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党史研究的研讨会早上刚结束，喻格言下午回到党史研究办公室，开始整理手头的资料，准备在暑假前将《现代党史研究》的编撰大纲拿出来。这个课题组前后联系了两年，现在终于进入实质性的工作阶段。如今人越来越忙，要组织好一个重大课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一是要网罗进这个领域有在研究专长的专家学者，保证这个课题领域的权威性；二是要保证参编人员要亲力亲为，这些人在各院校都担任着一定的职务，还有教学任务，工作都很繁忙，如果没有时间的保证，或是让各自的研究生做的工作太多，就无法保证学术水准，所以，他要求各参编人员在这个课题上的投入的时间，最少不得低于半年，规定不允许各人的研究生执笔撰写，可以允许他们做一点资料查找，资料整理，文件核写的工作，以保证这个重大课题符合高质量严要求的标准。要在理论上，或是研究方法上都有突破，以适应今天党史研究的现状，反应近几年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今后的党史研究有指导作用。
这个他原定了五年完成的课题，他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二年过去了，现在终于正式进入了程序，他感到这些年的工作没有白做，他一面整理资料，一面让人通知余副院长来一下，他想以身作则，把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暂放一放，交出去，集中精力抓好这个课题，通过一个星期将全国这个领域的资源整合起来，让党史研究在学界，在理论探索上，保持前瞻和前沿突出的地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所以，当做行政出生的余化冰来到办公室后，喻格言就直接了当地告诉他，这两个月的院里的工作自己因党史课题的需要，就只能放手了，希望他能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他做了三年的副院长，对这些工作应该很熟悉了，学校里有什么事，他也可以代自己去，校领导一大批自己去和他去都一样，反正是学校说了算，院里参予少，执行多，没什么大不了的。
余化冰是一个俏皮话大王，一向能说会道是一个好助手，平日与喻格言说话很随意，所以他一进办公室，见喻在资料桌上的资料，便自己坐到了沙发上，当听到喻格言要把这几个月院里的行政工作全交给他，还让他以后代表自己去参加学校的会议，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高呼到：
“喻院长，使不得，院里的日常工作我顶一下没问题，学校里有什么事，就算缺席也不能代您出头，我去了算什么，且不是越俎代疱。”
余平时都叫喻格言喻老板，此时，余称他喻院长，喻格言知道余今天又要跟自己演幽默了，他没时间罗嗦，武断地说、“余化冰，你是个能干的人，院里院外的工作做得都不错，就是有一点不好，你一直戴着一付伪装的面具，用虚伪的演戏保护自己，我让你代理院里的工作，是对你的信任，也许我是搞研究出身的原则，没有虚委应负的习惯，只求真知卓见。”
余化冰见喻院长真的批评起自己来，立刻收起了笑脸。喻的话还没讲完，校办来人通知喻院长去方校长办公室一趟，喻格言见校办主任亲自来通知自己，估计应该是比校重要的事，他问对方大概是什么事，是否可以让余化冰代自己去一下，自己正准备将院里的工作交出去，校办主任认真负责地说：“这事大概他代替不了您，应该是您工作调动的事。”
喻格言一时不明白，怎么会是调动工作的事，自己从未跟现在的校领导提过这事，也从未听说过学校领导班子要调整，他回头看了余化冰一眼，让他在办公室等一会，他去校办公大楼走一趟。
见了方校长，喻格言才知道，真的是工作调动的事，让他去的地方工作，前校长是自己的恩师和上级，他担心自己不适应地方工作，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学问，两码事，所以他推辞掉了。在学校的这些年，事实证明自己做学问还行，他没有必要非要去证明自己做官也行，每个人只要有自己的专长就可以了，他不想冒充全才样样都能干好。
方校长在自己宽敞的大办公室里，一面给他解释，请他到办公室来的原因，一面让助理给他彻杯好茶，并推卸责任说：“关于他调动的事，并不是自己提议的，是上一届校领导班子决定的，早就启动了他调动的程序，是出于什么考虑自己并不清楚，平时见面少，也没有与他沟通过，现在的调令和任命书已经下来了，自己只是一个经办者，对党史研究院失去他这样一个学说领导人，一个业务骨干表示非常惋惜，事至此已没有更改的可能，因而，希望他能服从大局，听从组织的安排，有什么具体要求可以提出来，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和自己谈一下，这和组织讨价还价不是一回事，是调动工作的需要，也是充分考虑到新的工作的难度。”
这时喻格言才明白，这次调动并非以前老校长跟他讲了的地方省委宣传部，或组织部而是省纪委，一个人人都不愿去的，人人都不愿打交道的部门，他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难怪学校跟他搞突然袭击，当年组织部宣传部这些自己的专业领域相关的部门自己都没去，现却让他去纪委，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自己肯定不会答应。
他一面强调自己对这一块不熟悉，一面向方介绍自己申报了二年的《现代党史的研究全书》这个重大课题，自己在上面花费了很大精力，好不容易把该领域的权威专家整合到一起，项目刚启动，现在让自己撂挑子，不太好向大家交待。
方以为这不是问题，喻可以把这个课题交给别人负责，也可以继续把这个项目做完，他在学校还不是一边做院里的工作，还要承担教学任务，同样可以做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到省里去做纪委副书记，工作不会比学校里多，他那个位置，也没多少人愿意和他来往，不会有太多的饭局和应酬，说完方自己笑了起来，正是因为如此，自己今天准备请他吃饭，这也是方从未有过的事，他一向讨厌饭局，也没打算请第二个人，算是作为对他的一种补偿，无论是做领导还是作为学者，其实都是讲感情的。
喻格言拒绝了方的美意，他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临出方的办公室前，方安慰他道：“不要怕难，人到中年转行学新东西，在感情上很难接受，有一定的难度，但对人生来说并非坏事，最起码可以丰富你的阅历，拓宽你的生活面，总比一辈子待在书斋里强，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你的恩师，也可以来找我，不行还可以再回来吗！回去把工作交待一下，尽早动身。”
喻格言回到院办公室，余化冰还在等他，刚才余已经从校办主任那听说了喻要走的事，见了喻他连忙起身，一丝不拘地叫了一句：“喻院长！”
喻格言知道，这次余称呼自己院长和刚才的含意完全不同，不是为了戏言，而是一种尊敬，他示意余化冰坐下，然后认真严肃地说道：“余院长，我没想到自己会走，刚才说话欠考虑，我的批评有些过了，你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同志，我以为咱们可能还会有很长的共事的时候，所以，没有想太多，工作方法简单化了，我向您道歉。”
余化冰再次从坐位上站起来，激动地说：“喻院长您这话才叫说过了，您一点都没批评错，我知道自己的毛病，总是把自我保护放在第一位，您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做事放在第一位，您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人。”
喻见此说道：“你没有介意我过头的话，那我就不多说了，我以前有什么欠妥的地方，也望你看在我们共事几年的份上能原谅，我现在就把手上的工作交给你，这已不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是学校的安排，他们明天会找您谈这事。”
喻的工作这没交待完，又有人找到了办公室，他同行《现代党史研究全书》主编之一范道鉴，喻只得停下接工作，请老范就坐，他们俩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范道鉴一坐下，喻便问他为何还没走，专题研讨会早上就结束了。
范道鉴接过喻格言给自己倒的水，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你不是和宣传部很熟吗？我是来借用你的关系的，我本想在研讨会上放一炮的，又担心影响不好，就等大家走了才来找你。”
范道鉴告诉他，自己的一本花了几年整理的口叙历史党，历次代表大会回忆，不知为何原故党史出版社三审通过已经准备出版了，却不知宣传部的谁给社里打了电话被暂时搁置了，自己搞了二十多年的党史研究，这书稿在政治上在党史问题上，绝对不会有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被叫停，连一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也不告知是为什么，一个不告知身份的人打一个电话，几年的工作就白做了。
喻格言让他别抱怨，出版社有些内部的规定是外人不清楚的，他相信范道鉴在党性上，在政策理解上，肯定没问题或许是宣传部对某些政策的理解和他们不一样。问题是现在彼此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喻格言认为这事不需要找什么关系，他认为范道鉴来得正合适，他不来找自己，自己也要去找他，因为组织的安排，自己现在要离开学说领域到政府部门去工作，目前启动的课题研究，自己就不能再担当大任了，如果有可能他还是会承担一部分工作，但要卸下主编这个担子，范道鉴作为仅有的二个副主编之一，就和另一位同志协商一下，怎样把工作分担起来，下一次开讨论会的时候，范道鉴可以发函邀请宣传部门的人来参加，有当面沟通的机会，范道鉴要搞清楚自己的书，问题出在哪里就很简单了，有理解不一致的地方，可以共同探讨这才是学人做事的正途，而不是总是，依靠私下找关系的途径解决问题。
范道鉴不懂，他早上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如何开拓党史研究新思维，一转身怎么就进入了政界，当起官来，难怪今天俩人的谈话，自己觉得味道有些不对，人还没进官场，官声已经有了。
喻格言让老范别挖苦自己，自己也是下午刚得到的消息，现在正在做交接，一点准备都没有，将来究竟是什么结果还很难说，要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干出一番成绩来，是难以想象的事，尤其是在纪检这个部门，在党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班，他们见过多少下面纪检来的干部，还少吗？那是抱怨最多的干部，不仅工作难做，进退维谷，风险太大。早知如此，三年前就该到组织部门或宣传部门去干，不想当官，最终却做了一个风险最大，最难当的官，有多少人能理解纪检工作的苦衷，过去是听学员叫苦，将来只怕该轮到自己叫苦了。
喻格言就是带着这么仅有的一点对纪检工作的了解，开始了他的纪委副书记的仕途，以前，他只是在研讨会上与同行就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偶尔也会遇到一些需要争论的问题，他甚至认为自己，非常欢迎有不同观点的人，哪怕是进行尖锐的争辨，从这一天起他才意识到，在官司场上意见的分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即使不是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也可以葬送一个人的前途，非常尖锐的问题，一定关系乌纱帽，关系到个人命运，当今理论研究的环境越来越宽裕，但官场并不宽松，官场的路总是越走越窄，做学问讨论的只还过是一些理论问题，当官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自己的前途问题，有些直接关乎个人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