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的境遇我们会把罪责推脱给命运，适逢顺境，我们却把感激命运忘了个底儿掉！好比打开电视看新闻，啥事办妥了就大可以“感谢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啥事办砸了就“百年一遇”或者“至今仍是世界难题”——当今中国，拯救公信力的往往是概率的存在和文化的缺环。我们为什么不感激命运？很简单，儒家早就在社会伦理的窗台为命运找到了安放的合适位置——像很多文化符号一样，既不碍手碍脚又确保招之即来。坏事诸如颜回去世，孔子谈到总不忘强调“天丧予”；孔子不信上天会废王道，以致董仲舒演绎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应付得来的，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并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道德境界（冯友兰语）”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坎坷和遭际。
但请注意：孔子对“道不行”的终极抵抗是“乘桴浮于海”，而不是为之殉葬！无疑：“天”在原始儒家看来是善恶因缘的最高仲裁者，否则也不会动不动就把悲剧的账算到“天命”的头上。无需论证的是“善恶因缘”尚且达不到信仰的层次，按我们习惯的解释：信仰的存在就是用于突破善恶因缘的羁绊，使个体的人充满了“人群的使命感”，变得异常邪乎而刀枪不入，甚至啃噬糖衣扔掉炮弹且继续坐稳他烈士的角色！中国人信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所以我们始终停留在对人间百事的裁判，而达不到如佛家那样站在人群之外“不惹尘埃”地看世界——不走出花花世界的功名利禄就休想建立真正意义上我们都认可的信仰！所以，中国人不信命运，或者说只在必要的时候信；中国人没有信仰，自古拿活的牛马不如当作是活的盲目，拿活的盲目当作道德沦丧的借口。连孟德斯鸠都说：“在中国，欺骗是合法的。”我们在功利境界仰着脖子谈道德，和丛林深处茹毛饮血的土着凭着味蕾的幻觉猜测莎士比亚的咸淡并无区别。
好一座危楼！我看到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中“命运”因子的游离。它四处讨好，但处处不招待见。尤其在今天，“时宜明月时宜风”对于本土文化而言绝不是好事，摒弃无限度的兼容、在信仰和道德间找到一个脆弱的平衡是我们要思考的大事，其必要性远在张罗几场世界盛会之上。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擅自再加上半句：小心与你推杯换盏的宾客。这是说给急需“去美国化”的中国人听的，我们在自己的文化尚未完成反思之前就下手改造，盲肠固然切除了，心肝脾肺肾却也都遭受了相当规模的摧残。《天下第一楼》是好戏，不妨把你聚焦在欧美日韩潮流上的关注点移开，在这里停一停，也醒一醒。
2011年1月30日
一楼何奇
知道“全聚德”竟然是在小学英语培训班的一节外教课上。当时外教说起自己爱吃鸭子，最想去什么德来着。我自小对吃特感兴趣，九十年代初经济刚开始腾飞那会儿，不像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那节外教课何其生动已不留痕迹，单单记得下课铃声响了三响也没能把我从对那个“什么德”的憧憬里拉出来。
第一次吃到全聚德的鸭子是爸爸从北京出差回来，朋友送他一只完整的全聚德外卖。不知是何原因那顿鸭子吃的并没有之前期待的那么好，马马虎虎，一扭脸舌头上曾演绎过什么知觉就忘了。后来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参与各种应酬，鸭子吃过不少、吃法也相当齐全。说老实话，烤鸭固然鲜香，选材不讲究、炉工欠能耐，口味不免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后来举家搬来北京，每逢招待外地来的客人，家里人都要特意点一道“北京烤鸭”，真正可口的只有限的那么几家，剩下若不是皮肉太柴就是油腻难以忍受。
全聚德始终没吃过。尤其上大学后有同学问起全聚德的鸭子，在这里住了七八年的我也不知说什么好。想象里，全聚德首先是牛气！别的不说，前门大街刚整修停当的时候我就去过，金碧辉煌的全聚德占着整条街的黄金分割点；站街的伙计大声吆喝着“皇上如何如何”、“周总理几次来过”什么的，贵人吃贵物；外卖柜台上站庄的老头都扎着一副兵来将敌、水来土堰的架势——但见他豹头环眼、横眉竖目，就差起胡琴儿、上行头，再发他俩铜锤了！进门去、接菜单、坐稳了，自己张罗着吃上一顿心里多少有点虚。
前两天，听说前门大街的铺面出租的差不多了，又是过年，可以去凑凑热闹。逛了一下午，饿了，我们都想起全聚德来。妈妈拍板，爸爸拿钱，我第一次真正吃上。
一楼何奇？用完美食后，我有一点新的体会。这些体会所以值得撰文以记之，当然和葱饼鸭酱无关。
简单地说，人对人的尊重大于人对人的理解。“尊重”和“理解”看起来根本不矛盾，甚至不相干，这两个词应当出现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场合才是。问题是，当二者发生碰撞时，我们总会站到“尊重”的旗帜下去。很简单的例子，全聚德是大饭庄，自同治年间就开始做买卖了，生意鼎盛的时候高朋满座、日进斗金是常态。可出来进入，谁都门清儿的是：开饭庄子的是“五子行”，伺候人的干活！过去称厨子、戏子、堂子、门子、老妈子为“五子行”，也有说是“戏园子、剃头房子、澡堂子、窑子、饭馆子”的，是永远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最低贱的工作。全聚德名满天下，人来人往也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但直到中国人有现代企业的概念和微弱的人权意识，饭馆之类的行业人员都是不体面的。
尊重连接的是秩序和规矩，理解连接的是人！每一种秩序的覆灭都论证了一批强势人物的谢幕，每一种规矩的改革都是一批人向另一批人的低头妥协。确然值得同情的是：打碎重建需要花费高昂的社会成本，而消灭一两个甚至一大片不和谐的抗议则是利益当权者的余兴节目——这是人类荼毒着血腥味的默契，哪种文化都容许，哪种文明都默认。
还拿全聚德来说，自打金字招牌誉满京津起，没有人不对“全聚德”仨字儿另眼相看，但也没有人拿里面的堂子和厨子当个事儿看——尊重全聚德的买卖是一回事，理解五子行是另一回事。人心自有一杆秤，但秤砣却是两种度量衡刻制出来的，看体制是一种心情，看人又是一种心情；如此这般，对体制的容忍是一回事，对人的宽容又是一回事。人心的版图疆域有限，当尊重与理解短兵相接时，尊重占据的地形总是更好些。原因也简单：人对人的理解基于无条件、可以超阶级，人对人的尊重则非得站在既成的价值标准上不可。谁提供价值标准及其解释权？体制。每当遭遇理解和尊重的战场，我们寻找尊重的掩体非常简单，经验总是现成的，别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建立理解则非得强大的道德火力支持不可，这种道德力产生的隐秘破坏力足以颠覆既定的纲常和共识，唤起你沉睡在几十年世事纷纭下的婴儿期的同情心。推杯换盏之余夸上几句烤鸭子没什么稀奇，甚至于赞叹几句雅致的就餐环境和来往食客的温文尔雅都不算你有创建；当人家毕恭毕敬地送来四位数的账单并小声强调“概无折扣”时，不把眉头和抱怨抛给服务员则需要一定货真价实的涵养。
尊重别人是做加法，我们得翻箱倒柜，拼命拿生活经验武装自己苍白的猜测。两个人穿戴整齐地相遇，互相尊重的理由大差不差：无非一看仪表、二看气质，来去的三言两语交互击中对方的价值取向——有形的东西渐渐拼接出对尊重的经验，尊重就发生了。理解别人是做减法，我们得抛弃人性趋同的盲从和天赋造就的愚见，拿掉那些多年社会生活强加给人际公式的运算次序，由等号的这一端直接看到那一端。
政权的建立总要历经各种形式和规模的革命，先期使用的暴力旨在提醒受众认识并学会尊重制度，而受众一旦坐稳了角色就会要求得到权利和分享权力了。于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权的性质会慢慢变化，当权者也渐由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而最终被置于公权代理人的位子——此时，民主早已产生，民权也完全觉醒。从这一层面讲，理解串联出历史的线性，而尊重四溢在每一个历史的平面，旧尊重产生的不满会提醒理解的回归，理解会最终召唤出新的尊重，而新的尊重又会反过来把理解请回笼子，甚至迫不及待地为它预备下绞索和断头台。可能实话的确会刺激到我们千辛万苦隐藏起的神经质：任何一种尊重都是会死的，只有理解可以称万岁。
时间倒回去十年，老师总布置些描写性的作文，家里的物件儿都让我写了个遍，三台电扇我写了两台，两任洗衣机我全写了，前一任我还写了两遍。所谓《一件难忘的事》、《记一件家用电器》这样广为全国孩子头疼的题目，那时写来我毫不费劲。这也得感谢妈妈，她总指正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教我留心，虽然真实目的不过是针对我的某些错误深入挖掘，旨在教育我凡事上心，但副产品是让我形成了爱琢磨事儿的习惯。刚开始是琢磨怎么不生事，后来就是琢磨如何生事而又全身而退了。当时看了一本关于法国作家左拉的介绍，尤其记得他乐于无动于衷地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极尽细致繁琐之能事。如果让我那时候就吃上全聚德，我会像为描写存钱罐而偷偷用改锥把它凿开一样，让我唇齿接触美食的任何一瞬都原原本本地刻录在纸上。
很可惜，现在不了。就像毕加索告别自己波澜不兴的“玫瑰时期”，开始用大块的色彩和扭曲的线条为瞬间的形象注入控诉和哲理一样。踩着遍地美的废墟，午后画室的某一角阴影里——世界正静悄悄地等着他带来的战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