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娘的药业公司很大，厂区和生活区加起来快赶上淑兰曾经去过的县城，却远比家乡的县城整洁卫生。药业公司自己经营着一家星级宾馆，姨娘把淑兰带到公司交给了宾馆的经理，经理按照姨娘的指示即刻就开始了对淑兰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宾馆里的前台礼仪、客房餐饮、咖啡酒吧等等几乎所有的工种部门。每到一个部门，经理都会让这个部门的领班带着淑兰做最具体的服务工作，每个工种都涉及，却并不要求淑兰做得多么熟练，只是点到为止。和那些正式的宾馆服务员不同的是，经理专门为淑兰在宾馆里开了一间客房，淑兰下班后晚上就睡在客房里，而这也是培训的内容之一，她不仅要学会如何在客房里睡觉，而且这间客房的卫生包括浴缸马桶的擦洗以及陈设用具的归置等等，都要淑兰用“业余”的时间来做，并且要像别的工作一样一点都不能马虎，领班（有时是经理本人）随时都会来检查。检查的内容除了上面的诸项，还包括淑兰的个人卫生：早晚是否刷牙？每天是否洗澡（洗头）？内衣换了没有？等等等等，既全面又细致。作为一项“工作”，无论怎么要求严格淑兰都能接受，但是对于个人的卫生也这样要求淑兰却一时难以适应。比如床单被套，明明只睡了一晚，又没有旁的人，却也一定要抽出来送到洗衣房去洗，怎么说都让淑兰觉得有些过分。但淑兰毕竟在镇上上过两年初中，又是一个青春活泼的姑娘，对所有新奇的事物都保持着见识的热情和理解的愿望，骨子里也不乏爱好整洁崇尚卫生的天性。以前在家里没有条件，现在一下子住进了这么讲究的宾馆客房，那份惬意和舒适的感觉是震撼心灵的，也是深入毛孔的。正是通过自身的体验，淑兰知道了生活不一定就是一身臭汗和满腹的忧愁，生活还可以是芬芳绚丽和舒适惬意的。冥冥之中，淑兰也仿佛理解了姨娘这种特殊培训方式的精明和用意所在。
对于淑兰来说，这个姨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淑兰19岁的生命里，不要说见面，就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家族里还有这么一位从外国回来的姨娘。因为父亲生病，淑兰先是辍了学，后来又迟滞了她注定要开始的保姆生涯。现在父亲撒手去了，淑兰终于也要像村里的那些跟她同龄的姑娘们一样出门去给人家做保姆了。在淑兰的家乡，女孩子外出做保姆是有传统的，家家户户，凡是有女儿的寻常人家几乎都有做保姆的。同样是做保姆，结局却各有不同。有不能胜任或者在东家那里受了欺侮出了丑，回来草草嫁人的；也有通过做保姆找到了其他的工作机会的；甚至还有做保姆做出息了，从此一步登天的。淑兰不惧怕坏的结局，也不作好的期盼，对她来说，这是无从选择的事，要选择，也只能选择做本身，却不能选择结局。但是姨娘的出现使得原本混沌的前景忽然变得有些明亮起来，淑兰年轻的心里也不免因此有了几分憧憬几分期待。这种憧憬和期待不是空幻的，而是颇为现实的。首先村里的姑娘媳妇都是自己出去找东家，淑兰却是东家上门来找她。其次这东家不是一般的东家，是个“外国人”，还自称是她的“姨娘”。淑兰当然知道这个姨娘是“认”的，不是血脉相通的那种，但是认她而不认别人，就不能不说这里面有一种机缘存在。既然机缘降临了，淑兰没有疑惑也没有犹豫当即就答应了姨娘。姨娘说给淑兰三天的时间作准备，淑兰说：“用不了三天，有一天就够了。”
这一天一大早淑兰就去给父亲上了坟，然后就来到了邻村，先去了村东头的外婆家。给外婆洗了头，换了一身衣服，淑兰就开始给外婆做饭。吃过了饭，又把外婆换下的衣服洗好晾好，才去了村西头的秋根家。
淑兰是在外婆家长大的，秋根是淑兰儿时的伙伴，也是淑兰要好的同学。淑兰初二辍学后秋根继续升了高中，两人还有些来往，后来秋根上到高二时也因家庭变故而辍了学，秋根因此情绪非常低落，淑兰来看他，听他说到命运的不公，抱负的破灭，淑兰就陪着他流泪，并由人及己，越哭越伤心，以至一发不可收拾。秋根就又回过来抚慰淑兰，好言好语，曲尽其意，后来就顺势搂住淑兰亲嘴摸奶子。淑兰正在忘情之际，也不知道回避，就由着秋根去轻薄放肆，甚至还有些沉醉。再后来秋根渐渐地有些把持不住，情不自禁要往下发展，一边手忙脚乱地轻薄，一边胆大包天地把自己的家伙也掏了出来，淑兰这才被惊醒了，奋力甩开秋根，提上已经被秋根扯下了一半的裤子，也来不及整理，捂着衣服跑回了外婆家。事后淑兰也不去怨恨秋根的无礼，只是从那以后淑兰就一直躲着秋根，因了这个来外婆家的次数也减少了。淑兰这次来到秋根家的时候，秋根却不在家。一个小孩告诉淑兰说秋根在地里干活，并自告奋勇说去把他找来。淑兰就在秋根家门口等着，一会儿秋根满头大汗地跑了来。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淑兰再次见到的秋根已经没有了读书时的那份青春灵秀，活脱脱是一个农民的形象，站在淑兰的面前光知道大口地喘气，却不知道说话。淑兰见了自然有些失望，也因此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淑兰对秋根说：“你先去洗把脸吧，我有话跟你说。”秋根听了不好意思地笑笑，也不招呼淑兰坐，自己返身去了灶间，先咕咚咕咚地喝了一通水，再胡乱地洗了一气才跟淑兰一起进了正屋。
淑兰侧身在床沿坐下，坦然地看着秋根说：“我来是要告诉你，我姨娘要接我去上海做保姆了。”秋根说：“你去吗？”淑兰说：“去啊，为什么不去？明天就走！这一去只要是有一点留下来的可能，我都不会再回来了。”秋根说：“你恨家乡是吗？”淑兰说：“不是恨，是失望。”又说，“家乡养育了我19年，我在家乡最美好的记忆除了外婆家的童年，再就是在镇上上学的那两年……你是我最要好的同学，那次你对我那样……我一点都不怪你，可我是女儿家，不能那样轻易就给人的，说什么也得守住……现在我要走了，我这一走恐怕就守不住了，我也不想守了……我希望把我的女儿身留给家乡，你不是想要吗？现在我就给你……你就拿了去吧……”
第二天，淑兰就头也不回地跟着姨娘走了，淑兰知道自己这一去也许会失去一点什么，但她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淑兰只担心自己的土气笨拙会让姨娘嫌弃。
后院隐忧
派对的第二天刘南希就要回外省的药业公司去了。
药业公司自从转制以后，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新药的开发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让刘南希看到了明亮广阔的市场前景。想到当初邂逅这个药厂时的偶然和收购谈判时的一波三折，刘南希不禁要感叹机遇的神奇，同时也得意自己判断的准确和行动果敢。
刘南希从加拿大回国后一直在保税区里面做一点加工贸易，赚一点关税上的差价，收益还算稳定，但毕竟手笔不大。中国加入WTO之后这几年，就连这一块利润也日渐萎缩了。刘南希是个闲不住的人，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面对这样的局面心里不禁就有些着急，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改变。正在这时她得知自己原籍的那个省有一个招商引资会正在上海召开，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会场。在会上主办单位得知她这个外商是本省籍人士，资产也够规模，便竭力地向她推荐了几个项目，其中的一家药厂引起了刘南希的注意。后来刘南希又应邀到实地去对药厂进行了一次考察，渐渐就有了投资的意向，但是接下来的谈判却并不顺利。那家药厂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这几年经营不善亏损累累，政府急于想要甩掉这个包袱，所以条件开得还算优惠，唯一的障碍是企业的那些员工，地方政府的意思是希望刘南希能尽量接下来，并且暗示，如果那样，条件还可以再优惠一些。但是刘南希觉得这些人技能老化，意识落后，接收下来对未来企业的发展不是太有利，所以经过权衡刘南希还是选择了一次性了断：让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分都领钱走人。政府未能如愿虽然有些遗憾，但还是愉快地与刘南希签订了协议。现在经过股份制改造，这家药厂摇身一变成了由外资也就是刘南希控股的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南希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也是个做惯了实事的人，所以老板做得再大还是喜欢事必躬亲。药厂的收购事宜定下来了，特别是改制工作完成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千头万绪，要采购安装新的设备，招聘本土的管理人员，特别是组建一支市场营销队伍，她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挂帅。刘南希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个恋家的人，家是一个港湾，家是一个巢穴，这是通常的说法，家对于刘南希来说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人生当中必须要完成的一个程式，一个遮人耳目、供人参观的摆设。尽管她也需要家，但同时她还有更大的需要，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她的重心很容易偏向事业的一边，这是刘南希与大多数女人不同的地方。但是偏重事业，并不等于完全舍弃家庭，最好的状态是能用一个定位螺丝把家庭稳固起来，她好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去，但这样的螺丝并不好找，因为家庭的主体是人，人是最不安分的因子，有什么样的螺丝能拴得住人呢？刘南希分明感觉到了一种不能释怀也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的隐忧，这隐忧不是因为孩子——大女儿上了大学，儿子大伟从这个学期也开始住校寄宿——恰恰是因为那个比她小了七岁的丈夫蔡国雄。
刘南希在蔡国雄之前还有过一次婚姻，由于刘南希争强好胜的性格，那次婚姻在给她留下了一个女儿之后就早早地结束了。离婚以后，刘南希没有急着再婚，她的想法是，既然争强好胜的性格难以更改，那就不如集中精力先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等到自己有了颐指气使的本钱，再来一劳永逸地找一个自己能控制得住的男人或许会更好。刘南希“原始积累”的过程不算太漫长，却有着横跨地球东西的跌宕与传奇，其中的几多辛酸，几多精彩如今都不足为外人道了，唯一或可言说的是这跌宕传奇中的一点温馨，那就是她适时地遇到了蔡国雄。与其把蔡国雄的出现看作是一种巧合，刘南希更愿意把那看作是一种必然。那时候刘南希和蔡国雄名义上都是加拿大移民监里的难民，但是同为难民，蔡国雄是名副其实的真货，而刘南希则更多地具有卧薪尝胆的意味，属于暗度陈仓的冒牌。这一点其实从她的名字上已经有所反应，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她与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重名不会是巧合，而是一种幽默或者说揶揄，当然也包含着那么一点野心。但是不管刘南希和蔡国雄的难民性质有着怎样的不同，他们的这种难民身份还是对确立他们日后的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蔡国雄来说，不是因为刘南希的难民身份（哪怕是名义上的），蔡国雄不敢接受刘南希的主动示好；同样，不是因为蔡国雄的难民身份，刘南希也不会有那份将蔡国雄手到擒来的自信。在加拿大，作为一个非法偷渡者，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蔡国雄对刘南希的示好只有感激，对刘南希的婚姻安排只有唯命是从，却不会有半点的反感和违拗。所谓人穷志短，那时的蔡国雄对命运尚且抱随波逐流的态度，对婚姻就更没有太多的挑剔和期望，面对一场送上门来的婚姻，现实的打算自然要远远胜过情感的掂量。而当时摆在蔡国雄面前的现实再清楚不过了：在异国他乡，两个人搭帮携手，远比一个人单打独斗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在这场婚姻中，蔡国雄得到的将远远要大于失去的——如果他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话。事实也是如此，结婚后，蔡国雄得到了理想的两人齐心合力打拼的状态，然后就有了绿卡，紧接着又有了一个长得跟他十分酷似的儿子，家庭的氛围也日趋完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蔡国雄知道了刘南希有很多的钱，但是蔡国雄一点也不兴奋，反倒有了一种受愚弄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也只是出现于倏忽之间，就算刘南希对他实施了一场阴谋，也是一场令人愉快的阴谋，跟一个即便是比自己要大七岁的有钱的女人结婚毕竟也不是什么坏事，况且喜得贵子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对蔡国雄来说，那段日子总体上还是幸福的。对刘南希当然也是一样。
回国后，特别是明显地感觉到蔡国雄对自己的隔膜和疏远之后，刘南希不只一次地分析过她与蔡国雄的结合。把蔡国雄与刘南希的结合说成是爱情，的确是过于浪漫，但是说他们之间纯粹是相互利用也不是事实。在他们两人之间至少有一种共过患难的机缘以及同宗同源的乡情认同感和亲近感存在，这一点在国内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在异国他乡却足能促成一桩奇异的婚配。事实上，这也是刘南希所能找到的自己与蔡国雄结婚的合理性之一。促使刘南希决定这桩婚姻的另一个合理性或者说基础，当然还有蔡国雄不算坏的品行，以及他的讲义气。虽然“义气”这种东西用在夫妻之间有点可笑，但它的确是刘南希当初判断选择的坐标。现在看来，当初选择时对蔡国雄的所有判断都没错，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蔡国雄的年龄。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丈夫，国雄比她小得太多了。她尤其没有想到，富足安逸的生活会让一个中年男人青春焕发，而无情的岁月则只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迅速地黯然失色（如果说刘南希还曾经拥有过姿色的话）。尽管刘南希一百个一千个不愿意，她的更年期还是像仲秋时节的冰雹一样突兀而又真实地降临了。
现在的刘南希感觉到与蔡国雄的兴趣差异越来越大了，这也是蔡国雄的对自己疏远与隔膜的真正原因所在吧。刘南希注定了要为当初的忽略承受后果，就像她不得不接受突然而至的更年期。还没有去外省投资药厂的时候，刘南希就发现了蔡国雄有在外面找小姐的不良记录，只是刘南希装着不知道罢了。现在的问题是，刘南希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在外省的公司，大女儿与国雄没有血缘关系，本来就在学校里住，自己这一走，肯定连周末也不会回来了。大伟寄宿后，国雄一个人在家，偶尔找个小姐玩玩她倒不是很介意，说得粗俗一点，反正自己也用不上，就权当赏给别人吧，只要不惹上什么病就好。怕就怕别的女人趁隙而入，把国雄整个掳了去，国雄还正当年，婚姻的基础原本就不够牢固，这也是保不齐的事情。刘南希经过一夜的长考，得出的结论是：看来防是防不住的，只有疏导。与其让他自己去外面瞎胡闹，不如由我做主替他找一个，这样便于掌控。找的标准应该是年轻健康，但不能太漂亮，太漂亮了委屈了人家姑娘，也太便宜了该死的国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