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会议后，毛泽东让贺龙专管地方和后方工作，为保证西北战场的后方安全和物资供应尽心尽力。解决了绥远问题，并任西安军管会第一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率部进军大西南。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23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党中央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在前线统一指挥。本来陕北部队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因贺龙仍在前线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因此，中央在陕北面临大敌的形势下，作出了这一决定。贺龙党性很强，拥护中央决定。当中央军委调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时，他二话没说，当中央军委又调王震的第二纵队开赴陕北时，贺龙送王震过黄河，并叮嘱部队，听彭老总的指挥。
3月19日，陕甘宁部队主动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领导机关部分撤到晋绥。从此，晋绥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贺龙深感责任重大，任务繁重。3月27日，周恩来在山西临县三交镇会见贺龙，向他传达中央决定：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驻晋西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还说，中央机关来河东的一大堆，事情很麻烦，一切依靠你安排。贺龙一再表示，请中央放心，保证他们吃住和安全。
5月10日，彭德怀来电求援，急需弹药。贺龙急其所急，即送各种炮弹2000发，接着，又连送三批弹药，支援陕北。
据此，贺龙预料到西北战场需要的武器弹药不少。于是，他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后来办起10座军工厂和一所工业学校，有6000名职工，能年产炮弹4000发、迫击炮弹1200发，手榴弹10万个，各类炸药20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争需要。
这时，贺龙因工作劳累，生病住院。当中央通知他到河西小河村开会时，他立即出院，抱病于7月18日起到中央所在的靖边县小河村时，毛泽东走出窑洞迎接。
当时，毛泽东告诉他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反攻问题。陕北战场得靠晋绥，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如此。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把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贺龙表示，听从中央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7月21日，小河村会议在河滩边一个大院子召开。当毛泽东、周恩来先后讲话，分析形势、总结成绩、安排反攻后，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从此，党中央把全面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重担交给了贺龙。
贺龙一辈子带兵打仗，忽然叫他管地方，搞支前，有些人不太理解。贺龙认为，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直接指挥更为适当，顺理成章。何况，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不简单。
小河村会议后，贺龙很快在绥德召开两个地区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提出两个边区统一的三项措施：一是统一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二是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三是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他还提议，后方机关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服务前方，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线去。这次会议，便是他对中央决定的具体表达，也是他主持后方工作的施政纲领。后来，习仲勋说：“没有小河村会议，前后方就不能一体化。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为了迷惑敌人，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8月18日，贺龙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将陕北机关和晋绥机关移往河东，他们刚刚渡河上岸，胡宗南部队便乱枪打来。彭德怀乘机在沙家店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师，从此，西北战场开始战略反攻。
一天，贺龙正与林伯渠、习仲勋研究支前时，毛泽东忽然来电：“只要有7000至1万担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因此，粮食，能否满足，成了西北战场能否胜利的关键。
晋西北贫穷不堪，无粮可筹。贺龙通过中央向晋冀鲁豫借了足够的粮食，动员千军万马，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把粮食运往西北战场，保障了部队的急需。这时，贺龙又将留在晋绥的第三纵队交给西野建制，晋绥仅留下一个独立第三旅。
为了补充兵员，贺龙通过压缩机关，动员失散人员归队，发动青年参军等办法，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1947年曾动员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到1948年底，陕甘宁晋绥的野战部队扩大到7个纵队又两个旅，到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从小河村会议时的3个纵队又两个旅，发展成为拥有18个师、6个军、两个兵团的22万大军。这在人口稀少、连年征战的陕甘宁晋绥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是贺龙的晋绥部队，贺龙虽在后方支前，但他非常重视部队的表现。他认为，我带出来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因此，他经常参加西野前委会议，协助彭德怀做部队思想工作。只要他听到什么风声，或者某部队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要到所在部队去做工作，告诫部下：“彭老总的话，就是命令。一切都要服从他的指挥!”
1948年8月，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眼看天翻地覆的形势变化，为适应全国解放的人才需要，毅然取道晋南筹建西北军政大学。
9月8日，当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五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时，他非常拥护。讨论中，他向中央建议：中央宣传部要抓好干部教育，财政部要搞好财经工作人员训练班。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并且作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后，贺龙非常诚恳地向毛泽东写了两个材料：《关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查》和《晋绥军区的两个问题》。有人问他，晋绥问题早已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凡是与我有关的事，对党都得有个交待嘛！
1949年2月17日，他与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再次到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去北平参加解决绥蒙问题。因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解决国民党军残余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北平和绥远方式。绥远是贺龙的晋绥管辖，当时刚划归西北局。因此，毛泽东建议，他去领导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
为了慎重处理绥远问题，行前他叮嘱李井泉，回去传我贺龙的话，晋绥所有武装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军队主动进攻，并后撤60公里。还说，不准乘机挖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墙角”，停止发动政治攻势。后来，他在北平饭店与聂荣臻、林彪、陶铸一道同国民党傅作义、邓宝珊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达成共识，并委派专门小组处理具体问题。从此，绥远问题和平解决。
不久，他为西北筹集物资，到东北学习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在东北小住。5月20日，西安解放后，中央委他为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组建后，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贺龙接管西安期间，敌情复杂，社会秩序混乱。他到任后，本着“接管并重”的原则，首先调进大批粮食物资，稳定金融物价，保障人民生活。接着狠狠打击匪特，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使西安为西北全境解放作出了贡献。
9月上旬，贺龙奉中央之命，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参与制定《共同纲领》，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开国大典后，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西南。从此，贺龙结束了西北局和西安市的工作，挑起了进军大西南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