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持续了几十年，共圈占汉族人田地22万余顷。圈占范围主要在直隶6府2州1县，共计77州县，方圆2000余里，少部分在山西之太原、潞州，山东之德州、徐州等地。所圈之地，最初为无主荒地，继之有主无主之地一体圈占；圈占还包括庐舍、场圃，使大批汉人地主和农民骤失家园，生活无着。后来，圈地所到之处，原来的主人立即被驱逐出去，房产田地被无偿占有，甚至妻子儿女都有被强行留下为奴为仆为妾的。
满洲贵族用圈占的土地设立庄园，赏赐王公勋臣，分给八旗兵丁。对王公勋臣的赏赐，按宗室、王公、官员的等级和所属壮丁数目，给以不同数量的庄田和壮丁地；八旗士兵按照“计丁授田”的原则，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使得他们可以依靠这些田土解决生活所需。
当时，中央政府下令，为了保证满、汉民众不至于发生纠纷，要将他们的居住地分开来，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务必根据土地质量，给那些土地被圈给满人的汉人以补偿。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由此，京畿地区大批人口流离失所，各种史籍中，充满了当地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记载。
清初圈地是野蛮的劫掠，致使百余万人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产，阻碍了社会进步。
与圈地相伴而生的，则是另一个社会现象，投充。所谓投充，指的是自由民投到满入门下充当奴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京畿地区曾经大量出现。中央政府听之任之，多尔衮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为贫民衣食开一条生路”。
实际上，真正自愿投充为奴的人很少，大部分乃是无奈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圈地令下，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再加八旗军兵的威势胁迫，可能还有逃避徭役赋税因素，只好投身为奴。满洲将士上至诸王贝勒，下至八旗兵丁，都以打仗为职业，一般不从事社会生产，他们在京畿地区圈占了大量田地后，继续推行辽东的编庄制度，役使奴仆壮丁从事生产。因有此制度，一些土地已被圈占但又不愿迁移的农民，也投靠了新的土地占有者。投充为奴之后，徭役赋税就可以豁免，至于其定额是否转嫁到别人头上，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满洲贵族和替他们管事的庄头，更以投充为名，强迫失去土地的农民充当奴仆。因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汉人不得不给满人种地、做奴做仆和当差纳税的局面。
据统计，当时投充人总数为9900丁，连同家口当有数万人。
这种生产关系较之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租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增强。遵化经过圈地和投充后，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彻底，根本没有剩余。如此，没有纳税的人丁，国课亏减，肥了私人，亏了国家，有人称之为“上下交困，莫此为甚”。
与投充相对应的一项恶政，则是逃人律。早在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女真人就曾经以暴力将大量汉族自由民转变为自己的奴隶。这些奴隶他们不甘忍受压榨，思家心切，大批逃亡。这些奴隶的逃亡，成为困扰后金政权与大清朝的一个大麻烦，当年皇太极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把大批逃亡汉人交还给明朝，不肯将他们遣返后金。如今，这种逃人现象愈演愈烈。顺治初年，甚至几个月间就有数万人逃走。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多尔衮谕兵部“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旗下奴仆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八旗生计，清廷为此制定了严苛的逃人法，设立督捕衙门，督捕逃人，惩罚窝主。
逃人法规定，查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原主。藏匿逃人者从重治罪，本犯处死，家产没收，邻里、甲长、乡约，各鞭打一百，流徙边远地区。
该法令的主旨在于保护满族人的财产不受损失，因此，就将惩罚重点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这些人不但自己会失去性命，就连左邻右舍的十户人家也都要被牵连同坐。
逃人律极为严酷，不少人家被牵连处死，家破人亡。
当时，还有一些满、汉流氓勾结起来，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实人家，然后，再以检举揭发相威胁，以敲诈钱财。史书记载说，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并且，花样翻新，到了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
逃人法颁布后，并未阻止奴隶逃亡，一些绝望的逃人，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自杀；还有一些强健悍勇的，他们逃回家乡藏匿或聚众自保，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逃亡的奴隶和投充者在编庄内形同牛马，没有生产积极性，畿辅地区的社会生产也因此受到影响。到了顺治六年，奴隶逃亡者极多，以至多尔衮发出了“逃亡已十之七八”的叹息。
平心而论，圈地对于当时处于征服者地位的满洲贵族而言，势在必行，投充法与逃人法也是满族当时所处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跑马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波及山东等邻省，投充为奴的汉人在全国范围内终究是少数，所以这三大弊政还是局部性的弊。引起最大范围内的反抗、进而造成无数杀戮的，是剃发易服。
所谓剃发易服，是指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满人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强迫全国汉人改剃满人发型、改穿满人服装的政令。
汉人历来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剃头剪发本是刑罚的一种，对犯了罪的人才用。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该族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
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剃发易服令关系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整个汉民族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
对汉人而言，衣冠发式，是民族文化的标志，意味着尊严、人格、生活方式与民族感情，这道法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广大汉民百姓的反抗。顾炎武《断发》诗说：“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表达了当时汉人的心声。
满汉在这个问题上的较量，引发了无数战乱。
早在满洲初建国时，皇太极就强令投降的汉人效法满洲人的发式，对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天聪五年（1631年）清太宗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
清政权还严厉禁止私藏明朝衣冠，不少人因为私藏“方巾”等明代服饰而被清政府扣上大逆罪名而遇害。满清大力推行满洲服饰，逼迫汉人穿马褂、长衫，戴瓜皮帽和类似于毡帽一类的帽子。而官场上则继承了明代的补服，朝服也行上衣下裳之制度。清朝历代皇帝都不遗余力的保护满洲服饰，说什么“满洲先民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守”、“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衣冠不可轻易”。就这样，“剃发易服”政策的执行与清王朝相始相终，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止。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多尔衮帮吴三桂抵御李自成的先决条件便是要他剃发；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为了不剃发而南逃，京畿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衮见到这种情形，自知操之过急，宣布收回成命，在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多铎打下南京之时，还贴出了安民告示：“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来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剃发令上的放松，一时为清廷收揽了不少民心，缓和了民族矛盾。
多铎文告里这个“无耻官员”，名叫孙之獬，他为了讨好满洲人，自行剃发，多铎鄙薄他的人品，加以斥责，其他汉大臣也不屑于他为伍，对他加以排挤讽刺。孙之獬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
多尔衮前时虽然嘴里说从此以后，汉人剃发束发自行决定，却并没有真正在这件事上就此放手，只是迫于形势，现在江南渐定，孙之獬的上书便成了导火线。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衮即遣使传谕给在江南前线统领大局的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还规定了严格的惩治办法：“……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
在多尔衮看来，满清的辫子绝不仅仅是一个发式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辫子其实就是“良民证”，是汉人降服的标志，剃不剃头，是敌我之间的区别，它的功能是“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剃头换装，可以让汉人在心理上认同自己身为满洲人治下之民，放弃他们的民族反抗意识和民族自尊。
汉族人尤其是读书人看来，发式与衣冠也不是小问题，而是做人的根本。
随着剃发令的下达，本来已经归附的江南，顿时斩木揭竿，纷然四起，杀官披甲，奋起反抗，安徽、山东、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因此而掀起了抗清斗争的汹涌怒潮。
这一道剃发令，在客观上促成了大顺、大西等农民军残部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抗清，形成了以南方为主的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入关之初，只用了短短一年完成的统一大业、大好形势，转瞬而过。摆在福临面前的，是烽火遍地，劳师糜饷，战事连年，国家经济与政治承受着极大的负担，顺治亲政后的三月初六日，召户部尚书询问国库情况，结果国库仅存银二十万两，而四月需支各官俸银就得六十万两，逼得福临只好动用内库银两补齐。
对多尔衮而言，这些引发无数战乱、葬送无数人命的政策，也有他的原因与理由。
满族人在刚入关时只有十几万八旗军，在辽东、辽西的满族人迁入关内后，也只有五十多万人口，而各地的汉人人口经过战乱还有5000万以上，如何尽快统治百倍于己的汉族人民，是一个摆在多尔衮等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剃发易服”就是他们选择的一个无比狠毒但却有效的方法。强迫各地的汉人穿满服，剃成满洲发式，就使得人们从外观上分不出谁是汉人，谁是满人，汉人在心理上开始放弃自己的民族尊严与自我认同；同时以屠杀立威，在“留发不留头”的清洗中杀戮了大量的潜在抵抗人员，使得汉人无法组织和进行有效的抵抗，进而巩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同时，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居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之深。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剃发令废除，不少人遂剪去辫子，但仍有如张勋等保皇人士，坚持留辫子并率领辫子军，以表示对清朝的效忠。
福临或许理智上也知道多尔衮的理由，但是，面对这么一个乱摊子，他还是会觉得烦恼并且不满：你应该处理得更好一点。
而他自己，当了这么些年的傀儡皇帝，却没有亲理过政事，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甚至连奏章都看不懂。当初，大臣们屡次上奏要求为皇帝请师傅读书学史，都被多尔衮以福临年幼为名拒绝。顺治自己曾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
这“茫然不解”的无措与狼狈，大概也是他对多尔衮残酷报复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福临是骄傲的，面对这个“民心不足恃、钱粮不足恃、兵力不足恃”的“极敝之势”，他决心用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来扭转它，造福天下，成就一代明君伟业。
§§§第二节 励精图治
1．苦学与纳谏
皇帝不是好当的，一个满洲人要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当皇帝，更不是件容易的事。光辉灿烂的汉族文化摆在面前，少年顺治做何选择呢？
福临幼年之时，多尔衮屡屡阻止他读书学史，满汉朝臣数次联名上奏，请选博学之士为幼帝讲经史、讲帝王修身治国之道，都被他搁置不理，导致亲政之初的福临看大臣所上的奏章时，茫然不知所云。
福临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透露出自己的无知，也不允许他安于听侍臣讲读奏章的可笑地位，于是自亲政始，他就发愤读书。他决心用自己的努力，来真正了解他的国家与百姓，从而找到最好的治国之道。
每天从辰时（早晨七点钟）到午时（中午十二点），顺治用来处理军国大事，之外的时间，他都读书不止，直到天黑。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玩心还重，常常读了就忘，为此他痛下决心，每天五更起床，对着空明广阔的天宇，强读硬记，非达到能够背诵的程度不可。就这样，他前前后后苦读了九年，曾读到呕血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