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历练，荣禄已经不仅对慈禧的思想意识把握准确，对慈禧的潜意识都把握很准确！别的大臣在“紧跟慈禧”，对慈禧的上谕不折不扣地执行，而荣禄大人还要思考的问题是：慈禧为什么发这样的上谕？在上谕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就需要对慈禧的真实想法和下一步行动做出正确的预判！总之，对于慈禧想做而一时不能做的，荣禄可以先替她做了再说；而慈禧不想做而又一时不得不做的，荣禄有限度地去做，以便不将慈禧推向火坑，给领导留个转圜的余地。
“围攻使馆”，就是慈禧不想做而又一时不得不做的事情。
虽说她的战争动员令慷慨激昂，誓死抵抗到底，但荣禄同志很清楚，那是慈禧拿给别人看的，去鼓动“天下军民”的，在她老人家的骨子里，真正要与洋人拼个鱼死网破，她可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和谈，比如签条约，比如其他什么办法，只要能保证洋人不再对她的权力安全构成威胁，与洋人的战争就会结束。慈禧也并不是想要几炮轰掉那些公使，“进攻使馆”也只是在已经开战的大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慈禧对公使们还是那个老想法——做人质。
根据萨拉·康戈尔等人的记录，我们来看“围攻”使馆区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6月21至25日：使馆区遭到猛烈的炮击，巨大的炮响整日整夜在持续。“但奇怪的是，那些炮都打得很高，炮声隆隆，但没什么威力，只能打落使馆里的旗杆，他们也没有连续开炮，一旦炮打中建筑物，就停止炮击。”
这个就不需要解释了。慈禧的命令刚刚下达，端王集团也都在盯着荣禄，荣禄大人只好先响两炮。
6月25日至7月13日：只有漫无目标地零星开火。但是7月13日，清军对使馆防区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攻破了使馆前沿总共九道防线里的七道防线，几乎将法、德使馆全部占领。但“奇怪的是第二天，攻势明显减弱，真令人费解”。
7月13日正是八国联军总攻天津城的日子，荣禄第一次真正猛攻使馆，这不是对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报复，而是仍然执行慈禧“人质牌”的计划，企图将使馆里的公使和其他洋人挟持去救天津。因而，等到第二天天津城已经被占领，荣禄大军的行动反而停止了，并没有更加猛烈的“报复”。
而在7月14日，总理衙门给使馆区送去了荣禄大军“围攻”以来的第一封信，说的是现在使馆被围攻，外面也到处是义和团民，使馆区“很不安全”，请公使们离开使馆区这个危险地带，暂时去总理衙门“避祸”，朝廷将派大军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一招我们很熟悉，慈禧老人家之前也用过——哼哼，只要先把你们骗出使馆区，那还不是“人质”？
自然，公使们也并没有上当。
7月16日以后：晚上的“打月亮”行动仍然继续。而在白天，在荣禄的安排下，一批新鲜的蔬菜、西瓜和其他水果，还有十几大车的面粉和冰冻着的食品送进了使馆区。公使们简直受宠若惊，还以为这又是慈禧和荣禄搞什么花招，一开始还以为有毒而不敢食之。
此时天津已经沦陷，慈禧当然希望向洋人“示好”，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八国联军见好就收，留在天津算了，不要进攻北京，于是趁着武卫军中军的围困和警戒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区派出密使将信送到了天津，告知使馆区里的一切，八国联军才放心大胆地在天津停留了20天——而在这20天里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接下来就知道。
其实按照荣禄的计划，送点西瓜青菜什么的还是小儿科，他原本是打算在使馆区围墙周边建一个菜市场的，派一批小贩进去，卖点鸡蛋、牛肉、黄瓜什么的。只不过后来考虑到这个行动对端王集团刺激太大，不得不放弃。此时的荣禄也不像刚开战时那样顾忌端王集团了，因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坏，端王集团的权势也大大受影响了，朝廷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再有利于他们，王公大臣们只有这样的想法——谁叫你们惹来与洋人的“战祸”，让我们在京城的安宁生活也受影响啊。
“菜市场”虽然最终没有建起来，但“黑市”却是形成了，成天包围着使馆区但又不真正进攻的武卫军中军士兵百无聊赖，他们和“使馆卫队”的洋兵搭讪——准确地来说是做点小生意。有的把鸡蛋藏在袖子里带过来卖给他们，有的是想办法给他们去弄洋烟，后来干脆是“卫队”的士兵先出钱，想要什么请中军的士兵“代购”，生意很火。
荣禄对这一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除了慈禧希望向洋人“示好”，他个人更加希望中军士兵和使馆区搞好关系。因为和慈禧一样，荣禄从来不会相信这场战争朝廷会取得胜利，一旦将来战败，肯定是议和，一旦议和，洋人肯定要追究“开战元凶”，而他不仅亲自率领过中军“围攻使馆”，还是八国联军主要战斗对象武卫军的统帅，这是绝对会上洋人“黑名单”的，必须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8月10日，武卫军发动了最后一次猛烈攻击，而这一天也是八国联军攻进通州之前，为了“保”北京，荣禄做了最后一次挟持“人质”努力，仍然失败。
在这近两个月的围攻时间里，使馆区共有66名洋人死亡，看上去伤亡也不小了，而了解一下清军发射的弹药就能说明问题了——清军总共发射了4000枚以上的炮弹，以及100万发以上的子弹！也就是说，在使馆四面被围、清军可以居高临下进攻的情况下，平均每发射60发炮弹再加上1.5万发子弹才能造成洋人方面一人死亡，既需要装作“围攻”的样子不断打炮，又要保持如此之低的命中率，荣禄大人也实在不容易啊。事实证明中军的炮弹基本上都是“打向月亮”，只有两个时候，荣禄动了真格。
一是当“使馆卫队”试图发起反攻，想冲出包围圈，这就没的商量了，出来一个杀一个，格杀勿论，那66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么被击毙身亡的。荣禄大人保证整个“围攻”期间，使馆区内没有任何人走出他的包围圈（给天津送信的密使是走的另外一条通道），当然，荣禄大人的军队也没有攻进使馆。
另外就是试图实施慈禧“人质”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军是有限度地进攻。
而除了这两种时候，平时的那些朝天炮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好打的，它首先必须打在使馆区范围之内，但如果流弹落到各国使馆，同样可能误伤洋人，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亡——也就是说，即使是“打月亮”，也需要有角度地去打。
中军打出的那些大炮，其实大部分都落在了同一个方向，一个很少有洋人的地方——肃王府。
在6月义和拳进北京时，北京城里5000名左右的教民紧急避难，其中大约3000名教民去了北京最大的教堂——北堂。而2000人左右在使馆区外打地铺，希望能够得到使馆的保护。
一开始，使馆区方面想赶走他们，但是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
因为使馆区里也需要很多的苦力的，于是这2000人最终被允许进入使馆区。
肃亲王善耆的家正好位于使馆区四面围墙之内（英国公使馆对面），当时在使馆方面的逼迫下，善耆乖乖地搬了家，于是肃王府就成了2000名教民的“避难之地”。使馆区外武卫军中军的炮火就集中于此。
在“围攻使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2000名左右的清国教民就承受了围墙外自己国家的军队——武卫军中军大部分的炮火，他们的死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洋人（具体数字在史料上没有记录），而除了要躲避炮火，这些教民还要忍受其他的死亡威胁——饥饿和惊恐。
粮食被洋人拿走了，教民们挖壕沟、灌沙袋、修工事、灭火、背尸体、搬运枪支大炮，每天必须干各种繁重的体力活，才能领到一小块食物，当公使们享受西式美餐的时候，教民们常常饿得两眼发晕，马肉归洋人，马皮就被教民捡起来吃掉。臭水沟里的死尸引来了乌鸦，被他们捉来吃掉。教民们吃遍肃王府里的树皮、树根和树叶，最后开始吃泥土。
在使馆区外的围困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卫队”的士兵们就很喜欢在夜晚来肃王府游荡，他们当然不是来送粮食的，也不是来王府的花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而是来搜寻教民中是否有容易上钩的女子，一些女教民被侵害的事件就在夜色下发生和被掩盖了。
教民们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跟他们有同样信仰的洋人，也同样保护不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