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资聪颖，贫家出秀才；剪辫子，训“潮勇”，走出抗争旧势力第一步；三堡学堂上“论兵”，将帅初露尖尖角，创新学，苦求知，都因信仰；追随孙中山，革命志不移。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的一个贫寒家庭里。
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是苦出身，他在雁洋经营小本生意，经常往返于南洋和雁洋之间，热情地为华侨和侨眷捎物送钱，传递信息。因为他心地善良，耿直厚道，办事周到妥帖，受到人们信任。母亲陈秀云纯朴贤慧，勤俭持家，慈爱子女，是雁洋的一个贤妻良母。
清朝末年，梅县地区遭到连年灾荒，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这种苦难的年代，尽管叶钻祥夫妇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叶剑英从懂事时候起，就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帮助看摊卖货，上山打柴。
叶剑英7岁那年，父母看他天资聪颖，便送他去读私塾。后来，随着新学运动的兴起，又转送他到雁洋怀新学堂读书。怀新学堂，顾名思义，好在一个“新”字上面，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唱游等等，学堂的先生也有思想新颖的年轻人。
贫家出俊才，叶剑英读书很用功。几年下来，他已经将《千家诗》、《百家姓》和四书五经类线装书背得滚瓜烂熟，还试着读《山海经》、《增贤广文》、《声律启蒙》等书籍，在知识的海洋中以巨大的求知欲去吸取营养。
1908年，叶剑英11岁。家境稍为好转，父母就送他到丙村的三堡学堂读书。新的环境，叶剑英学习成绩科科优良，尤其以作文见长。
这时，长夜如磐的中国，正在发生巨烈的震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向中国最后的一个统治王朝猛烈冲击。这种冲击波也来到了偏僻的梅州城。梅县参加同盟会的留日学生创办了《梅州杂志》，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同时把大批革命宣传品寄回梅县。同盟会的《民报》，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还有邹容的《革命军》等等，成了三堡进步师生争相传阅读的读物。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魂，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至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叶剑英读着这铿锵有力的文字，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决心像邹容那样做一个革命的“马前卒”。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像潮水般地涌进了三堡学堂的大门，在进步师生中间激起了无数的浪花。当时的校长谢鲁倩和教师林修明都对叶剑英的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叶剑英带动同学们剪掉了头上的辫子，掀起了剪辫子的风潮。剪辫子的风潮，使叶剑英壮了胆，向旧势力抗争跨出了第一步。
当时潮州府的清兵经常到三堡学堂所在的丙村镇上为非作歹，勒索财物，弄得鸡犬不宁，知州知晓，也不闻不问，反说刁民恶人先告状。三堡学校校长谢鲁倩带领以叶剑英为首的进步学生，团结镇上的乡亲们，狠狠地将“潮勇”们教训了一顿。从此，潮州府的清兵再也不敢轻易乘船到丙村骚扰了。教训“潮勇”的义举，使叶剑英更坚定了同旧恶势力作斗争的决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三堡学堂的师生们，跳跃着，欢呼着，庆祝革命政权的新生。
进步的教师眉飞色舞地给学生讲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详细经过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并根据新局势，出了一道作文题：论兵。叶剑英沉思了一会儿，想到老师平素讲的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战争和武昌起义的激战，想起读过的论述辛亥革命的文章，顿时思路大开，开宗明义地写道：“兵之物，大矣哉!”接下去，列举许多历史事实和辛亥革命由失败到成功的例子，说明军队的重要。这一篇作文，又被老师当作范文拿去“贴堂”。这一年春天，叶剑英以全校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了。
毕业当年，叶剑英考入了梅县务本学堂。这是由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学校，不受官方限制，自由空气浓厚，教师和学生接受外界新鲜事物，关心政局变化，思想很活跃。那时学校特设“演讲会”，每周一次，让学生发表演讲，练习口才，交换知识，叶剑英对“演讲”抱有极大兴趣。由于他品学兼优，在同学中很有威信，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会长。
很快，学校里进步的、清新的空气就被窒息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中国封建买办势力开始复辞，进入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时期。
1912年冬，北方的寒流向南方袭来。梅县的临时县议会，决定将务本学堂改为官办，并派来了官方校长。这个校长，推行腐败的教育制度，一扫务本中学的革新气息，对进步师生进行种种迫害，歧视排挤贫家子弟，任意体罚和开除他们。这种现象，激起了进步师生的极大不满。
此时，进步教师在地方贤达的支持赞助下，正在筹办梅县私立中学。叶剑英在进步老师的帮助下代表学生会，联合六、七十名同学，闹起了反对省办中学和官派校长的学潮。省教育司强行禁止，并派来了守旧派的新校长，进步师生忍无可忍，毅然冲出校门，到“东山书院”，建立“私立东山中学”。就这样，一所代表社会新思想、追求理想进步的新学校，在风风雨雨中诞生了。
创业方知处世难，叶剑英深知东山中学得之不易，更加珍惜时间，加倍努力读书，求取知识，注意锻炼身体，争取全面发展，准备学成之后，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做贡献。
1915年，秋去冬来，北风劲吹。眼看东山学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
身为学生会长的叶剑英在准备迎接毕业考试，同时也在为筹办编辑这一届毕业生《同学录》忙碌着。一切就绪之后，同学们委托他来写一篇“序言”。按理，这篇领衔之作，应该由校长和教师来写。叶剑英和学生会的理事请求多次，校长和老师认为叶剑英才学高，文笔好，最后还是落在他的头上。
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期间的叶剑英。冥冥长夜，叶剑英坐在一盏油灯下，握笔沉思，写下了一篇火热的文字：
“声华之友，以利相交，见利则争先，利尽交疏。道义之友，团结不懈，成则为周武三千，败则为田横五百，可常可变，可生可死……”
“他日东西异地，南北异途，显晦异时，荣枯异遇，回忆东山风雨，渺若江河。”
1916年秋，叶剑英为谋求生路，漂洋过海，到达马来亚西怡堡，寄居在伯父家里。堂兄叶宜相带着他到处找事做，但求告无门，屡遭白眼。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云南督军唐继尧为扩充实力，派人赴南洋宣抚华桥，并招些华侨子弟回云南讲武堂就学。叶剑英毅然报考被录取，于1919年夏回国，进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炮科学习。
叶剑英在学校勤学苦练，成绩优异。他不仅炮科学得好，对其他的军事课目学习也很努力，尤其对战术、兵器学、枪剑术更是苦心钻研，学有所得。
在云南讲武堂，尽管学习空气沉闷，叶剑英还是尽量与外界取得联系。关心政局，准备学成报国。
1919年底，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回到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
当时，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曙光。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不屈不挠地继续领导民主革命。叶剑英对孙中山这位伟大革命先驱提出的革命政纲及其革命精神十分敬佩。但不料当他回到广东时，孙中山早已被桂系军阀排挤到了上海。后来，他打听到在福建有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便星夜赶往漳州，投奔“援闽”粤军，在总司令部任见习官。“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多次敦促下，于1920年8月，率“援闽”粤军回粤，进攻桂军，叶剑英被派往汕头地区策动刘志陆部队两个炮兵连起义。以后，他又前往香港，协助孙中山的代表吴铁城、陈策等，做护国军第二军师长陈得平的工作，使陈得平率部起义参加驱桂战斗。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留在军政府副官处工作。1921年4月，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后，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积极准备北伐，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实现民主共和。叶剑英作为大总统的一个随员，与大总统孙中山一起到广西桂林，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后来他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经梧州东下广州。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公然举兵叛变，指使叛军数千人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越秀楼住所。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化装脱险，到达长堤码头江防司令部。叶剑英和江防司令陈策等人护卫孙中山，登“宝璧舰”避难，随后孙中山亲自率领舰队从黄埔向广州附近的白鹅潭挺进，打击叛军，并且邀请云南讲武堂旅粤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引起了广泛反响。
在孙中山广州蒙难55天的日子里，叶剑英始终忠于职守，率领士兵护卫着这位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临危不惧，威武不屈，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教益。
孙中山离开广州后，叶剑英避居香港。1922年秋天，他从香港到福州，参加许崇智领导的北伐部队，后被委任为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于1923年随军入粤，参加讨伐陈炯明作战。在孙中山指挥下，叶剑英协助八旅旅长张民达频繁战斗在惠州、博罗一带，特别是反攻泰美之役，给敌军以致命打击，受到孙中山的褒奖。
文武兼备之才，受托筹办黄埔军校。事无巨细，每必躬亲，最有威望敦言之，参加两次东征，平定香洲反革命政变，频立战功。
1924年春天，孙中山根据过去几十年革命的经验，决定另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指派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委会委员长。
蒋介石当时虽被委派担任军校筹委会委员长，但真正负责实际筹备工作的是廖仲恺。廖仲恺从粤军中物色军事人才参加军校的筹办，王柏龄、邓演达推荐了年轻有为的叶剑英。廖仲恺早已听说第八旅参谋长叶剑英是文武兼备的将才，欣然同意调他前来。
正当邓演达、叶剑英等人起劲地为筹备军校日夜奔忙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忽然来到筹备处，召集大家开会。他故意拉长声调、一板一眼地说：“本人奉蒋委员长命令，特意奉告诸位，军校从今天开始停办。”
叶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座的同志眼望着这个突如其来的使者，半晌没有吭声。
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邓演达一向正气凛然，不苟言笑。这时面色严肃地说：“请问，蒋先生这个决定，总理和廖先生知道吗？”
王登云傲气十足，不屑一顾：“这个无可奉告，本人的职责只限于传达命令。”
叶剑英站起来，打量了一下众人，气愤地说：“王秘书，停办军校是件大事，究竟为什么停办呢？请你向蒋先生传达我们的意见，要求他将此决定转报大元帅。创办军校是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宜任意宣布停办，再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使不办了，也要说个明白才是。”
众人听了，觉得理直气壮，同声附和。
王登云觉得理亏，避开正题，用坚定的语调说：“现在蒋委员长已经离开广州。军校不办是肯定了，没有什么好议论的。筹备处马上解散。委员长走前交待，参加筹备的同仁一律发给遣散费。”
邓演达和叶剑英交换了一下眼光，提出抗议：“王秘书，此事事关重大，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停办散伙!”然后向大家说；“请诸位暂留一步，即使要停办散伙，有些事情也要从长计议，不必这样匆忙嘛!”
王登云觉得十分尴尬，夹起皮包，溜之乎也。
停办军校，筹备处散伙，像一阵旋风在广州和黄埔岛的上空刮起来，一时弄得人心惶惶。邓演达、叶剑英等人摸不清底细，经过商量，觉得此事颇有蹊跷，决定请示廖仲恺。不料廖不在广州，去香山县参加农民代表会议去了。他俩只好回来做大家的工作，稳住情绪，坚持照常筹备开学事宜。
廖仲恺从香山县回来以后，叶剑英等去见廖仲恺，问他怎么办，他坚定地回答：“黄埔军校是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怪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正常进行。”
由于王柏龄在蒋介石走后，三心二意，无心办学，筹备处有关教授方面的军务多半落在叶剑英的肩上。从制定教授计划方案，招聘教员、招考学生、编写教材，到置办教具，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操办。许多重大问题还要同王柏龄、邓演达等商量，请示廖仲恺才能得到解决。
为了编制和修订第一期学生教育计划，确定军事教育科目，叶剑英和筹备处的几个教官，常常从南堤来到东山，向苏联顾问请教。
训练教育计划制定之后，叶剑英协助王柏龄、邓演达组织教授部和教练部的教官，开始忙于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信学等五大教程。编写过程中，参阅苏联军事顾问提供的红军最新教程、教令，并吸收中国的几个着名军事学校的有关资料。
叶剑英作为教授部的一个负责人，除了参与指导整个教程、教令、教材的编写外，还亲自编写兵器等方面的教材，进行认真备课。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要腾出手来，兼做筹备处的招生准备工作。
经过一段艰苦曲折的奋战，黄埔军校在5月5日终于开课了。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设6个部，即政治部、教授部、教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和军医部。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他们除兼任教官外，还聘请了一批教官(包括苏联和日本教官)，组成一支阵容相当可观的教员队伍。
按照军校法规规定，教授部分工负责全校教授学生事宜。开学初期，教授部管的范围很宽。叶剑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除了王柏龄交代的杂七杂八的事务性工作外，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授业务方面。他一心按照孙中山、廖仲恺确定的办校方针办事，献身于军事教育事业。当时凡是接触过叶剑英的人，无不称赞他在教授工作方面所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绩。
那时，除政治教官在政治部外，所有的军事教官都在教授部。各学科、术科的课程安排协调，各教官之间的联络沟通，教学、生活保障，以及备课和课后检查等活动，叶剑英都要积极参与。除此之外，他还亲自担任几个队的兵器学等课程的讲授。为了讲解步兵武器，叶剑英亲自回到二师借一些真枪实弹，辅助教学。他还制作和利用兵器实物模型和彩色挂图，进行形象化的讲解说明，率领同学到广州兵器、火药制造厂参观见习。有时，还率领大家到部队见习实弹射击，然后结合射击的实效，讲评提高，讲得通俗明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军校日常生活和作风是严格紧张的。叶剑英常常黎明即起，亲自检查教官、学生的军训和生活情况从军容风纪、整理内务、擦拭武器到出操、晚点等起居作息的各个环节，都认真检查。叶剑英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都首先做到，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学生们的爱戴。“他是全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聂荣臻的这个评语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