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禄参战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的裕禄一直很郁闷，作为总督，他有守土之责，也有维护一境平安之责，所以他一直强力“剿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裕禄发现对他顶戴威胁最大的并不是义和拳，而是洋人，但从甲午战争过来的裕禄更加清楚：洋人是惹不起的。
于是裕禄只好紧盯慈禧，太后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使馆卫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西摩尔军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6月12日，1700名俄军海军陆战队进驻天津租界（位于天津城外“紫竹林”，也称紫竹林租界），裕禄也放行了。
6月13日，慈禧终于给了裕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动武的明确授权，同时将聂士成军调回天津协助裕禄。聂士成回撤天津的有十营七哨，加上原来驻扎天津的直隶练军三营，总督府亲兵500，天津总的兵力有6500多人，而紫竹林租界里的联军人数是2500人，虽然兵力是洋人的三倍，但裕禄总担心洋人会出其不意地攻过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了，6月16日亥时（晚9点至11点），大沽口的七国联军给罗荣光发最后通牒，要求自动交出炮台，而罗荣光将情况写成第一份军报派快马飞报裕禄。津沽间的距离只有100里，这份军报应该很快就会送达裕禄手中。我们暂时不管它的去向，先看裕禄这边接着发生的事情。
到了17日卯时（凌晨5点至7点之间）——也就是大沽口战斗快要结束、七国联军即将占领炮台之时，紫竹林租界方面突然给裕禄送来一份照会。这份照会是各国领事以领事团团长杜士兰的名义发来的，他们告诉了裕禄与罗荣光军报里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以外交文件的方式告诉裕禄的：大沽外的七国联军已经给罗荣光守将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罗荣光在17日凌晨2点前交出炮台，否则他们将开炮轰夺！
裕禄看到所谓的这份照会简直鼻子都气歪了。很显然，洋人玩了很大的花招，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才又把这件事情通知他这个最高行政长官。而更可气的是，这份照会上面的落款日期竟然是16日，也就是说是在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之前，洋人的解释是路上耽搁了一点时间——反正我们是早点送过来的，只是路上耽搁了。
连环计啊连环计，两国之间交战，如果要“师出有名”，不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把柄，除了军对军，还需要政府对政府，而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与天津领事给裕禄的照会配套使用，洋人就达到了不宣战而实际开战的目的。在大沽口的罗荣光来不及做完备的备战，在天津的裕禄没时间支援，同时也在“最后通牒”时间之前通知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目的！
事实上这里面的名堂还不止如此。相信大家还记得：16日子夜，在天津的江苏粮道罗嘉杰给荣禄送去了一份他弄来的“疑似照会”！
也就是说，从6月16日亥时开始至17日卯时，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里，分别有三份文件先后送给大沽口炮台、直隶总督衙门和朝廷，一份是“最后通牒”，一份是照会，最后一份是疑似照会，而它们实际上都是“最后通牒”，分别刺激大沽口炮台前线守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和朝廷开战，而解决无法“宣战”的难题！
这就是洋人在“照会事件”中的嫌疑之处，时间上太巧合了，最需要朝廷开战的这个结果的，除了端王集团，还有洋人！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搞阴谋诡计似乎是东方人的专利，洋人对这些东西嘛，主要是他们学不会。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利益是会令人疯狂的，正是因为如此才彰显相互制衡的伟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
难怪后来的慈禧在那份战争动员的上谕中要特意强调洋人是靠“诈谋”，看来也不能说她是无端地攻击人啊。
此时的裕禄简直出离悲愤，也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对头上的顶戴而言。
很显然，洋人有把握又是发“最后通牒”，又是发“照会”。照这种情形来看，大沽口炮台危矣，十有八九是要被占据了！洋人是很“狡诈”的，但这并不是说他裕禄就没有责任。
早在6月15日之前，因为发现大沽口外的军舰有异动情况，罗荣光就派专人向裕禄报告洋人很可能会进攻大沽口炮台，而裕禄同志做了什么？他向慈禧报告了这则情报（“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然后他什么都没做了，没有向大沽口方面发一兵一卒帮助守卫大沽口炮台。
接下来，罗荣光在16日晚接到“最后通牒”，同样派专差飞报裕禄，按正常情况它应该是比领事区照会先到的。如果这份军报早就到了，裕禄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支援大沽口了。但按照裕禄后来报告给慈禧的说法，他是在接到照会后再接到这封军报的，也就是说，在接到照会之前，他“并不知晓”大沽口之战已经打响了，所以他也没有派援军。
由于军报的接收方是总督府，好吧，我们也只能相信裕禄说的是事实，但现在已经接到照会了，按常理，裕禄仍然需要向大沽口派援军——紫竹林租界里虽然还有2500名八国联军，但天津的兵力是他们的3倍啊，租界联军又没有出动，你不把天津的军队调去支援大沽口干什么呢？
而接下来的一幕出乎所有人意料了：在细细考虑之后，裕禄不仅没有向大沽口派出一名援军，甚至连一名了解情况的侦察兵也没有派出！似乎要将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进行到底。
应该说，裕禄这种反常的决定，跟多年来清廷中一种很普遍的军事思想是有关的，那就是——重陆防，轻海防。大臣们似乎认为，海疆总是守不住的，只有“马上”的打仗，才是真正的打仗。所以鸦片战争60年以来，大臣们头脑里还没有“走向海洋”，朝廷也还没有“走向海洋”。
在裕禄看来，总督府所在的天津就是重心，而大沽口只是一个要塞，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天津（“力顾津郡”）。
而在裕禄更深层次的考虑里，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也恰恰才能掩盖他的失责，保住顶戴！竟然有如此不合常理的事情？不着急，我们先来继续了解天津方面的情况。
没有向大沽口派援军，此时的裕禄最紧张的就是租界联军会不会突然进犯天津，他希望将最多的兵力留在天津，就可以“威慑”租界联军不敢贸然出击。然而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租界联军并没有被天津的“重兵”给吓到，17日上午，在大沽口炮台已经被攻占的消息正式传到租界后，他们立即开始准备主动出击！
6月17日下午2时左右（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抢在清军行动之前，租界联军迅速行动，以租界联军里的英、德、意、奥兵为主，总人数100人左右（有的史料记载为90余人，有的记载为170余人），偷袭租界对岸的一所着名的军校——天津武备学堂。
联军之所以不放过这所军校，因为它不是一所普通的军校，校园里还有一座弹药库，储藏着大量的枪支弹药。几天前，为了安全起见，学校已经放假了，但仍然有90名学生勇敢地留下来保卫校园，他们并不知道危险已经临近。
偷袭小分队接近校园，终于被警戒的学生发现了，学生军迅速拿起准备好的武器，跑进教室，拉下窗帘，躲在黑暗处向外射击！联军竟然被打退。但他们随即推出重型武器——大炮。大炮朝着校园猛轰，在炮火的掩护下，联军重新发起了冲锋，这一次他们终于冲进了校园内，而英勇的学生也毫不畏惧，他们和洋人拼起了刺刀！
进攻竟然又一次被打退了。
联军终于恼怒了，他们原本以为对付一群学生军是很容易的，校园里的弹药库只等着他们去占领，没想到却要大费周章，一个歹毒的计划形成了：放火烧。
他们退出校园，包围校舍，然后在四周放火！学生军被困在火中，而校门已经被火力封锁，此时，大火烧到了弹药库，开始猛烈爆炸！
等到附近的直隶淮军赶过来时，他们被眼前惨烈的一幕惊呆了：校园被夷为平地，90名学生无一生还，废墟上只能够找到少量的残肢断体，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在大火和剧烈爆炸中化为了灰烬。
天津武备学堂是当年李鸿章创建的，主要为淮军培养基层指挥官，直隶淮军中的很多人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看到学弟们这惨不忍睹的一幕，他们立即找到了裕禄，要求立即开战，进攻租界！
此时的裕禄才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原以为把军队都留在天津，就能“保”天津平安，没想到租界联军却很快给了他致命一击。裕禄其实并不知道的是，即使是出于“保天津”的目的，他也应该在接到“照会”后第一时间派大军增援大沽口！
租界联军之所以敢离开租界主动攻击，正是因为他们得知大沽口炮台已经被占据了，大沽口方面很快就会向他们增援。所以他们才敢以绝对的劣势（这种劣势不仅是兵力对比，还有租界孤悬于天津）去冒险，这和当初“使馆卫队”得知西摩尔大军很快要进城，就主动开始“猎取拳民行动”是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在大沽口炮台被攻占之前，天津城绝对安全。而一旦炮台被攻占，天津真正的危险就来了。裕禄更加不会知道，在大沽口炮台被攻占之前，当他十分恐惧租界联军会不会贸然进犯天津时，反而是租界联军更加会恐惧他裕禄会不会向他们进攻，会不会把他们歼灭，或者挟持为人质——这正是当时租界里的领事极力反对大沽口联军进攻炮台所担忧的事情啊。
庸才啊庸才，怯战的裕禄同志，自然是不会捕捉到这些战机的，他不仅丧失了作战的先机，还丧失了作战的时机。现在，租界联军主动出击了，慈禧早在6月13日就叮嘱过他，一旦洋人从天津阑入北京，定拿他是问！那么还说什么，赶紧战吧！召集各军，进攻租界！
天津城里还有很多的拳民，之前裕禄是坚定的“剿匪”派，现在既然已经和洋人开战了，那么就不要“剿匪”了，联合他们一起去进攻租界啊——裕禄就这样成功地完成了对义和拳由“剿”到“抚”的转变。
此时聂士成也已经率武卫军前军赶来了，他是上过战场的。当然，在六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当时作为盛京将军的裕禄也是上过战场的，不过无论是战场全局眼光还是临战指挥来说，进攻租界的指挥应该非聂士成莫属，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军事将领，而裕禄同志本质上是个官僚，而且是个技术娴熟的官僚（后有明证）。但自从决定进攻租界后，裕禄好像突然硬气起来了：他要亲自指挥！
好吧，在裕禄的指挥下，各军先出动炮队在紫竹林三面高地布炮，居高临下，一齐怒轰，而租界里本来炮就少，加上清军使用的是进口的无烟火炮，对方找不到炮位，租界联军被炸得血肉横飞。一天之后，租界联军的伤亡就已经达110多人，他们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给那些厉害的无烟火炮起了一个更加厉害的外号——慈禧太后。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少挨点“慈禧太后”的炸，赶紧撤向大沽口。
可是想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裕禄同志一直在打炮，昼夜不停，特别是用炮火把租界各个出口封锁得严严实实，几次强冲无果，联军只好又退回租界，这次他们不冲了，改为挖洞——把防炮火的地下室挖得深一点，再深一点。
战场形势确实大大有利于清军，但聂士成很快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裕禄大人享受着打炮，他一直在打炮。
所谓“一直”，就是裕禄只使用炮兵，而没有让步兵和骑兵发起冲锋！聂士成立即建议裕禄在炮队继续打炮的同时，放手让步队和马队发起冲锋。
聂士成的建议是极为合理的。因为影响租界之战胜败的决定性因素其实除了战斗本身外，还有一群人——大沽口方向的八国联军，他们在攻占炮台后自然是要增援租界的。6月17日当天，大沽口方向的八国联军就开始沿着津沽铁路向租界进发，聂士成派出了武卫军前路统领周鼎臣部在军粮城一带建立防线阻截。
在敌方有外援的情况下，一般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进行“围点打援”，这个看上去不错，但实际上却行不通。
此时不仅大沽口的美军已经参战（租界里有美国领事，租界联军里也有美军，在租界之战打响后，他们和大清已经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国内的战争法案也已迅速通过），更重要的是，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各国军舰从海上增兵畅通无阻，援军只会越来越多，以天津现有的兵力对比，打不了援，只能尽可能地迟滞他们进入租界的时间。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聂士成的建议——应该趁着援军主力到达之前，向租界发起强攻，果断冲进租界，扣留租界里的洋人为人质，不仅大沽口联军不敢轻举妄动，以后各国从海上增援的部队也不敢轻举妄动，天津可保（这和后来慈禧在北京进攻使馆区试图扣留洋人为人质的想法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只有发动冲锋才能让天津的战局明朗，才能将战斗带入真正的高潮，把优势转化为胜利。
而裕禄同志似乎“怯战”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认为租界中洋人死伤还不大，而且他们也有炮，此时还不能发动冲锋，要保存军队的人数，保存实力，免得将来被动挨打。裕禄似乎也不太相信自己的军队竟然还能对着洋人冲上去，竟然还有能跟洋人拼刺刀的能力。在聂士成的坚持下，裕禄终于命令军队“冲锋”了，不过冲上去的是义和拳民，正规军仍然在后方优哉游哉地打炮。
大哥，您只打炮，不冲锋，没高潮，如何能解决战斗啊？
拳民没有有效武器，“冲锋”很轻易就被租界联军打退，而军粮城一带防线越来越吃紧，聂士成不得不亲自前往军粮城指挥阻截战，一直到6月20日，兵力越来越多的大沽口联军发动了多次进攻，然而始终没有突破聂士成防线。
但是对于租界这边的战斗，聂士成十分焦急，他知道留给裕禄攻进租界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此时不强攻，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强攻，战机稍纵即逝。而此时的裕禄仍然没有清醒过来，他在进行一件对他无比重要的事——写奏折。
是的，聂士成可以只从战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裕禄是天津的最高军政长官，是要向朝廷和慈禧报告的，接下来就要解决那个难题：如何把大沽口以及天津的这一切向慈禧报告。
如何汇报战况：裕禄写奏折的艺术
6月17日早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就已经感觉到了脑袋上的顶戴可能大事不妙，他在大沽口的防务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职，但裕禄虽然指挥战斗的能力一般，对处理这样的“危机”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多年的官场生涯已经使他明白：只要是做官，就难免出事故。但只要能将事故上报给领导（慈禧），就一定有补救的办法。
6月17日，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立即给慈禧发了第一道奏折——《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相信我们还记得，裕禄同志在这道奏折里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他只告诉慈禧：他收到了“杜士兰照会”，大沽口外的联军向罗荣光发最后通牒强索炮台，情形危急！然后他报告了一阵天津的兵力空虚，希望朝廷赶快派兵接应（“并请旨迅饬董福祥等统带所部，星夜来津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