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6月21日），慈禧将上谕昭告天下。这道上谕中提到了杜士兰，并说洋人是“诈谋”（“彼仗诈谋，我恃天理”），看来慈禧对于洋人没有履行“张杜约定”仍然是刻骨铭心啊。而上谕中也没有提到要跟大清交战的具体是哪些国家，而是采用了“远人”“彼等”这样的朝廷习惯性的用语（“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昭告天下，自然也不能漏了洋人，于是这道诏书也被送往了十一国公使馆——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所谓“慈禧主动向十一国宣战”！
事实上，慈禧只是“应战”，这道上谕也只是慈禧处理拳民进京和洋兵进京的众多上谕中的一个，是面向全国军民发出一个战争总动员令——由于西方国家进攻大清，大清不得不奋起反抗，而不是慈禧“脑袋一热，要灭了十一国”。而由于找不到足够宣战的理由，八国也一直在避免“宣战”（后详），他们和大清进行的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大家打得不可开交，但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宣战。
不过，令慈禧有点郁闷的是，这篇慷慨激昂的上谕刚刚发布不久，裕禄关于大沽口的第三封军报就来了，这次不再是“接仗获胜”，而是“奴才裕禄跪奏：为大沽接战失利、炮台被陷，请将防护不力之员治罪，并自请严议”——也就是说，大沽口炮台失陷了，并且早在6月17日就已经失陷！裕禄为何延迟到21日才报告，他又如何能躲开罪责？一切秘密即将揭晓。
对于慈禧来说，这个消息只是让她郁闷了一下，即使早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她也是不得不战的。战，有可能代价巨大，但是，不战，就要失去自己的一切，唯有战！
战争动员做完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义和拳。
政策很简单——联拳抗洋！噢，对了，从这一天，不应该再称他们为义和拳，而应该称“义和团”了！拳民也变成了团民！慈禧发布上谕，第一次在朝廷层面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义和团民不再是“匪”，而是“义民”，朝廷为他们拨出专项资金——粳米二万石、白银十万两，令拳民先去庄亲王载勋的府上登记注册，只有登记注册后的团民才可以称作“官团”，每天可领官钱1600文，否则便为“私团”，是没有银子领的。
有人说：“俺不在乎那1600文，也不想登记注册去受管制，但又想去混混义和团，可以吗？”当然可以，但大爷您真的不是“朝廷思维”，既然称你为“私团”，就说明你是不被官家承认的，不是被官家承认的，就方便官家将来对你进行清理打击！在以后的故事中，我们即将发现这个必然会成立的逻辑。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对于慈禧来说，她收编义和团，并不是心里已经放下了对团民的戒备和怀疑，慈禧最大的愿望是先逐渐掌控进入北京的团民，然后想办法令他们出北京，一是与洋人交战的天津前线需要这么多“精壮的汉子”；二是，几天前“求和”大臣无法出城的事件已经给了慈禧很大的警觉，即使收编之后，他们一时还是掌控在端王集团的手中，如果不能“用更大的手段去制住他们”（慈禧后来语），让他们在京津间有个“灭洋”的出口，仍然是对慈禧权力安全的极大威胁！
然而，慈禧的如意算盘注定要落空了，不说端王集团一定会把他们留在北京，就是没有端王集团的暗箱操作，他们也是不会离开京城的。
进入北京之后，他们所“灭”之“洋”，其实是清国人之“洋”，杀清国人中的教民、砸清国人的洋货，即使在突进内城后，也很快避开了使馆区的洋枪洋炮转而去烧教堂冤冤相报——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高喊“扶清灭洋”，但真正要让他们去离开京城这个舒服之地去前线杀敌，去往战场当炮灰，那是连门儿都没有！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队伍早已经不纯了，强盗、小偷、逃犯、流氓，三教九流，闲杂人等都混迹其中。对于一些人来说，加入义和团只是为了可以光明正大地抢劫，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免费上京城，免费混京城的途径。而队伍内部的分化和派别斗争也更加激烈，比如同为“义和团”，“乾字团”和“坎字团”是不同的，甚至来自不同地方的“团”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某部分人可能就很懂端王的意思，知道“灭洋”只是手段，废立才是终极目的，而另外部分的人就“很傻很天真”。
而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义和团毕竟已经被慈禧收编了，慈禧也可以对义和团发布命令，趁着朝廷刚刚开战，朝廷上下对洋人同仇敌忾之际，他们要加紧让团民“为我所用”，孤注一掷吧！趁乱杀掉光绪，一举完成废立！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也！
6月24日，大阿哥溥儁在宫内首先向光绪发难，称光绪帝为“鬼子徒弟”，“帝泣诉于太后”，溥儁就被慈禧臭骂了一顿。25日一大早，端王集团核心阵容集体出动：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贝勒载濂、贝勒载滢带上约60名团民，以寻找“二毛子”为名，闯入光绪临时住处宁寿宫门，大声呼喊“请皇帝出宫！”而身后的团民们一片喊杀之声，高呼：“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
端王集团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以前是造谣光绪被杀，现在他们要亲自来杀了！
刚刚起床的慈禧听到喊声，立即赶到宁寿宫，她亲自站在台阶上阻止，对着端王破口大骂，命人将一名团民首领就地正法！（“太后大怒，叱载漪等出，斩匪首一名于宫门外。”——《清史纪事本末》）
我还没死，你们就敢这样啊！等我死了你们还不得无法无天！这次先杀你们帮凶，如有下次，那就杀你们！不要逼急了我！
看来慈禧之前把光绪接到皇宫暂住，放到她眼皮底下亲自保护，还真是有先见之明，这一刻，她真的像个泼妇。
团民出不了城，又是卧榻之患，又不能让他们去使馆区“坏事”，那么只能让他们去干老本行——烧教堂，让他们去攻打北京城里的最后一座教堂——北堂。
慈禧发布命令，荣禄仍然亲率中军围困使馆区，但不再是“保护”，而是“进攻”，由董福祥后军一部协助，使馆区周边仍然要严禁其他军民靠近（慈禧仍然在留着她的“人质牌”），对于进攻北堂的义和团民，由端郡王的虎神营协助进攻。
精彩，精彩，这就是慈禧在决定开战后所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如何处理义和团以及使馆区问题。从这些决定来看，它们又充满着“慈禧特色”：步步为谋、稳打稳扎、长袖善舞、心机极深。事实上自从处理义和团运动事件以来，慈禧的一贯表现都是如此，对于军队的调动，对于官员的任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处处透着精明与圆活，手段不可谓不高超，权谋不可谓不精深，注意细节不可谓不完美，她甚至把权谋都已经用到洋大人身上了。
然而，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权谋高手慈禧也是处处焦头烂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天下朝廷！可以说，局势到了这个地步，跟端王集团的野心，奕匡、荣禄等人的自保，个别大臣的愚昧平庸不无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慈禧本人就是没有责任的。恰恰相反，作为朝廷最高统治者，她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此时局面的造成并不是慈禧力挽狂澜的结果，而是她不断犯错的结果。
现在，是时候来阶段性地总结一下慈禧之错的表现与根源了。
慈禧之误
慈禧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她虽然处处有奇招，但这样的奇招，都只是事务性的处理，只能说是临时性的见招拆招、被动防御，而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和长远的战略，更谈不上对某个战略进行坚持。从本质上说，她所有的招式如果拆开来看，都很高明，但如果联系到一起来看，又自相矛盾，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与和稀泥。
那么，一个权谋高手为何会犯一个如此明显和低级的错误？
这当然和慈禧本人有很大的关系，慈禧自己都说过，除了洋人，就没有她办不到的事儿，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洋人的蛮横，但另外一方面，如何面向“外面的世界”也正是慈禧的短板。慈禧对京城外的世界没有太多的兴趣，对国门外的世界更没有太多的兴趣，她认为自己只需要盯着紫禁城，盯着自己大权的那一亩三分地就行了，却不知道作为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她也需要对国际形势有很深的了解。她只知道她对洋人是怎么想的，却不知道如何去了解洋人对大清是怎么想的。她长于权谋而短于见识，从根本上说，她已经远远落后于她的这个时代。
洋务运动30多年后，为何一个最高统治者还停留在如此水准？
因为她是帝王，传承三千年的帝王。帝王在我们的历史上真是一个奇葩的职业。
从小的时候起，我热衷读史，遍翻《资治通鉴》，阅读《二十四史》，只为找出一个能让人真正佩服的大英雄作为偶像。但直到读史的时间不觉过去了几十年，曾经看书看到走路撞柱子，开车掉沟里，我也没能得偿所愿。
不是我眼光高，而是史实中的他们总有瑕疵，总会昏聩，总有那令人意想不到的低级错误，让人总感觉拿不出手。为什么他们往往前半生英雄，后半生昏庸？为什么往往是能治天下者皆不能治左右？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生而没有好的制度。说得搞笑一点，他们吃了当皇帝的亏，正是皇帝这项职业害苦了他们。
圣人、英雄、能人、好人，都是要以良好的制度为依托的，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的推力和助力。
再拿慈禧来说吧，不管她的计划如何周详，算计如何完美，那个用武力抵抗洋人的最佳时机，其实已经被她自己错过了。
这个时机就是，当第一批八国联军——“使馆卫队”非法、强行进京时，把他们看作是对一个国家的侵略，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号召军民保卫首都，在北京城墙上发起抵抗！就是这样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慈禧却把它搞得无比复杂，而原因也就是慈禧迫不得已，最高权力的周围，危机四伏。
看来，好的制度，就是让能人和好人去有机会、有条件而无后顾之忧地去履行他的责任，实现他的价值。就像一家之主对于家的责任，一国之“主”对于国的责任。而专制王朝的帝王们却只能有“朕即天下，朕即国家”的观念，推而广之，大臣、总督、巡抚、知县，又都只能把一权一地当作一己之私，国为私器，便会反过来灼伤这个国里的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
国不知有民，民便不知有国！
我曾经多次想用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概念，但每次写下来都不满意，直到我找到了福泽谕吉的版本。
在《劝学篇》里，福泽谕吉写道：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人只是那些少数的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其余的都当作了不闻不问的客人，在这种情形之下，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国内的事情还能勉强对付，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事，就不行了。那时候人民虽不致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会认为没有牺牲性命的价值，以致多数逃跑。结果这个国家虽有百万人口，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所以，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独立，国家便能独立。
国家，应该是构成这个国家的百姓们的每一个个人之梦汇聚而成的集体之梦！“一定要建立一个近代化国家”，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目的，也是与大清洋务运动的根本区别。大清有很多的外患，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入侵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她只有变成一个制定宪法，维护个人独立和自由，保障公平公正的“近代化国家”，侵略才会消失吧。
慈禧落后于这个时代，专制的皇权体制更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王朝的统治在国内行得通，在面向“外面的世界”之时就未必行得通。权谋所向披靡，精彩绝伦，但它的舞台也必然越来越小。
所以我知道我错了，在我们已然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的“偶像”绝不能也绝无必要去从那些“帝王”中去寻找，我们也绝无必要津津乐道于那些所谓帝王心术、高深权谋。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说起来他们都是“俱往矣”的英雄，但他们不是“输”在他们的个人，而是“输”在他们的时代，“输”在他们的制度环境，“输”在他们的起点，我们要为能够破除他们的制度环境而庆幸，我们要为我们能够有机会培养自己的“现代公民意识”而庆幸。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经历坎坷但仍能乐对生活的老人，对我说：“生活再艰难，没有关系，只要你记住：莫坏初心，莫忘初心。”
莫坏初心，莫忘初心。我相信我已经尽可能地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更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我相信我的初衷只是要让大家懂得那些真实的故事，懂得那些阴谋诡计。
因为懂得，所以轻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所以这一段我是必须要写出来的，在讲述接下来的战斗故事之前。
无论智慧有多深广，无论手段有多高超，正确的初衷才是真正强大的前提；
无论细节有多完美，如果你的方向错了，你的初衷不正，你就倒在了起跑线上。
这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最强大的力量，一是公，一是正，天下为公，人间至正，而这不只是道德的评判，更要有制度的保障。
