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满洲文化造就了康熙的勇武和进取精神，蒙古文化又练就了他的高远与大度的品质，汉族儒家思想的熏陶出他的仁爱与与韬略，他的开放与创新精神则是受了传教士西方文化的影响。康熙博取众长，养成了博大而深厚的文化素养。
康熙不但熟读传统文学经典，还特别崇尚自然科学，以致如此身体力行。《康熙起居注》中记载：其祖母恐其苦读有伤身体，曾加以劝止说：“贵为天子，岂欲应主司试而勤苦乃尔？”但康熙嗜读不辍，《清圣祖实录》记载：“听政之暇，即在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骛。”自登基后，康熙一面忙于政务一面如此勤奋学习，甚至出现咯血，差点“过劳死”，长年如此，积劳成疾，对他的身体损伤很大。
§§§第三节 创设“博学鸿词科”，广纳人才
康熙执政生涯中，儒家思想是他的思想根基，他自五岁始就接受中华传统儒学思想的熏陶，从小就尊孔重道、读经论史视为自己的本分。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大儒，如李光地、张英……“博学鸿词科”的创设，更让京城内外人才荟萃于京，盛况空前。
康熙亲政期间，一直尊孔重道，对宋儒朱熹的理学思想推崇备至。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作为治国的根本良策。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康熙特设“博学鸿词科”，作为进士之上的高级科目，千方百计吸引明代的遗老及各种有影响的儒学名人参政。康熙皇帝下诏：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博，文藻瑰丽，追终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按察，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
这样的诏书一下，京城和各省的官员哪里敢有一丝怠慢，纷纷向朝廷举荐人才。到了第二年，即康熙十八年，一共推举上来的有名有才者一百多人齐集京城体仁阁参加考试。有很大一部分来参加考试的人，春天刚刚开始就到了京城，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这些名人学士的尊崇，说现在天气还很冷，不能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特意下令安排驿馆，清政府还给他们优厚待遇，除发往返路费、衣食费、柴炭银外，皇帝还亲自赐予了丰盛的宴席加以款待，让他们休息到阳春三月，才参加考试。
一眨眼，时间在雨滴声中悄然过去，阳春三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考试也在体仁阁里如期进行。这一天，康熙皇帝亲自主持考试，更神奇的是考试的题目只是一首诗和一篇赋，这么简单的题目，让这些本来就饱读诗书的名士才子信手拈来，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考试结束后，试卷也先呈康熙亲自阅览，再由阅卷官大学士四人共同审阅，提出录取人选后由康熙钦定上。这一次考试共录取了五十人，其中一等中就有汤斌、朱彝尊等人，二等中有李来泰、毛奇龄等人。均得以委以重任。一时之间，天下人才荟萃于京。
但是，在参加考试的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明朝官员们的后代，免不了心里记挂着前朝的事情，所以对现在的清政府有着抵触情绪。怀着这种抵触情绪，很多有才有能的人故意不好好地答题，试卷上漏洞百出。
据清朝一个叫陈康祺的人做的笔记，上面记载着说：明朝户部侍郎严一鹏的孙子严绳孙只是写了一首诗，而故意不把试卷做完。明朝御史彭孟宗的孙子孙遹还出言不逊，故意冒犯。还有朱尊彝、潘耒、施润章这些人故意把音韵和平仄搞乱。康熙皇帝在查看他们的考卷时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但是为了广泛招揽人才，康熙帝不拘一格，甚至还亲自阅卷，可见他的一番苦心。康熙皇帝看了这些丝毫也没有生气，也不去追究他们的故意怠慢。最后根据考试结果，录取了个二十个一等，三十个二等，这些人要么进入了翰林院去做编修了，有的到了国史馆中，去修订明史。甚至连选拔了但都不愿前来的杜越、傅山、王方毂这几个人，康熙皇帝也授予他们内阁中书的头衔，以表示对他们的尊崇。
高官厚禄使这些文人学士也逐渐放弃了反清的立场。连没有被录取的文人学士也不再以明代遗老自居了。
康熙皇帝为什么对他们能这样宽容，甚至连出言不逊的人他都不治他们的罪呢？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圣祖开博学鸿词科，概有其深意。”他说的这个深意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的时候，清朝的统治还很不牢固的，内忧外患，有一大堆的事儿等待处理。明朝遗留下来的老的官员或者是官员的子孙都抱着对清朝统治不合作的态度。那时西北的准格尔蒙古也虎视眈眈地威胁着清朝。西南又出了平西王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康熙皇帝在派出军队去平定那些战争和叛乱的时候，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他深刻地认识到，之所以这么多战乱，还有叛军，大家还非常响应，主要原因在于“德泽未洽”。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清朝政府的仁德和恩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汉族人也来参加科举考试，以便笼络这些有才能的汉族人的心。对那些汉族的士绅，特别是江南地方经济和文化都非常的发达地区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出来做官，为朝廷效力。正因为如此，康熙皇帝才会这样宽容大度，什么都不计较。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广揽天下所有饱读诗书的人，笼络他们的心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康熙录用的50个读书人里面，大多数是东南来的，光是江苏和浙江两个省就占了38个。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其实就是想笼络有经济有文化的江南硕学鸿儒。
博学鸿词科的开设，对当时很多文人墨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许多多的汉族人士对清政府的偏见和疏离慢慢消减了。他们纷纷到朝廷里当官，东南地区的人心就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康熙尊崇理学，士大夫亦以名节为尚。康熙执政期间，以清官辈出著称，于成龙、汤斌、李光地、张伯行、陈鹏年、宋荦、郭绣等都以造福百姓、清廉一生闻名于世。
正所谓自博学鸿词科起，“从此遗民不世袭”。 博学鸿词科的设立对清朝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和确保全国的稳定统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四节 木兰秋狝，军事训练
开辟木兰围场是清政府“肄武绥藩”，巩固北部边防的战略决策。在木兰围场，举行木兰秋狝，整军经武，此地成为当时除北京以外的、最重要的政务中心。
清军入关后，娴熟骑射的八旗子弟逐渐骄逸自安，耽于游乐，战斗力日益衰退。而当时的北方又战乱频仍，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沙俄重占黑龙江的雅克萨，又入侵喀尔喀蒙古色楞格河流域，煽动民族分裂；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察哈尔蒙古布尔尼叛乱，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漠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叛乱，进攻和硕特部，侵占青海，次年，又侵入新疆。并勾结沙俄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内忧外患给刚刚以“弓矢定天下”的清王朝笼罩了一层阴影。因此，整饬武备，团结蒙古诸部，巩固北部边防，成了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作为游牧民族的后代，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不放弃世代流传下来的骑射本领，更为了建设一支能征善战、勇于骑射之骠悍之军队。从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始，康熙就选中了这块南拱京师，北控漠北，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漠南游牧地，建立围场。这样既可锻炼军伍，提高战斗力，又可借助满、蒙民族围猎的活动，联络感情，加强团结，从而实现“以蒙古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安国大计。
康熙开辟木兰围场，依据古代天子礼制，天子诸侯如遇境内无患，每年将举行围猎。康熙建立了每岁行围制，名曰“秋狝”。《尔雅·释天》里云，春猎叫蒐，夏猎叫苗，秋猎叫狝，冬猎叫狩，四季各有专名。“用都统赵景处，以安不忘危，每岁秋冬校猎于塞上。”“木兰秋狝大典”就这样成为一项严肃的国家制度，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让后世永远遵行。通过校猎行围活动，训练八旗兵长途跋涉、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行军野战、严守纪律的能力。清廷能取得平定三藩、抗击沙俄、征剿准噶尔等的大胜利，与康熙每年要举行的围猎政策是分不开的。
“木兰”是满语，捕鹿时使用的一种工具，用嘴吹或吸，发出“呦呦”的鹿鸣之声，以引诱鹿类前来并将其捕获。后人将皇帝围猎的专用场地称为木兰围场，简称木兰。木兰秋狝一般于八月举行。皇帝亲率人马于五月或七月从北京启程。出古北口，沿线经由巴克什营、两间房、常山峪、王家营、喀喇河屯、热河、钓鱼台、黄土坎、中关、什巴尔汰、波罗河屯、张三营、济哈尔朗图、阿穆呼朗图等十余处行宫，供清帝途中小憩、食宿。这十余座行宫中以势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规模最大。行围前，皇帝先驻跸热河行宫。此时御行营护军先头到达围场，先择地形，于水草佳处建御营。于八月到达木兰围场。
康熙本人有着近乎狂热的狩猎嗜好。对于木兰秋狝的军事意义，他有过阐述：“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古北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并侵扰我内地扎萨至乌兰布通，朕亲率大军生征讨，噶尔丹败走。后又侵犯克鲁伦朕统兵三路并进，至昭莫多剿灭之。今策妄阿拉布坦，无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征发阿尔泰及巴尔库尔，两路兵进剿，策妄阿拉布坦闻之，心胆俱碎，乃遣大军前往，击败策凌敦多卜等，复取西藏，救士伯特于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绝域。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尔等诸臣、咸宜知之。”康熙还列举多次和准噶尔作战取得的胜利，认为即得力于木兰行围。一七二二年，康熙在最后一次木兰秋狝结束返回北京后对文武大臣说：“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者，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从小开始，康熙就在满洲侍卫默尔根的教练下，刻苦学习骑马和射箭。默尔根非常严厉，在康熙姿势、方法等方面稍有不当时，必定严厉批评，必须加以改正。正是在默尔根的严格训练下，使康熙的狩猎技艺炉火纯青，愈发精湛。这一点，在康熙晚年时还念念不忘。康熙四年、五年，年仅十二三岁的康熙就曾两度前往南苑校射行围。据《钦定热河志》记载，从康熙二十年正式建立木兰围场，至康熙六十一年的他去世前夕的四十二年中，康熙曾到木兰围场四十八次。跟随在康熙身边的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和作家高士奇的著作中，都有康熙狩猎的详细描述，对康熙皇帝的狩猎本领倍加赞赏。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的一次出巡中，康熙在一周之内打死八只老虎。康熙二十二年在巡游五台山的归途中，在路旁又打死一只猛虎。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也是个狩猎能手，但于康熙相比，仍然自愧不如。他认为康熙在狩猎方面有极深的造诣，神勇天赐，力能挽强，无论什么猎物，一入其眼，康熙皇帝往往都能一发射中。康熙狩猎，主要是使用火枪和弓箭，在他晚年，曾对自己的狩猎收获作过统计，共获老虎一百三十五只、熊二十只、豹二十五只、猞猁狲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只、野猪一百三十二头、鹿数百只、至于其他小型动物，难以统计，如有一次他在一天之内就射中兔子三百一十八只。康熙还最爱哨鹿。哨鹿是一咱诱猎鹿的方式。“哨鹿者，凡鹿始鸣，恒在白露后，效其声呼之，可引至。”哨鹿时，康熙先令侍卫将鹿群赶到深山之中，并让他们身披鹿皮，手举假鹿头，发出鹿的叫声，吸引大批母鹿靠近，然后再带弓发射，随即取鹿血饮用。据说吃了大补，可以益寿延年。曾随康熙多次围猎的大学士汪灏在他的《随銮纪恩》中，描绘了康熙围猎额勒苏台的情景：“午刻，天雨晴，旋止。见远山人行如蚁，渐出林间若黑线然。又见近山人马飞空下坡，如麻撒米。而连觉移动者为兵为骑，红白飘扬，星光不定者为旗为帜，往来若飞、时出时没者为鹿为麋。须臾，风荡云卷，围势已成，鹿纷驰四奔，突围欲出，则所至扬鞭呵止之，俄而黄纛从中来，皇上自山顶纵辔直穿场中，天威所临矢无虚发，有应矢即殪者，有带箭仍奔者，所获不计其数。”
每至行围季节，康熙总要亲自率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亲信侍卫、八旗官兵等数万大军，由古北口出塞，开赴木兰围场。浩浩荡荡，与行军无异。围猎场面，实际上木兰秋狝是清政府组织的一场颇有声势的军事训练活动，亦是与满、蒙等民族的联合军事演习。每岁行围，车驾人马数以万计，顿时塞外山谷，旌旗飘扬，人马浩荡，不见首尾。所经道路及一切事宜俱有章程，军纪异常严明。无论兵士还是宗室的贵族王公“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
木兰秋狝期间，皇帝会在围场随时宴赏随围的蒙古王公。秋狝结束，皇帝还要在东道张三营行宫或西道阿穆呼朗图行宫设宴蒙古王公官员及兵丁，并赐食物、布疋、绸缎、白银等。当地盟长则代表所属蒙古各部在驻地向皇帝进宴。宴会中，表演民族传统的诈马（赛马）、什榜（蒙古乐曲）、教駣（驯生驹）、相扑（摔咬）等节目。宴会将结束，当地盟长向清帝呈白马、白驼等，献“九白”之礼，表求对朝廷的忠诚。
通过木兰秋狝，密切、加强了满族与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盟，从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同时，通过木兰秋狝，清军的战斗力也有了提高。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零年），清军在康熙帝的亲自指挥下，在木兰围场北部的乌兰布通一举击败进行分裂活动的噶尔丹部。以后，清军在平定蒙族的封建割据、武装叛乱和抵制沙俄入侵的战斗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