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子大干不成事，不虚心不能干事，态度不端正更会误事，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适用这一道理，还有一个亘古不变的硬道理是主动做好分内的事。
安分守己演好配角
谁都不想当配角，但又不是谁都能当主角，这其中该怎么取舍呢？当你的实力还没被人们所认同的时候你是要事事力争呢还是甘于寂寞呢？后发制人先发制于人，这道理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你一开始就将自己暴露给对手终究不是什么好事。最聪明的做法是在角落里静观其变，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奋力一击。这实际上就是不打无准备之战。演好配角是每个人生活当中的第一个任务，一个连配角都演不好的人很难想象他还能演好主角。
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中都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单位你可能是主管，在大街上不过是一个行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主角和配角只是一种错觉罢了，也就是说在生活中并没有严格的主配角的区分，你不只要演配角还要演主角，而这两者随时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古时候伴君如伴虎，很多智慧都是从伴君的小心翼翼里悟出来的。
龚遂是汉宣帝时期一名能干的官吏。当时渤海一带灾害连年，百姓不堪忍受饥饿，纷纷聚众造反，当地官员镇压无效，束手无策，宣帝派年已七十余岁的龚遂去任渤海太守。
龚遂单车简从到任，安抚百姓，与民休息，鼓励农民垦田种桑，规定农家每口种一株榆树，一百棵茭白，五十棵葱，一畦韭菜，养两口母猪，五只鸡，对于那些心存戒备，依然带剑的人，他劝喻道：“干吗不把剑卖了去买头牛？”经过几年治理，渤海一带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温饱有余，龚遂名声大振。
于是，汉宣帝召他还朝，他有一个属吏王先生，请求随他一同去长安，说：“我对你会有好处的！其他属吏却不同意”，说：“这个人，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又好说大话，还是别带他去为好！”龚遂说：“他想去就让他去吧！”
到了长安后，这位王先生终日还是沉溺在醉乡之中，也不见龚遂。可有一天，当他听说皇帝要召见龚遂时，便对看门人说：“去将我的主人叫到我的住处来，我有话要对他说！”
一副醉汉狂徒的嘴脸，龚遂也不计较，还真来了。王先生问：“天子如果问大人如何治理渤海，大人当如何回答？”
龚遂说：“我就说任用贤材，使人各尽其能，严格执法，赏罚分明。”
王先生连连摆头道：“不好！不好！这么说岂不是自夸其功吗？请大人这么回答：’这不是小臣的功劳，而是天子的神灵威武所感化！’”龚遂接受了他的建议，按他的话回答了汉宣帝，宣帝果然十分高兴，便将龚遂留在身边，任以显要而又清闲的官职。
龚遂正是因为采取了这样一种甘当配角的策略才得到了如此的待遇。
安分守己演好配角并不是要当真就以配角自居，而是说当对外要表现出一种乐于当别人绿叶的姿态。这就要求每个人事事都不要表现得比别人要强，这很容易招来忌恨乃至杀身之祸。
刘邦称帝后，韩信被刘邦封为楚王，不久，刘邦接到密告，说韩信接纳了项羽的旧部钟离昧，准备谋反。于是，他采用谋士陈平的计策，假称自己准备巡游云梦泽，要诸侯前往陈地相会。韩信知道后，杀了钟离昧来到陈地见刘邦，刘邦便下令将韩信逮捕，押回洛阳。回到洛阳后，刘邦知道韩信并没谋反的事，又想起他过去的战功，便把他贬为淮阴侯。韩信心中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刘邦知道韩信的心思，有一天把韩信召进宫中闲谈，要他评论一下朝中各个将领的才能，韩信一一说了。当然，那些人都不在韩信的眼中。刘邦听了，便笑着问他：
“依你看来，像我能带多少人马？”
“陛下能带十万。”韩信回答。
刘邦又问：“那你呢？”
“对我来说，当然越多越好！”
刘邦笑着说：“你带兵多多益善，怎么会被我逮住呢？”
韩信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忙掩饰说：
“陛下虽然带兵不多，但有驾驭将领的能力啊！”
刘邦见韩信降为淮阴侯后仍这么狂妄，心中很不高兴。
后来，刘邦再次出征，刘邦的妻子吕氏终于设计杀害了韩信。
这一切都是韩信没有主配角的考虑而酿成的苦果。
放下架子，虚心受教
比尔·盖茨说过：“如果我们有了一点成功便觉得了不得，这是很不好的。但是假如在我们为自己的成功自鸣得意时，有一个人来教训我们一番，那我们就很幸运了。”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著名的话：“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杰斐逊1743年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是军队里的一名军官，母亲出身名门，所以不论是从家世背景还是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他都属于社会的上层人士。尽管如此，杰斐逊却和家中的园丁、佣人、餐厅里的服务生们都能轻松、愉快地交谈，根本不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因为当时的贵族对一般民众除了发号施令之外，很少与他们交谈。杰斐逊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向这些人学习，正如他后来有一次对法国伟人拉法叶特说的：“你必须像我一样到一般的民众家里去坐一坐，看一看他们的菜碗，尝一尝他们吃的面包。只有你这样做了，你才能理解他们不满的原因，并且懂得正在酝酿中的法国革命其中的深刻意义了。”
当领导的学问很多人都已经探讨过了，这里还想说的是一个好领导要虚心请教下属，如果太讲面子老是觉得领导是无事不知的万金油就大错特错了。过去的皇帝后来被尊为“明君”的无不是虚心纳谏的典范，李世民就是一例。
唐太宗李世民随父李渊反隋时，是李渊最得力的臂膀。他为人颇富谋略，早在起兵之前，就“折节下士，推材养客”，暗中积极招揽人才。四方的群盗大侠闻其贤名，都纷纷投奔他的帐下，甘愿为他尽忠效死。起兵后，李世民兵强将广，迅速成为李渊扫荡四方、平定天下的一支主力军。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李渊为表彰他这一特殊功勋，又加封他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使他位居诸王公之上。
但李世民并非皇太子，因此李渊百年之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尚未可知。当海内渐趋稳定后，李世民及时由武略转向文治，留意起儒家的治国之道来。他在宫城西边修建了一座文学馆，招揽接纳四方的文士，号称“十八学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各方儒生文士都以能进入秦王李世民的文学馆为荣，这些人实际成了他后来夺取帝位、君临天下的智囊团。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就是在这个智囊团的密切协助下，击败了皇权竞争者李建成和李元吉，终于登上了最高权力之峰。
不过，在历代帝王中，李世民是个谦恭英明的人君，他善于纳谏，没有历代帝王那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痼疾。他刚继位时，就不计前嫌，把政敌李建成的老师魏徵屡次叫到自己的卧室内，虚心求教治国之道。魏徵得遇知己之主，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先后进谏陈言二百余事。后来太宗曾因有人诬告魏徵结党营私而调查他，查无实据，太宗深感后悔。魏徵诚恳进言道：“希望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
太宗奇怪地问：“此话怎讲？”
魏徵答：“所谓良臣，就是稷、契、皋陶一类的大臣，使自己获得善名，使君主荣受显号，子子孙孙永受福禄。所谓忠臣，就是龙逢、比干一类的人，因忠被杀，使君主陷于大恶，国破家亡，只剩下个虚名。”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时时以此为鉴。
贞观十七年，64岁的魏徵病逝，太宗如丧股肱，亲自为他哭灵，中止上朝听政五天，并亲笔为他书写了碑文。太宗曾对群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镜矣！”
太宗与臣下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人们把房玄龄、杜如晦比作汉初的良相萧何、曹参。贞观四年，杜如晦死，时年46岁。李世民亲临府上，边抚他的病体边流泪。杜如晦死后，李世民哭得十分悲痛，为其停朝三日。后来有一次李世民吃瓜，觉得味道非常甜美，不由得想起了杜如晦，他悲从心起，便停口不吃，叫人拿着剩下的一半瓜，送往杜如晦的灵前祭奠。他还曾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银带，边环顾左右边对房玄龄说：“当年你和杜如晦一起辅佐我，今天赏赐物品，却只有你一个人了。”说着又流下了眼泪，“听说金银乃是鬼神畏惧之物，给杜如晦也送去一条吧。”说罢令房玄龄自带一条，又取了一条让房玄龄送至杜如晦灵前。
学会从批评中受益
虚心不仅是要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每个人注意的，就是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回答是：应该接受批评！
比尔·盖茨认为，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虚心接受批评，尤其是成长中的年轻人。然而不同的是，有的人刚愎自用，受不得半句批评；有的人虚怀若谷，有批评必一概采纳；有些人当面千恩万谢的接受，转个身却忘得一干二净；有的人当面硬不认错，死要面子，背地里能小心地检讨。
柏特勒将军曾告诉别人，他年轻的时候很想成为最受人欢迎的人物，希望每个人都对他有好印象。在那个时候，即使一点小小的批评都会使他难过半天，但在军队的30年使他变得坚强起来。
一个人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感。这不仅可以消除罪恶感和自我防护的气氛，而且有助于解决这项错误所制造的问题。
比尔·盖茨告诉世人，即使是傻瓜也会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但能承认自己错误的人，就会获得他人的尊重，从而有一种高贵怡然的感觉。如果你是对的，就要说服别人同意；如果你错了，就应很快地承认。
愚蠢的人受到一点点的批评就会发起脾气来，可是聪明的人却急于从这些责备他们、反对他们和“在路上阻碍他们”的人那里学到更多的经验。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这样说：“难道你的一切只是从那些羡慕你，对你好，常站在你身边的人那里得来的吗？从那些批评你，指责你的人那里，你学来的岂不是更多？”
假如有人骂你是傻瓜你会大发雷霆还是奋起反击呢？林肯的陆军部长史丹顿就曾骂过他是该死的傻瓜，原因是林肯为了讨好某个自私的政客，就签署了一道命令转移某些兵团，于是史丹顿拒绝执行这道命令，还大骂林肯竟然会有这种命令，简直是该死的傻瓜。有人急忙将他说的话跑去报告总统，没想到林肯却平静地说：“如果史丹顿说我是该死的傻瓜，那么我一定是，因为史丹顿一向是对的。我得过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究竟错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