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有了端王集团已经成了死老虎这个保障之后，李鸿章在俄国军舰的护卫下从上海启程北上“议和”，而在逃亡途中的慈禧把辛苦跟在身边的载漪、刚毅等人叫到面前，当众破口大骂（“面斥端王”），大势已去的端王集团众将吓得哑口无言（“见圣怒不可测，俱屏息无言”）。64岁的刚毅本来就在逃亡途中风餐露宿，身体吃不消，见到墙倒众人推，竟然一病不起，他没有跟着逃亡队伍再往前逃，而是留在了当地，三天后一命呜呼，估计是被吓的。
李鸿章趁势再给满党集团震慑，他电奏慈禧：要求将刚毅戮尸。
根据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合议，八国联军提出了“战犯”名单，慈禧先后颁布谕旨：庄亲王载勋赐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徐桐之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即行正法；左都御史（原步军营左翼总兵）英年赐自尽；刚毅、李秉衡、徐桐判斩立决，因已身亡，死后戴罪，追夺原官。
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两兄弟均定斩监候罪名，朝廷“加恩”免其一死，永远流放新疆，终生不得回北京。
山西巡抚毓贤，他是在慈禧开战后，唯一执行了朝廷“杀尽洋鬼子”号召的地方督抚，这个人继承了他的“屠户”本色，用点天灯、挖心、火烧等各种残忍的方式，几乎杀光了山西境内的洋人（大约为150·200人），另外还屠杀了近2000名“亲洋”的教民。而就是当毓贤在山西大肆屠杀洋人和教民时，山东巡抚袁世凯为了保障“互保”，屠杀了近4000名左右的“反洋”的团民！这真是神奇的一幕，这边的官府在堂堂正正地屠杀教民，那边的官府却在屠杀团民，这是两党党争最为激烈的后果，而承担这个后果的，只是百姓。
现在轮到毓贤当替罪羊了，他被判斩立决，死前他留下一篇遗书：“皇上所命，臣下理当遵行，予前杀人，今予被杀，夫复何言？”
除了这些核心人物，还有另外两批“战犯”是来自地方的官吏，总计142人，分别被判处斩立决、斩监候、终身流放、革职永不叙用等处罚。这些人也都是要在正式签订和约之前一一“处理”完的，他们也都是名义上的“主战派”。然而，大清从来没有主动对外发起过战争，从端王一直到他的小兵小虾，其实根本不配叫“主战派”，甚至连真正的“抵抗派”也算不上，他们和之前被杀的“庚子五大臣”等“主和派”一样，既是党争的主角，又是党争的牺牲品。
八国联军的“战犯”名单上还有一个人——军机汉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原来并不是端王集团的成员，只是由于他进军机处是仰仗了刚毅大人，所以一度跟端王集团走得比较近。当初拳民大军逼近北京时，赵舒翘就是慈禧派出去的“来到拳民中间”的大臣之一（另一位就是刚毅）。后来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根据他的查访，“拳民可用”，而赵舒翘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按照李鸿章等人在密折中的意思，既然要把责任推到当初“唆使太后”的刚毅等人的身上，那么作为另外一位当事者的赵舒翘自然也难逃干系。所以，不论在八国联军那边还是朝廷这边，赵舒翘都必须上名单。
但问题是慈禧是不愿意过重惩罚赵舒翘的，赵舒翘平时为官还算正直，官声比较好，更让慈禧铭心刻骨的是，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在慈禧最后一次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总共只来了三个人，而其中一个人就是最让慈禧喜出望外的赵舒翘。赵舒翘是西安府人，这是慈禧最想逃亡的目的地。现在，赵舒翘一路护送慈禧来到了西安，慈禧又怎能杀他？赵舒翘也相信，凭着他的这份忠心，自己是一定不会死的。
慈禧给赵舒翘的第一个惩罚是比较轻的：革职留任。希望能够在八国联军那里蒙混过关。
然而，这是过不了关的，八国联军似乎对大清的官场还比较了解，用八国联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一个朝廷的官员来说，革职之后不久又复出，甚至又高升，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于是他们施压，继续向朝廷施压。
慈禧将判决改为：交部议处。八国联军不同意，再改为斩监候，八国联军仍然没有同意。好吧，慈禧对赵舒翘的最后一道谕旨是——斩立决。
消息传出后，慈禧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西安城内的老百姓联合为赵舒翘请命，他们愿以全城人保赵舒翘免死。在鼓楼，上万西安府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声称：慈禧太后如若杀赵舒翘，那么请回北京去，此地不欢迎你！而一些激进分子已经做好了劫法场的准备。
慈禧是逃亡逃到这里的，却要在西安的地盘上杀一个籍贯是西安的高官，也难怪群情激愤，但是不杀又是不行的，不杀，八国联军很可能就会杀她！
慈禧同志就只好丢车保帅了，她谕令陕西巡抚岑春煊到赵舒翘家中赐死，并要岑春煊亲眼看到赵舒翘死亡才能回来复命。
岑春煊带着谕旨来到赵舒翘的家中，跪在地上的赵舒翘默默听完岑春煊宣读的谕旨，他问：“太后难道没有别的旨意了吗？”
“没有了。”岑春煊回答。
赵舒翘的夫人默默地拿出了毒药，先自己吞下，然后递给了赵舒翘吞下，夫人很快气绝，而一个时辰过去了，赵舒翘并没有气绝。
赵舒翘不死，岑春煊大人自然就没法交差，于是他又让赵舒翘吞下鸦片。神奇的是又过了一个多时辰，赵舒翘仍然顽强地活着，对于死，他似乎是很不甘心！
岑春煊只好又让赵舒翘喝下砒霜，砒霜入肚，赵舒翘疼得满地打滚，不住哀号，最后只剩下了微弱呻吟。但他仍然不肯死，他的心志十分坚定，他相信慈禧一定会在最后关头“赦免”他，他双目炯炯地盯着大门，等待“太后别的旨意”。
一直折腾了五个时辰了，岑春煊满头大汗，再不回去复命，他自己也很难交代了，他只能自己动手，给赵舒翘“助死”。于是，岑春煊叫人拿来用酒浸湿过的厚纸，分别盖住赵舒翘的嘴、鼻、耳。在换了几次纸之后，赵舒翘终于气绝，死时他仍然圆睁双目，盯着那空空的大门。
最后，真正难以处理的是荣禄。荣禄是武卫军总统，是与八国联军作战的清军主力的直接领导，更何况荣禄还亲率武卫军中军“围攻”过使馆区，造成了洋人的死伤，总之，与洋人开战是慈禧下的命令，但最大的执行者就是荣禄。在慈禧要找替罪羊的情况下，很不幸，在八国联军的名单上，荣禄大人就是最有可能取代慈禧的“祸首”！
问题是，即使是对大清官场比较了解的八国联军，他们也不清楚荣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虽然他是武卫军总统，手下的聂士成等将领英勇抗敌，但荣禄大人别说上前线督战、鼓舞士气，就连在朝堂上也没有说过要抗洋的话。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他的政治观点，而他亲自率领一万多武卫军中军“围攻”使馆区近2个月，发射了那么多的大炮枪弹，却没有造成一个公使伤亡，这点也是令八国联军大惑不解的，以至于入城后他们还要相互打听：“荣禄是谁？”
慈禧逃出北京之前，她本来是留下荣禄替她“坐镇京城”的，不过荣禄很害怕八国联军会找他算账，于是就自己一个人逃了，先逃到了保定。在慈禧的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西安府时，朝廷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慈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清实际宰相“荣相”，正在保定生死未卜、惶恐难安，他还特意通过张之洞去探询洋人的意思，会不会拿他开刀，让他也上名单。
“解救”荣禄的人出现了，他是李鸿章。同一阵营里的人自然要相互照应，更何况在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已经在慈禧那里犯了杀头大罪的袁世凯和李鸿章的世侄徐致靖，都是荣禄利用当时慈禧对他的特别倚重而力保下来的。李鸿章东山再起出任两广总督，也是荣禄在幕后一手操办的。现在，李鸿章又成了慈禧不得不特别倚重的人，正是对荣禄大人报恩之际。
当时慈禧还在担心八国联军会不会找她算账，李鸿章上奏慈禧：这件事情我可能一个人搞不定，还请您召回在保定的荣禄到您身边主持大局，我和荣禄大人内外联手，这事儿在八国联军那里就会好办得多。
此时的慈禧对于李鸿章简直是言听计从，于是她诏令荣禄“前来行在，入直办事”（1900年10月6日上谕），李鸿章就是要通过此举让八国联军意识到：在朝廷内部，荣禄大人仍然是能够影响慈禧的最重要的人物，你们议和提出的条件，只有我李鸿章“榰柱于外”，没有荣禄大人“斡旋于内”是不行的，八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这样的人物一定不会过于责难。
而在北京，突然冒出了许多“高官日记”“高官书信”“纪事”等之类的文件，它们大多是八国联军的士兵从高官的宅子里搜出，私密性很强的日记无比“巧合”地落到八国联军手里，反正渠道来源是“可信”的。而这些文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朝廷“内部人士”之口，不厌其烦、无比详尽地讲述荣禄与端王集团之间的斗争、暗地里反对开战、阻截废立以及尽力周旋保护使馆的过程。比如着名的《景善日记》，前礼部右侍郎景善在八国联军入城时自杀，后来八国联军在进入他家检查中偶然发现了这部日记。大家对这样的日记自然就深信不疑，而它的内容就是通过景善的记录，将荣禄在“反战、反端王集团”的表现描述得有如现场直播。不过很可惜，虽然《景善日记》记载了很多真实的史料（因为荣禄与端王集团的斗争也是史实），但它已经被后世证实是一部伪造的“高官日记”，而且很可能就是荣禄或者李鸿章“在京的党羽”为荣禄开脱而在景宅中布局（“当时荣已列祸首单，其党偶见景记，遂攫以窜入他语，重仿一册，置之景宅，故引德军入检。”——瓜尔佳·金梁：《四朝佚闻》）。
好吧，这一招果然最奏效，要知道洋人最相信的往往是“渠道可靠”的什么“内部材料”“解密档案”，他们认为这些才最真实也是最公正的，再加上公使们讲述了“使馆之围”的真相，八国联军恍然大悟了：原来在那万恶的端王集团周围，还潜伏着一个如此忍辱负重、对我们洋人“友好”的宰相级别的高官！我们能追究他的责任吗？噢，不，不能，我们要保护这样的人，各国对荣禄大人充满敬意！
就这样，一个公认的最应该上八国联军“战犯”名单的人，却在一系列的暗中运作之后，令人大跌眼镜地安然无恙。不仅八国联军没有把他列在名单之中，慈禧也因为要依靠荣禄与李鸿章“联手”为她开脱而不得不更加“恩宠”荣禄。事实上自从荣禄赶赴慈禧身边后，他也确定了一个原则：自己的一切，仍然是跟慈禧捆绑在一起的，李鸿章等人也是，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必须先保太后！每当与李鸿章商谈“议和”的问题，荣禄在坚持这一条原则上，从来没有动摇过。
如此为自己卖力，慈禧自然更加重用，反正她的帮手也不多了，军职出身的荣禄很快将会成为文华殿大学士（朝廷大臣最高级别的政治荣誉），慈禧身边最红的红人，“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清史稿》），而他的女儿甚至被慈禧赐婚给皇族，被慈禧纳入“接班人”的考虑计划之中。荣禄就这样从此成为荣耀无人可匹的皇亲国戚。
那个曾经因为出身问题而自卑而苦恼的荣禄，终于再也不必为此懊恼了。从此，他的血统中，也带有了一个“皇”字。
而这一切，正是荣禄“奋斗”来的，也是他在官场上钻营而来的。正是因为他不是皇族后代、出身低微，在官场上的关键词就永远只能是“奋斗”和“往上爬”。
对于荣禄来说，也正是因为没有“皇族”的挡箭牌，他永远没有忘记“往上爬”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自保。他是满人，但也在积极关照和笼络李鸿章、袁世凯等汉臣实力派；他是慈禧的心腹重臣，但总是多栽花少栽刺，以强大的意志力在朝廷中低调隐忍，不主动树敌（包括端王集团）。他没有上八国联军的名单，正是他这些积极“自保”的成果，不要指望在关键时刻慈禧会“保”他，如果在端王和荣禄之中慈禧只能“保”住一个，那么这个人绝不会是荣禄，而只可能是端王。因为端王是大清皇帝的后代，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是大清的脸面和符号，对于慈禧这个专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心腹可以再找，而脸面不能不要。
在多年以前，荣禄就已经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他越接近慈禧、越接近权力的顶峰，就越没有飞扬跋扈，而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自保”，要“自保”！自从年轻时在官场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之后，荣禄就再也没有得罪过跟朝局有关的任何人了。他没有得罪过汉党，没有得罪过满党，没有得罪过慈禧，没有得罪过义和团，甚至连八国联军都没有“得罪”过，处处给自己铺好了后路，这哪里是什么“晚清第一官场狐狸”，简直是狐仙！
这就是荣禄，大清实际上的宰相。在风光荣耀、位高权重的背后，是那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常半夜被惊醒而又彷徨难定的高官的心；是那颗时常左右为难而又无处可诉、苦水只能往肚子里流的高官的心。
他唯一得罪的人，就是他自己。
赔款数额的确定过程
好吧，只要不问罪自己和危及权力安全，慈禧的根本性危机已经度过了，接下来的重心就是赔款的问题。1901年2月14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昭告天下：朝廷已经做出与各国议和这个“无比英明”的决定，现在我们要根据和掂量大清的物力，来促使议和顺利完成，如何确定赔款数额？这要根据各国的要求以及根据和掂量大清的实际财力物力，综合考虑来完成。既要避免列强狮子大开口，狠敲大清一笔竹杠，更不能触怒各国，使议和破裂（“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样的上谕是告诉自己人，是给“天下臣民”的一个交代，赔多少和怎么赔是要听洋人的。虽然娘子关久攻不下逐渐让八国达成了共识：清国的战争赔偿是用货币支付而不是领土支付，但大家最后要索赔多少银子，各国又能分到多少银子，这八位老兄又是各有各的想法的。
大清肯定是要把各国“实际的军费开支和战争损失”赔完的，这点八国都没有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大清还要多赔多少？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还能从大清那里讹诈多少两银子？这个问题简直是不用想的，无论是老毛子还是日耳曼人，他们都已经做了狮子大开口、大发一笔的打算，但此时出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它就是美国。
美国人强烈反对过度赔偿，主张“根据大清的实际偿还能力来定数额，将赔款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这自然是被认作“头脑发晕的决定”。但是，美国人从未放弃为减少“庚子赔款”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