对后来的洋务思想和维新思想的产生都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
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封建帝国，与周边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而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以封贡制度为交往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天朝大国与藩属之间的封建关系。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了朝贡制度。它最初是特指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交往的模式，其后被运用到处理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层面，再后来被推广到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又推广到同一切来访的国家，包括同近代西方国家的交往方面。历代中国封建王朝用这种制度维护其“天朝至尊”的地位，而把朝贡国视为藩属。15世纪、16世纪，明朝开始将外商当作朝贡使团来接待，将外商来中国进行贸易与朝贡联系起来，又将朝贡关系同“册封”朝贡国君主联系起来，结果形成了封贡关系。清朝建立后，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欧洲、俄国等发生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联系。但由于清王朝持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视周边国家为蛮夷之地，朝廷以“怀柔远人”为国策，惟望“四方来朝”。因此，清末以前的中国政府从无外交部一类的外交机关，在清代前期分别以礼部和理藩院来处理外交事务。1764年编纂的《大清会典》不仅列举了朝贡国，还对各国朝贡的时间及手续作了严格规定。这种朝贡关系既不同于近代的那种负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又迥异于西方的殖民主义。中国封建王朝并未出兵占领也未干涉其统治，只是对周边国家现存的政治态势予以一种高姿态的认可，而且诸小国处于依附地位反而享受到了馈赠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特权。“这种国际秩序本身的扩大和缩小，不取决于周边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取决于中国封建王朝‘德化’力量的大小。它显示出的向外扩张倾向，只是偶发性的现象，并不具有随着时代的进展而继续加速扩张的性质。”
随着西方殖民国家向东方的扩张和殖民，中国封贡体系不断受到冲击，最后随着中国的衰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逐渐疏远和中断，中国的封贡体系也随之崩溃。
（第二讲）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外交
一、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在中国已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反动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这是促成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基本原因。其中最主要和直接的表现是阶级矛盾的激化，所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主要还是一场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基本上还属于旧式农民战争，不过也因为和外国的侵略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使这次革命又不同于以往单纯的农民革命。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广东、广西、湖南一带社会动荡特别剧烈，同时广东、广西一带连续发生天灾，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从而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
洪秀全，广东省花县人，早年受过正统的儒学思想的教育，他和所有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一样，抱着求取功名、跻身统治阶级的愿望，多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每次都名落孙山。15年的坎坷和挫折，使他痛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正。再加上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州地区激荡着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风云，不能不引起洪秀全的震动和思索。1843年洪秀全从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中得到启发，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同中国农民中流行的平均主义思想相结合，将罩在宗教救世主意识下的叛逆思想，发展为明确的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抱负。1843年他与冯云山等人深入劳苦群众中，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在紫荆山及其周围一带组织了几千人，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拜上帝会是一个以宗教为形式的农民革命组织，其基本队伍是农民，还有矿工、运输工人、小贩以及无业游民等，此外还有一些农民知识分子和家境富裕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参加进来。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先后入会并成为核心人物。此后，洪秀全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在浓厚的宗教色彩下提出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论，阐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拜上帝会会众两万多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终于爆发了。金田起义后，洪秀全挥师东进。9月太平军攻克广西省永安州。在永安太平天国进行了政治、军事建设，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冀王。同时制定了《太平礼制》《太平官制》《太平军目》等各项制度，颁发天历，下令蓄发，确定军队供给方针。永安建制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规模。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桂林。随后进兵湖南，并明确了离开两广，进军南京的战略目标。1852年底，太平军分水、陆两路挺进湖北，1853年1月占领湖北省武昌，此时太平军总数已达50万人，声威大震。随后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攻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1853年3月19日一举攻克江南重镇、两江总督府所在地——南京。29日洪秀全入南京城，宣布南京改名为天京，成为太平天国的首都，至此正式建立了一个与北京清朝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进占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进入了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