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的故事
在说荣禄的故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来听个故事。
某次在外面旅游，大巴上听到两个人在对话。
“喂，哥们儿，你哪里的？”
“我北京的。”
“那我们是老乡，我也北京的。”
“你北京哪里的？”这个人问。
“我北京密云的。”
“那我们不是老乡，我是北京西城的。”这个人说。
人家的意思是不仅全中国地要分南北，就连同一个北京也要分个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而荣禄的故事绝对是这个故事的翻版。
瓜尔佳·荣禄，上三旗正白旗人。荣禄的祖上大多是侍卫，真正的“侍卫世家”。在道光年间，荣禄的爷爷奉命出征为朝廷平叛，战死。到了咸丰年间，荣禄的父亲（长寿）和伯伯（长瑞）在围剿太平军时同一日战死，为了表扬荣禄家族的忠烈，当时的咸丰皇帝还特意为荣禄一家赐修“双忠祠”。
作为忠烈之后，也作为八旗子弟，荣禄是不需要考公务员（科举）而可以直接当官的。16岁时，荣禄出任六品工部主事，21岁出任工部员外郎（相当于副司长，从五品），应该也算少年得志了，而后来发生了一件令荣禄相当不爽的事。
某一天，在某个公开场合，荣禄碰到了一位都统。
都统的级别是从一品，是八旗中某一旗的最高军政长官，地位显赫，实权在手，为了以后的大好前程，荣禄有心结交。当他打听到这位都统满姓也是瓜尔佳时，他更兴奋了，荣禄很热情地跑过去，满脸恭敬地打招呼：“幸会啊，大人！您也是瓜尔佳氏？我跟您是同族啊！”
看来，荣禄是想通过“认同族”的方法来拉拉裙带关系的，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幕那是令荣禄相当尴尬了。
“你是世居苏完的瓜尔佳吗？”都统轻蔑地反问。
“不是。”荣禄很老实地回答。
“那我们可不是同族！”说完，都统甩甩袖子走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明一下满族姓氏的知识了。瓜尔佳氏是满族八大贵族姓氏之首，入关前的满人习惯把地名当作姓氏，“瓜尔佳”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三个字是满语中某个地方发音的音译。清军入关之前，有汉人曾把它意译为“菜园子旁的臭水沟”。入关后，了解情况的瓜尔佳氏人十分恼火，他们把这种汉译全部废止了。后来挑选汉姓时，瓜尔佳氏的人终于挑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扬眉吐气的姓——关。
当时的满人公认关羽是汉人第一英雄（打江山时一直在看《三国演义》），能得到偶像的这个姓，说明“瓜尔佳”姓氏在满人中是十分显赫的。
而显赫里还有更显赫的，瓜尔佳氏中最尊贵和显赫的，就是那位都统大人十分在意的来自“苏完”（满语的音译）这个地方的瓜尔佳（大致在今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这里的瓜尔佳氏出了两个着名的人物，我们一定很熟悉——费英东和鳌拜。“苏完”地方的瓜尔佳在当年大部分入的都是由皇帝亲领的八旗之首——镶黄旗。
而荣禄的祖上是属于地位较低的瓜尔佳其他支系，到底是哪个支系，荣禄家谱中找不到记录，肯定不是苏完。根据我们现在的考证，很可能是来自“乌喇”这个地方的瓜尔佳（大致在今天的吉林省永吉县）。而荣禄的祖上入的也是上三旗之末——正白旗。
经过都统的无情打击，荣禄终于明白了，虽然在汉人的眼里，他的出身是“无比尊贵”的，但在满人眼里，他们出身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官N代”的八旗子弟没有什么好比的，唯一能比的就是出身，无论你如何上进奋发，老实忠厚，在别人的眼里也许还不如“乌喇”“苏完”这两个字的区别。
不过，恰恰是这个“出身不太好”的荣禄，却很讨咸丰和慈禧的喜欢。
在咸丰和慈禧看来，荣禄的出身却是“非常之好”的，侍卫世家嘛，说明这户人家对皇上的忠诚可靠是有传统的。和所有专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一样，咸丰和慈禧最看重的，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也不是一个人的出身，而是——忠诚。
有了最高领导的看重，荣禄的仕途从此真正称得上一飞冲天了。在1878年（43岁）以前，荣禄先后担任过内务府总管大臣、九门提督、工部尚书等职，终于可以和当年羞辱他的都统平级了。
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年起，荣禄倒霉的日子也到来了。
此时的荣禄有点飘飘然，在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的另一个小圈子搞权力斗争中，荣禄一脚踏空，彻底落败，他随即被逐出权力中心，被降级、免职，一蹶不振长达13年！
以前在朝廷万众瞩目，而如今无人问津，曾经的荣耀不见了，曾经的权势也不见了。在荣禄倒霉的时候，很多人都自动疏远了荣禄，很多人对他不再毕恭毕敬，而是颐指气使。此时的荣禄内心充满了恐惧，也充满着想不通。
他原本以为凭着自己侍卫世家、忠诚世家的美名，凭着对慈禧的忠心耿耿，在与大臣争斗的关键时刻，慈禧一定会站在他那边的。然而荣禄想得太天真了，慈禧虽然看重“忠诚”，但当她发现别的大臣还有对她更大更有利的“忠诚”之时，你的“忠诚”就不值多少钱了。
荣禄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仔细考虑之下，荣禄发现自己的出路其实还是只有一个——时刻注意向慈禧“尽忠”。
“拼爹”拼不过人，“拼祖宗”也拼不过人，出身的“低微”决定了他在朝廷不可能有那么多天然的高层朋友，不可能建起太大、太厉害的人脉和圈子，只有抱紧慈禧这棵大树，跟紧慈禧的步伐，领会好慈禧的意图，执行好慈禧的决定，以慈禧的宠爱而自重——唯有如此，才是荣禄最大的资本，也是他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荣禄现在的“尽忠”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了，荣禄终于明白了：王朝里的忠诚，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对这份“忠诚”的信任，本来就是相对的。在朝廷为官，“尽忠”并不是最重要的，政治理想和激情也不是最重要的，甚至连靠山都不是最重要的，官场上最重要的是——自保。
因为到了凶险关头，你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如何学会自保，这才是官场大人物永远的命题。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所谓低调做人，并不需要你时刻夹着尾巴装孙子，你也是有品级的大人是不，装孙子久了人家就会把你当真孙子，官场上的低调做人其实只要把握两个原则——第一，是“不为激情去献身”；第二，就是绝不主动树敌。
在官场上，主动树敌是很危险的一步，哪怕得罪的是一个级别比你低很多的小人物，你都不知道哪天会有哪一把刀飞向你。所以心里越是恨，嘴上越是要“亲”，不要公开得罪同僚，有事摆笑脸，无事打哈哈，收敛锋芒，低调亲和，一团和气。千万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莽撞行事，千万不要为了发泄怒火而控制不住情绪，因为在官场上生存下来的关键是每走一步棋不仅要看到接下来的一两步，而且要看到后面的好几步，甚至是最后一步。
高调做事就很简单了，只要记住两个名词——表现和表演。什么？今上这位康熙皇帝提倡亲民，喜欢微服私访，那你还不照着去便装出行私访民间疾苦几回？什么？到了今上这位雍正皇帝又喜欢加班平时也不怎么笑，那你还不成天忧心忡忡地在办公室干坐到深夜？在大的风格方面一定要表现得步调一致，亦步亦趋，不光要好好表现，还要想方设法让皇上知道！
而小事就要表演了，这其实也没什么窍门，只要记住一句话——该哭的时候，一定要哭啊！
就这样，荣禄“成熟”了，也可怕了。在官场，成熟的同义词往往就是可怕。官场生涯磨去了他的真性情，也锻造了他的演技，时刻戴着面具的高超演技。表面上的荣禄沉默寡言、八面玲珑、为人正统，而实际上的荣禄深沉圆滑、善工心计、见风使舵、内心敏感、官气横秋。原来的“侍卫世家”的锐气早已全无，而成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官场机器，一个奸猾多忌的官场冷血杀手！
一天，荣禄与几位同僚去看戏，两位福建籍的大臣在他的座位后窃窃私语，荣禄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好故作镇定地看戏，等这两位大臣走后，荣禄突然问一旁的人：“刚才这两位说了我什么坏话？我可是听得懂福建话的！”其实那两位大臣根本就没有说荣禄啊，一旁的人都惊讶不已。
荣禄一直想方设法上折子，他就是要让慈禧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了解他的变化，感受他的“忠心”——当然银子也是要花的。在上折子的同时，荣禄一直不惜血本地花银子，打点慈禧周边的人，让他们不时为自己说说好话，而每逢慈禧大寿心情很好的时候，顺便献上点特产——这是表明一种态度。
曾经丢掉的，我要拿回来！荣禄相信他会有成功复出的那一天的。
1891年，荣禄任西安将军，从一品。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朝廷需要武将，以前带过兵的许多外放的大臣都纷纷奉召回京，名单上就有荣禄。荣禄终于回到了北京这个权力中心，而慈禧对荣禄的任用就是他曾经担任过的要职——九门提督。
1895年，九门提督荣禄兼任兵部尚书。
1898年6月15日，戊戌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荣禄奉慈禧之命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将荣禄“外放”，我们在第一部里已经做过讲述了。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开始“临朝训政”，慈禧发布命令：免去荣禄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调往北京，授予军机大臣兼“练兵钦差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就这样，荣禄名义上成为了包括八旗军在内的朝廷军队的统领，而他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组建一支新的军队。
慈禧的“临朝训政”是得到端王集团力挺的，而在拉拢端王集团成为政治盟友的同时，慈禧已经在培养自己的嫡系了！
荣禄组建武卫军
重新编练一支新军的代价是很大的（时间、银子），最好的办法是将现有的可能掌控到手中的军队进行整编扩编，使它们全部归于自己麾下。既然八旗军基本上被端王集团掌控，那么荣禄能够打开缺口的，自然就是汉军了。
汉军，首先是淮军残部。甲午战争后淮军残部主要有两支——宋庆军和聂士成军。宋庆仍然带队留在东北，聂士成由于表现出色，取代了在战场上逃跑的叶志超，被补授为直隶军分区司令（直隶提督）。而荣禄又做过直隶总督，虽然他们级别是相同的（都是从一品），但提督是武职，总督是文职，朝廷以文御武，提督要受到总督的节制，荣禄相当于做过聂士成的领导。
而宋庆和聂士成都是李鸿章系统的，李鸿章是慈禧这条线上的，现在慈禧通过荣禄来让他们继续忠诚于她自己，没有问题。
除了聂士成，荣禄任直隶总督时还节制过另外两位军方将领，他们就是董福祥和袁世凯，袁世凯大人我们比较熟悉，先来介绍一下董福祥。
董福祥是甘肃固原人（今属宁夏），原来靠在西北贩驴为生，后加入了西北地区一支很有特色的武装——回民反清队伍。后来被左宗棠的部将刘松山招安，在刘松山的赏识下，董福祥继续招募西北地区的回民，招安收编西北马贼，组成一支作战勇猛的队伍——甘军。然后再掉转枪口帮助朝廷去“围剿”回民反清队伍，董福祥对付自己曾经的“匪友”十分凶残，“红顶子是要用血染红的”，就是这位老兄的名言。
甲午战争时期，甘军也曾奉命开赴京畿地区，当时是作为预备队准备上前线打仗的，虽然后来仗没打成又重回甘肃，但这次短暂的京畿之行却带给了董福祥极大的转变。
这应该是西北汉子董福祥第一次来到京畿。来到北京，董福祥也学着别人去“拜会”高官，但他太不懂官场规矩，两手空空地去登门拜访，满怀期望地去汇报军务，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董福祥后来说：“我从前以为京师贵人（那些亲贵王公）不啻天上神仙，今乃得知不过是想得我们外官几文钱罢了！”（引自台湾学者刘凤翰的《荣禄与武卫军》，刘凤翰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的父亲）
原来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些满族亲贵、王公大臣对如何与日本作战，如何支持前方战事没什么兴趣，对辛辛苦苦前来驰援的董福祥却在公开“招贿”。
董福祥深受刺激，从此以后他有点肆无忌惮的意思，越来越跋扈，也越来越“独树一帜”，除了给自己原来只有马刀的士兵装备洋枪外，董福祥在军中禁用一切带“洋”的东西，提起洋人就咬牙切齿。1897年，当时朝野上下充满了变法氛围，连平时不知洋务为何物的大臣都在畅谈如何学习西方，董福祥却在觐见时语惊四座地说：“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洋人）耳！”要知道连八旗将领都没敢这么说啊，董福祥和甘军的“排外”竟然比八旗还厉害！
董福祥说到做到，后来甘军再次奉慈禧之命进驻北京南苑，这里也是芦保铁路（芦沟桥至保定的铁路，芦沟桥后改名卢沟桥）的周边地带，不少洋人铁路工程师也时常出现在这里。甘军士兵就经常跟这些洋人打架，而董福祥竟然率军围攻过芦沟桥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宿舍！在朝廷大部分军队见洋人就软的情况下，这真是另类。
从事实上说，甘军中有不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士兵，他们对到处传播基督教的洋人是比较讨厌的。但董福祥和甘军的“极端排外”其实并不只是信仰问题，而是“另有深意”。
除了极端排外，甘军仍然保留着当年头脑简单、军纪极差、经常扰民的作风，从作风上说，竟然和受招安之前的“匪军”时代没有多少区别。对此，朝廷里的言官御史经常痛心疾首地抨击，而董福祥却并不怎么在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继续放纵士兵。但有一件事情他是从来不会忘记去做的——买太后的账。
董福祥就是一直极力在打造这样一支甘军：这是一支很有缺点的军队，一支连洋人都敢惹的军队，他们谁都不怕，也谁都不在乎，但只服一个人——慈禧，坚决做到慈禧指哪打哪，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再加上董福祥自己也是以天不怕地不怕但忠于慈禧的军方老粗人物出现的。所谓不走寻常路，董福祥甘军！
董福祥知道，他这一招应该是很合慈禧心思的。果然，慈禧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将领，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军队。头脑简单？没有关系。对老百姓不好？没有关系。思想顽固？也没有关系。对于慈禧来说，一个军方人物除了不忠于她，什么都可以不是缺点；而如果忠于她，什么都是优点。如果董福祥和他的甘军完美无缺，她反而不能放心了！
就这样，董福祥以别出心裁的方式，以剑走偏锋的表现，反而获得了慈禧的欢心，跟“匪军”差不多的甘军竟然是最受慈禧信任的军队之一，真是鱼有鱼道、虾有虾路啊。
1898年初变法前夕，慈禧调董福祥甘军移驻近京——直隶正定府（今河北正定县），6月15日变法开始四天后，荣禄成为直隶总督，节制聂士成军、董福祥军和袁世凯军这“北洋三军”。9月，慈禧终止戊戌变法，开始临朝训政，慈禧立调董福祥军从正定进驻京郊南苑。关于这次非常时期的调兵，历史上是有很多争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