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正德七年（1512年）生于安徽绩溪县华阳镇龙川村。
莫要小瞧龙川胡氏，这可是千年望族，国学大师胡适、红顶商人胡雪岩、总书记胡锦涛皆出其中，这说明优秀的基因即使不是近亲，也是可以传承的。
胡宗宪明显继承了先辈所有的优秀基因，一出生就把经史子集玩个通透，二十二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自此之后，仕途一发不可收拾。
不要以为老天对他特别眷顾，事实刚好相反，老天对他出了名的不待见，无论他在哪里，总要搞出点天灾人祸让他着急上火知难而退。
胡宗宪最初在山东益都当知县，刚刚上任迎接他的不是乡绅礼拜，而是乌云密布的老天和洪水肆虐的大地。
如果是一般的书呆子遇见这种难题，估计除了向上级打报告就是整日念念四书、五经，里的‘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或《孟子》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然后徒发感慨，只会怨天，不会尤人。
但胡宗宪是个学以致用的经世奇才，透过古书，他慢慢发掘了事情的真相。
俗话说‘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相连，的确有道理。天灾的发生，我们以为是天祸，其实里面有人祸。就以水灾而论，水灾发生，是过多的河水无法宣泄，无法宣泄的原因，是许多供大河宣泄的小渠，因为官商勾结被霸占。小渠附近土地肥、灌溉方便，所以官商勾结，把小渠堵住，他们不但不肯掘开渠口，反而把附近加高，这么一来，不该成低地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地方——反倒变成了低地，水一涨，就成了水灾。所以这种水灾，是人为的，不能赖在天上。这样赖，老天爷也不服气。”
发现了此结，胡宗宪对症下药，找到被堵塞的大渠，及时泄洪，结果没要上级半点救济就化百年洪水于无形之中。
洪灾过后，胡宗宪刚想松口气，却发现更为严重的灾祸降临。
遮天蔽日的蝗虫放佛要将一切吞噬，按照当时的惯例，一闹蝗灾先做的不是灭灾，而是祷告上苍，虔诚地责骂自己不修德行，然后非常仗义地走进一贫如洗的千家万户，逼着他们把维持生计的余粮交出，或炉火焚之，或投入江中，反正怎么败家怎么干，美其名曰感动老天。
但胡宗宪此时表现出和书呆子截然不符的实干之才，他不敬畏老天，而是准备逆天，立刻广泛发展群众，开展全民灭蝗运动，并且四处引进蝗虫的天敌，将益都变成小鸟天堂，一场蝗灾在他的带领下，很快便被扑灭。
这还不算，胡宗宪深知，蝗灾源于旱灾，于是带领民众就地打井，建渠引水，老天一看这个七品县令自己斗不过，于是乖乖听话，不再落灾降难，胡宗宪辖下自此风调雨顺，和谐安康。
天灾已平，人祸未了，他的治下，前任贪腐，民不聊生，因此盗贼蜂起，小小一个县城，周围居然驻扎着上万土匪。
而胡宗宪手下只有百十个捕快，但胡宗宪有个信念，任内的事情绝不击鼓传花，一定亲手搞定。
他坚信盛世无人为贼，一定是官逼民反，于是只身一人，上山说服土匪，保证反民冤仇得雪，愿意种地的给田，愿意当兵的给刀，结果不费一兵一卒，土匪全部拨乱反正，于是四境升平，胜似桃源。
从这几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胡宗宪，有胆有识，不拘泥常法，这样的奇才小小县令显然是大材小用了。
组织是英明的，地方政绩斐然，自然受到中央重用。被升为御史，巡按宣府、大同。
不过重用不一定是好事，毫无背景的胡宗宪之所以被提拔，不是因为他能干，而是因为那个位置没人愿意干。
他的职位是御史，职责是挑刺，只要是觉得不符合政府利益或者个人喜好都可以谏言开骂，这样的御史巡视地方，基本上都会被塞满一屁股的封口费，毫无疑问是个肥缺。
问题是胡宗宪巡视的地方是宣府、大同，这个地方不是经济特区，而是抗蒙前线，满城都是舞刀弄枪的屠夫，要是哪个不识相的酸腐文人敢在背后说三道四，结果不是睡觉被暗杀就出恭被灭口。
所以口才极佳的胡宗宪到这里选择了禁言，他深刻地知道在这个崇拜武力，鄙视言官的地界，自己长寿的秘诀很简单，闭嘴。
虽然闭嘴，但显然思想并没有停止探索，在目睹了冲天杀戮满目悲嚎的战场百态之后，那个书生意气的胡宗宪变得深沉内敛，他开始认识到人性的黑暗和战场的残酷，他开始知道这个世界忽略过程只看结果，为了胜利，一切道德底线都可肆意践踏。
再后来，倭乱横行，南方比北方更加危险，于是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在那里他将使自己的名字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和所有初涉职场的毕业生一样，刚到浙江的胡宗宪雄心万丈，但很快就在现实中得了高原反应风中凌乱。
他是巡按，官级太小，没法带兵打仗，不是本地人，没有关系网，更加没有立功杀敌的机会，结果只能被挂在一边晾晒。
那段时间是胡宗宪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不是因为道路艰难，而是看不见希望，没有希望比绝望更加可怕。于是胡宗宪常常对月哀叹。
在哀叹的旅途中，他邂逅了一个同样郁闷的朋友，他们相遇之时，并没有想到，一次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居然改变了彼此的命运、历史的进程，还包括戚继光的人生。
那个郁闷的人叫赵文华，当时任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这是个京城的官员，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因为奉皇命祭海而来到浙江。
赵文华这个人热爱排场喜欢气派，特别把自己当根葱，结果来到浙江后，却发现所有人都跟他装蒜。
当时的浙江总督是张经，生平最鄙视赵文华这样不学无术的封建官僚，但又因为赵文华还是当朝首辅严嵩的干儿子，不能当面得罪，只能刻意疏远，否则会被天下清流口水淹死。
浙江一把手如此冷落赵文华，让老赵的浙江之行单调乏味，赵文华是个只喜欢酒色财气的三俗之人，在张经的授意下，浙江全省忙于备战而疏远这个京城要员，因此赵文华异常郁闷。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两个失意的人相聚在一起，只不过一个因为没法鬼混而失意，一个因为没法杀敌而失意，起因不同，表现一样。
老实说才高八斗的胡宗宪是绝对看不起酒囊饭袋的赵文华的，他之所以主动结交赵文华，其实是为了向赵文华的干爹严嵩递交投名状。
胡宗宪当然也知道严嵩专权，祸国殃民，对这个人，不仅自己应该仇恨，还应该教育子孙后代仇恨，将这种仇恨世世代代传递下去。但现在自己是一方大官员了，就不能再有这种单纯的书生意气的思维方式，官场之上，从来就没有敌人和朋友，没有对和错，只有取和舍，有利则取无利则舍，既无害也无利，那就多栽花少挑刺。
为了这条基本的仕途原则，并不强壮的胡宗宪是不会得罪严嵩的，但让他宁肯留下千古骂名也要主动投靠严嵩的却是一条极其高尚的原因。
对我启蒙甚大的武侠大师古龙曾说过：这世上永远有两种人。一种人的生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存在，而是为了燃烧，燃烧才有光亮，哪怕只有一瞬的光亮也好。另一种人却永远只有看着别人燃烧，让别人的光芒来照耀自己。
胡宗宪无疑就是那种为了燃烧而生存的人，他燃烧的目标只有一个，定国安邦的雄心壮志。
人生其实挺可悲的，时间是一条残酷的蚕，不断蚕食的是你心灵的色彩。
并非所有官员心中都没有色彩，只有利益。相反，很多官员是最有色彩的人，胡宗宪如是，戚继光也如是。他们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目标。只不过，在官场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首先要融入这个圈子，就像军队执行潜伏任务，你首先得穿上迷彩服，迷彩服始终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技术手段，而不真的就是环境，穿上他是为了离目标更近，去立功去杀敌，可悲的是有些当官的穿迷彩服的时间长了，忘了自己穿着衣服，错误地将自己与环境混为一谈，最终失去了自己。
相信这么一解释你就该知道胡宗宪是个什么人了，他并不是道德标杆，甚至可以说他连个基本的好人都算不上，但他确实是个好官。因为他心存大义而不顾小德。在专制制度里，这已是难得一见的好官标准了。
就这样，胡宗宪主动结交了赵文华，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向这不满的现实报复。
俗话说宰相门人七品官，何况自己这个首辅的干儿子，岂是能轻易得罪的。
这个世界你可以得罪忙人，但不能得罪闲人，闲得胸闷的赵文华决定上书告张经的黑状。
问题是堂堂一省总督，正部级大员不是你说黑就黑的，张经为人踏实低调，你找不到他任何话柄，现在正在四处调配军队，积极备战，工作兢兢业业，民望甚高。
赵文华智商不高，血压升高，想诬告都不知从何诬起，我还算什么有仇必报的尖酸小人。
胡宗宪听完则微微一笑，成竹在胸地对赵文华说：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就告张经畏敌不战，居心叵测。
赵文华大吃一惊，人家全省都知道张经正在四处备战，连远在万里的广西瓦氏狼兵都被邀来约战，你告人家不战，太不靠谱了吧。
胡宗宪低沉言道，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张经就算是圣人，只要他占据江浙总督这个位置，就必然招人嫉恨，只因他根深权重，无人敢挑头弄他，你只需将黑信送至京城，必有好事之徒帮着煽风点火。
这是个拼干爹的时代，旁人扇风，皇帝必然询问你干爹严嵩意见，只要严阁老一添油加醋，咱们的嘉靖皇帝是个出了名的猜忌动物，而语言的暴力就是这世间最大的暴力，那时皇帝必然龙庭震怒，铁锤高举，而张经再坚硬的脑袋和口碑也只是一堆血肉之泥。
赵文华一听大喜，立刻连夜写举报信，然后八百里加急直送京城。
结果信还没到京城，捷报先已传来，在张经的谋划下，加上瓦氏狼兵的助阵，终于取得抗倭以来最大的胜利——王经江大捷。
赵文华立刻呆若木鸡，茫然若失地站了半天，嘴唇无意义地上下张合，像一条钓在钩上的将死之鱼。
毕竟第一次用尽全力去害人，结果力道太猛闪了腰打了脸，搁谁都会对这无情的事实产生心里障碍。
胡宗宪看见萎靡瘫软的赵文华，轻蔑地一笑，从袖口里掏出了个奏折，然后用冰冷而自信的语气说：把这个送到皇帝那里，战果越大，张经死得越惨。
那是一封胡宗宪亲自写的告状信，胡宗宪虽然官没有赵文华大，但这封信的影响力无疑太过巨大，因为他以张经手下的身份直接参奏张经，这比赵文华一个外人直接告状显然效果明显。
而且赵文华这家伙一向粗鄙无文，只是靠了干爹严嵩的关系才当上部级干部，这两年钱赚多了，所谓得志行善、发财立品，也开始学人家读点糟粕书，但读不进去，没事就装文化人，平时穿汉服、写大字，交往的全是高人雅士，还号称要当一代文豪。不过人各有类，任他拈酸捏醋，清蒸水煮，总归还是一个夯货。
而胡宗宪则不同，自小便是文学青年，几年历练更是写得一手官样文章，因此句句犀利，直入要害，他通篇就揪住张经一个核心问题不放，王经江大捷仅仅是因为张经收到风声，听到赵文华弹劾自己，因此才被动抗战。
应该说胡宗宪这刀杀得极为阴狠，虽然他和张经并无冤仇，但为了上位，只能拿老上级开刀，张经虽然无辜，但位置只有一个，痛则痛矣，也只有咬牙忍着。这是无情无义的江湖，山贼出没之地，雁过拔毛，鱼过掉鳞，王八来了都得揭层盖。
何况胡宗宪还有更加坚定的信仰，张经秉性纯良，但能力平庸，倭寇势大，绝非张经之才所能荡平，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自己，而他最需要的只是坐到张经那个位置，成就自己造福苍生。
胡宗宪一生常处险境，周旋既久，练成了两大绝招：一招叫做“草船借箭”，一招叫做“以势压人”。前招是善用资源，在漩涡中浮沉，一定要抱紧大树，能爬多高爬多高。后招是明辨时势，借力压人，乱中取势，成全自己。
现在张经得罪严党，早晚必被清算，既然张经必死，为何不借机成就自己。
那个时刻，胡宗宪是个标准强人，拉老领导下马，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惆怅，反而毫无理由地快感起来。张经，你不会白死，虽然你的鲜血将横陈大地，但那离上帝最近的物质，与真理同色神圣而悲怆的液体必然不会白流，它将换回万家千户的歌舞升平，
是我胡宗宪干掉你的，相信我，不会忘记你的！不会忘记你未尽的使命的！平定倭寇的历史使命就由我来替你完成吧，对着满目疮痍的大地，对着星月无痕的黑夜，胡宗宪终于喊出了压抑许久的心声，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结尾里那个孩子呼喊出的那句话一模一样：
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果然，当赵文华胡宗宪举报张经的奏折到了京城，立刻掀起滔天巨浪，严党煽风点火，言官火上浇油，本就多疑的嘉靖皇帝立刻断定，张经畏敌不前，坐视倭寇乱我江南半壁，闻赵文华举报，才勉强一战，其行径买国，罪不可赦。
于是张经一派被彻底打倒，在赵文华的举荐下，胡宗宪被擢升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加江浙总督，风投之盛，一时无二。
站在成功巅峰的胡宗宪，清楚地知道这天地之间有一种浓郁伤怀的流逝感，美人很快迟暮，英雄很快衰老，一眨眼，荒草就已经齐腰高了。必须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
胡宗宪不在乎什么清算，如果这世界注定会被蛀空，他愿意啃下最狠的那一口，哪怕死后身败名裂，为万人所痛恨，但也要达成他今生的溯源——平定倭寇。
为了平定倭寇，他陆续提拔了俞大猷、卢镗等名将，但显然，这几个都不是他要找的，正在踌躇郁闷间，突然收到戚继光的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