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对袁世凯的卖国独裁统治早就不满，袁世凯窃国称帝的罪行暴露后，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对。1915年12月，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在云南起义，举起了反袁护国的旗帜，发动了护国战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运动中，日本帝国主义看到袁世凯即将垮台，转而支持段祺瑞，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称帝也采取暧昧态度。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内部这时也发生分化，冯国璋等还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在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
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集团四分五裂。当时在北方的主要军阀有：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控制着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而且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权，势力最大；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拥有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之地，势力仅次于皖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控制着东北地区，在皖、直两系中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此外，还有控制山西的阎锡山和控制徐州一带的张勋等军阀。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也都处在军阀的统治下。其中较大的军阀有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滇、桂两系军阀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扶植，和北方的直系军阀比较接近。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张在华势力，各自寻找新的代理人。各派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各自寻找能为自己撑腰的帝国主义宗主国作为靠山。于是中国便形成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
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了国会和《临时约法》，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会恢复后即着手制定《宪法》。当时在国会中，议员居多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等组成了宪法研究会，俗称研究系，支持段祺瑞的统治；国民党人张继等一部分议员则组成宪政商榷会，亦称商榷系，主张把《临时约法》作为制定宪法的基础。段祺瑞由于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而把黎元洪视为傀儡，并勾结研究系，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和副总统冯国璋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商榷系，与段祺瑞对抗，形成了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
191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极力鼓动段祺瑞政府对德国宣战。段祺瑞也想借机取得日本借款，扩大本派系势力。而美国看到日本的阴谋，又怂恿直系军阀反对参战。段祺瑞见参战目的未能达到，便组织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督军团，逼黎元洪同意参战，并通电要求解散国会。恰巧这时段祺瑞以允许日本训练中国军队和控制兵工厂等条件向日本借款的卖国行为被揭露出来，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黎元洪利用群众的反段情绪，在英、美的支持下，免除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
段祺瑞十分恼怒，跑到天津成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唆使皖系、奉系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并积极准备进兵北京。黎元洪无计可施，于是请自成一派的张勋出面调停。张勋是一贯主张让清王朝复辟的封建军阀，段祺瑞暗中支持张勋的复辟活动，让他赶走黎元洪并解散国会，然后自己再以“反复辟”的名义进行讨伐，把失去的大权重新夺回。1917年6月，张勋以调停直、皖争执为名，通电要黎元洪解散国会，随即亲率5000“辫子军”入京，逼走黎元洪。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张勋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和解散国会的目的都已达到，于是也宣布反复辟，组成“讨逆军”进攻北京。这样，张勋导演的这出复辟丑剧，仅仅12天，就迅速破产了。
段祺瑞赶走张勋后，即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又一次出任国务总理。他废弃《临时约法》，并另组临时参议院来取代国会，实行专制独裁的军阀统治。冯国璋继任了大总统职务，但势力远远比不上段祺瑞。段祺瑞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纷纷起来反对其破坏民主共和、出卖主权的罪行。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临时约法》和民国元年召开的国会（被称为旧国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民国的象征。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拒绝恢复旧国会的蛮横行为，使孙中山更是深恶痛绝。但孙中山苦于自己手里没有实力，又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工农民众，于是不得不依靠军阀反对军阀。1917年7月，孙中山偕同部分旧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南下广州，联合桂系（陆荣廷）、滇系（唐继尧）等军阀，于8月召开非常国会，建立了反对段祺瑞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并被选举为大元帅，举起了护法斗争的旗帜。
其实，此时《临时约法》和旧国会，早已不为人民所重视，“护法”已起不到动员人民革命的作用。而南方的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本来就不是真心“护法”，而是企图借助孙中山的名望，与段祺瑞对抗，以巩固和扩充自己的地盘。当他们与直系军阀勾结，有了共同对付皖系军阀的实力后，于是他们便处处排挤孙中山。孙中山无法实现其护法的主张，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轰动一时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加剧，它们各自的代理人直系军阀和皖系、奉系军阀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军阀头子们为了扩大各自的势力和统治区，不断动用武力，互相厮杀，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混战。1920年的直皖战争就是当时首次这类规模较大的战争。
1918年10月冯国璋的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指使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的选举。结果冯国璋被挤出总统府，徐世昌当选为下届大总统。冯国璋下台后，曹锟、吴佩孚成了直系军阀的新首领。段祺瑞一方面利用“安福国”会指挥内阁，排斥直系势力，另一方面纠集其设立的边防军向外蒙、西北扩张。这不仅引起直系军阀的严重不满，对奉系军阀也造成不小的威胁。从而促成了直奉两系联合反段的形势。直系还与南方桂系联合，订立反段军事同盟。直皖矛盾越来越尖锐。
1920年3月中旬，作为讨伐西南时的前敌总指挥吴佩孚，发表反对皖系的宣言。4月9日，直系又以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暗中组织八省（直、苏、赣、鄂、豫、奉、吉、黑）督军联盟，以共同对付皖系。时为大总统的徐世昌因感皖系军阀的威胁，借直奉联合的声势，于7月4日免去皖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皖系因担心这种举措会使他们失去现有实权，便决定先发制人，对直系发动战争。7月8日，段祺瑞在京召集军事会议，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以讨伐曹锟、吴佩孚，同时入总统府胁迫徐世昌免去了曹、吴职务。7月10日，皖系下达了总攻击令。7月12日，曹锟、张作霖联名通电讨段，13日，吴佩孚通电直斥段祺瑞为卖国汉奸。14日，直皖战争爆发。双方军队混战于河北境内。19日，已丧失了武装力量的段祺瑞，不得不自请免去本兼各职。此后，奉直联军随即进驻南苑，办理军事善后，直皖战争宣告结束。
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月，北京政府在直奉军阀的支配下，发布了一系列命令：撤销段祺瑞政府过去对曹锟的处分，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废除边防军，解散安福俱乐部，惩处徐树铮等10人，皖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而北京的中央政权也就从皖系手里落入了以直系为主的直奉两系军阀的手中。
直皖战争后，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直奉两系争先恐后地收编皖系残军，激烈地争夺内阁席位和各省地盘。直奉双方争夺中央政权的斗争尤为激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1920年8月靳云鹏出来组阁。由于靳的态度接近直系，张作霖便以“征蒙”为名赴京，迫使靳内阁辞职。1920年12月，亲日的梁士诒内阁成立。梁士诒一上台，就下令赦免皖系残余势力，并克扣直系军饷，这一切都引起了直系的不满，同时其种种卖国行为也被直系抓住了把柄。在全国一片声讨中和直系军阀压力下，1922年1月，梁士诒被迫辞职。梁内阁的倒台，成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奉系战败，北京政权完全落入了直系军阀的手中。张作霖率奉军退到关外自保后，在日本支持下准备随时再同直系决战。
直系军阀打败奉系，掌握北京政权后，野心极度膨胀，一心要实现武力统一全国的梦想，以建立全国的直系军阀专政。但为了稳定其统治地位，起初不得不做了些装点门面的工作，制造维护“法统”的假象，即恢复民国初年的旧国会和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但是，当直系军阀认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定时，便撕掉了所谓法统重光的假面具，于1923年6月驱逐了黎元洪。接着，曹锟、吴佩孚即展开争当总统的明争暗斗。9月10日选举预选会上，曹锟通过贿选爬上了总统宝座，10日曹锟就职并颁布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
直系军阀为了实现其武力统一和稳固其统治地位，不惜以大量拍卖国家主权的办法来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求得列强的支持和帮助。对国内人民群众却是采取残酷的高压政策。他们钳制舆论，在京沪各地查禁进步报刊，迫害进步青年学生，以武力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了实现武力统一，直系军阀加紧秣马厉兵，一面积极准备打到关外去，消灭奉系，一面又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粤系军阀陈炯明，对抗孙中山的北伐，指挥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攻掠福建、广东、四川和湖南等地，制造了连年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反对。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准备继续领导革命。1920年10月，拥护孙中山的粤军驱逐了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由桂系操纵的军政府也随之瓦解。广东军民欢迎孙中山回粤主政。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开始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年5月，广州的非常国会召开会议，议决成立正式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兼陆军大元帅的名义，正式再度举起护法的旗帜，积极筹备北伐，以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但是，当1922年5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竟被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收买，在广州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妄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依靠还拥护他的部分海军与叛军对峙，同时手令进入江西的北伐军回师靖难。后因局势无法挽回，孙中山不得不于1922年8月9日再次离开广州，退避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风气有很大的改观，高涨的爱国热情、提倡国货和振兴实业，相互交融，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潮流。与此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地位大有提高，许多工商界人士参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政策的制定。
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北京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及各种法令、条例。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内容：第一，保护工商业。工商部先后颁发了许多条例，如《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等等，对工商业的规范和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吸引投资。北京政府鼓励私人和华侨投资，取消了清末存在的一些封建专制垄断权。财政部还拟订了海外汇业银行则例，以利于华侨的汇兑放款和吸存各种款项、期票等业务。第三，提倡国货。为了加强民族工商业的对外竞争能力，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农工商部对某些工业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一定帮助。1914年，政府先后组织各省工商团体携产品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大正博览会和在巴拿马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中国产品获得多项大奖。1915年10月，农商部又在北京举办了规模浩大的国货展览会。此外农商部还成立劝业委员会，附设工业试验所、工商访问所及商品陈列所。第四，鼓励垦荒。1914年3月，农商部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规定“凡国有荒地，除政府认为有特别使用之目的外，均准照人民按照本条例承垦”。同年11月，农商部又颁布了《边荒承垦条例》，以便利边疆垦荒与开发。第五，疏通金融。为了安定金融和票据市场，政府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制定了《商业银行暂行则例》，以使经营者有所遵循，监督者有所依据。此外，政府批准了一批新式银行的设立，以活跃金融市场。第六，统一度量衡，推行新币。1914年3月，北京政府颁布《权度条例》，规定“权度以万国权度公会所制定依铂新尺、新原器为标准”。为照顾各地的传统习惯，让人们逐渐适应，《权度条例》又将权度（度量衡）分为“营造尺库平制”（旧制）和“万国权度制”（国际通用标准）两种，并行使用。针对货币流通紊乱状况，1914年2月7日，颁行《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的铸造发行权归政府，“国币”的基本单位是“圆”，每“圆”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标准，“圆”以下的辅币单位分别有半元、二角、一角；镍币有五分；铜币有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新的国币成色较高，信誉很好，畅行各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起着主币的作用。
除了上述政府法令之外，政府还颁布了《森林法》《狩猎法》等，以保护森林牧场和稀有动物。这些政策法令的颁行，显示了时代的进步，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由于北京政府的实权控制在封建军阀手中，他们对内代表地主豪绅的利益，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加上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连年混战，使新建的民国并无民权和真正的法制可言。因此，上述政策法令往往形同废纸或仅仅是政府的招牌幌子，甚至有的还成为北洋军阀掠夺百姓的借口。与此同时，各地厘金捐税繁重，金融和市场难以统一，原本落后的交通亦严重受阻。这一切不仅妨碍了工业原料的取给，也妨碍了国货在市场上的推销和出口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洋货的竞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发展良机。但即使在此时，日美两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乘机加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回复到较战前更加严重的局面。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